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儒傢的“詩教”原則。語出《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儒傢詩教居六藝教育之首，《禮記》大約是漢儒的著述，這段話也未必是孔子的原話，但可以視為孔門的見解。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將“溫柔敦厚”釋為“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雲溫柔敦厚是詩教也。”這是就詩歌諷諫的特點來說的，體現瞭對作者寫作態度的要求。同時，《禮記正義》又說：“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這是就《詩經》的社會作用來說的，強調所有的詩歌既要溫柔敦厚，同時也要以禮義進行規范。其實質是強調下臣對君主、下級對上級進行諷諫時所采取的態度。詩可以怨，可以“怨刺上政”，但怨刺諷諫又必須要有分寸，必須懷抱正確的態度。這個分寸和態度就是“溫柔敦厚”，就是“發乎情，止於禮”，“怨而不怒”，“主文而譎諫”，就是隻允許委婉勸諷，而不能尖銳或直接地批判。後人對這一詩教原則多有解釋，但很少有人懷疑。直到清代王夫之在《薑齋詩話》中指出：“詩教雖雲溫厚，然光昭之志，無畏於天，無恤於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無所諱。”對溫柔敦厚的原則進行瞭批評。溫柔敦厚的原則對傳統文學的影響極大，後來時常引申為藝術創作的原則，例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提出的“柔厚”說，就是如此。既要求內容上深鬱厚篤，又要求藝術表現上蘊藉含蓄，婉言微辭，既不叫囂乖張，又不淺顯直露。中國傳統文學往往隱秀溫柔，采用比興寄托的手法，這一特色與儒傢詩教是緊密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