中國古代文論的一種觀念，是對文學作品中“文”與“道”關係的概括說法。文以明道的思想，早在戰國《荀子》中已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把“道”看作客觀事物的規律，又把儒傢的“聖人”看作客觀規律的體現者，總理天地萬物的樞紐，因此要求文以明“道”。漢代的揚雄則在《太玄·玄瑩》、《法言·吾子》等篇中，進一步提出瞭作者要遵循自然之道的問題，而最好體現自然之道的，他認為是儒傢的聖人及其經書，所以又把明道與“宗經”、“徵聖”聯繫起來。這些初步的明道道思想，給後來的劉勰以直接的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不僅設有《原道》篇，而且在其中更加明確地論述瞭文以明道的問題：“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強調“文”是用來闡明“道”的。
在唐代古文運動中，“文以明道”思想及實踐有特殊的意義。韓愈、柳宗元之“道”主要是先秦時期孔子的“仁義”思想和孟子的“仁政”的社會理想。在“道”與“文”的關系上，韓愈、柳宗元首先重視的是“道”。韓愈在《答李秀才書》中寫道：“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他認為學古人立言，必須先學其行仁義，加強儒傢思想文化修養：“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同時，他們對文學都有熱烈的愛好和深刻的理解。韓愈在《答陳生書》中明確說：“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辭。”就文學的發展、革新來說，韓愈在文與道的關系上突出“道”的價值，強調為文者精神人格建設的意義，有其現實的針對性。韓愈倡導古文，所針對的是駢文，而當時駢文的根本弱點不僅在於缺乏社會生活內容，更在於文章缺乏“自樹立”的人格獨立精神。韓愈、柳宗元提出的“修辭以明道”、“文以明道”，不僅僅是一般性的要求文學要有充實的內容，同時也是要求文章表現作者的獨立人格精神。從根本上說，韓愈對“明道”的倡導，正符合散文發展的審美要求。對此，郭紹虞認為：“固然，後人對於韓愈的評價，重在他的文，並不在他的道，但是韓愈在道的方面即使沒有特殊的成就，而就他強調‘道’、重視‘道’這一點講，正是古文運動成功的關鍵”（《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下編）。
宋代歐陽修和韓愈、柳宗元一樣重視“道”的意義。他的《答吳充秀才書》中言“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並認為“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再次強調道是根本，道勝則文至。但同時也主張“文與道俱”，反對因重道而輕文。
韓愈、柳宗元及歐陽修作為文學傢，重視的是“文”作為手段的豐富性、有效性。而兩宋的理學傢周敦頤、程頤等更為關註的是文作為手段的局限性。理學傢們不是重道輕文，就是將“文”與“道”對立起來。周敦頤是第一個明確標榜“文以載道”的人，他在《通書·文辭》中強調指出：“文所以載道也。”但他所說的“文以載道”與唐宋古文傢不同。他把“文”當作“道”的運載工具，“載道”如車載物，車是車，物是物。周敦頤在《通書·陋》中又說：“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矣。陋矣。”表現瞭他重道輕文的傾向。周敦頤之後，程顥、程頤將其重道輕文的主張，向更加片面的方向發展，甚至認為“作文害道”。朱熹則從道本體論出發，把“文”看作是“道”的派生物，他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又說：“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答呂伯恭》）朱熹主張“文”統一於“道”，“文從道出”，強調文學內容與形式實際上不可分，有其正確的一面。但朱熹以及整個宋代理學的“道”實際上源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加強專制制度的需要，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對文學往往起束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