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近現代文獻中論述的有代表性的有關人口問題的基本觀點和主張。包括1949年以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各個階級的代表人物的人口思想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主要的人口理論觀點。中國近現代人口思想大都圍繞著人口過剩問題，分析、探討它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關係，並尋求解決的根本途徑。
地主階級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龔自珍認為，當時中國人口日多，特別是浮民、惰民日增，這是“衰世”的表現。為瞭解決人口過剩問題，他主主張實行“農宗”的受田制度，使人口不脫離土地，並恢復宗法關系的自然經濟；此外，還主張把浮民送到西北地區去墾荒。湯鵬（1801～1844）也認為當時患貧的主要原因是浮民太多。主張使浮民參加農業生產，並杜絕土地兼並，保護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地主階級頑固派的謀士汪士鐸(1814～1889)在《乙丙日記》中斷言人多是“世亂之由”。他認為“人多則窮”，就會鋌而走險以“為亂”；人多則素質劣，就會愚而作亂。他提出，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是減少人口，甚至要減去十之七八，最簡便的辦法是用死刑、連坐、族株等大量殺人。他已看到女多則生育人口多，主張減少女嬰，強迫貧民溺殺女嬰；還主張對傢有兩女或三子的加倍征收賦稅。他反對早婚，反對再婚，主張增加僧尼以減少婚配；並最先提出用冷藥避孕和鼓勵墮胎等辦法節制生育。
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張效法西方實現工業化以求富強，采用機器、興辦工商業和交通事業，來為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國後，改變瞭原有的“人多致貧”的觀點，認為西歐人口密度雖大於中國，但因能開辟生財之源，所以無人滿之患，主張學習西方善用機器的殖財養民之法。嚴復從物競天擇的觀點去理解T.R.馬爾薩斯人口論，認為中國人口量多質劣，難與西方抗衡，主張變法，提倡優生。他還把中國歷史上的治亂歸因於人口增減變動。梁啟超則批評瞭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說“人口之增加以幾何級數，實屬杜撰”，並指出它已成為西方列強推行殖民政策以維持其統治的論據。他認為早婚有五害：“害於養生”、“害於傳種”、“害於養蒙”、“害於修學”、“害於國計”(《禁早婚議》)。因此，他積極提倡晚婚，認為愈文明愈晚婚。
近代中國民主革命派和進步思想傢都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和“人多致亂”的觀點。孫中山曾痛斥馬爾薩斯人口論為亡國滅種的謬論，認為人口增減關系到民族的存亡，並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解決民生問題，增強政治力與經濟力以振興中華。廖仲愷認為在文明進步的國傢裡，人口和生活資料的比例關系正與馬爾薩斯的論斷相反，而且中國的問題不是“人滿之患”，而是“民窮財盡”，其根源在於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壟斷和對農民的剝削。李大釗也曾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認為它“助長戰爭之惡”而且充滿錯誤：一是與事實不符，二是忽視生產力是無限的，三是忽視文明之進步可與“土地報酬遞減之律”相抗，四是把戰爭說成是人口過剩的必然結果，潛滋人類“貧惰之根性”。
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學者也有人信奉馬爾薩斯人口論，陳長蘅曾主張“人多致貧”的觀點，斷言中國民貧的最大原因是“人民孳生太繁，地力有限，生育無限”，如果不節制生育，“則人口之增加恒速於財富之增加，雖實業興，財源辟，人民將貧困如故”（《中國人口論》）。他提倡實行晚婚節育，實現“時中的人口密度”。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闡明瞭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口問題的根源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在中國民主革命即將勝利之際，毛澤東批判瞭馬爾薩斯主義觀點，指出革命加生產就能解決中國人口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又指出：“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87頁），並且明確提出人口不能無計劃增長，必須實行計劃生育。當然，他對中國人口問題也有過一些不切實際的說法，這些說法曾一度被理解為人口愈多愈好。
在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可能存在人口問題，最先提出這個主張的是經濟學傢馬寅初。1955年他明確提出，中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有必要控制人口增長。1957年他發表的《新人口論》中指出，中國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慢，生產設備不足，人口增長和糧食增長、就業、發展教育事業、提高生活水平等形成一系列的矛盾；如果人口繼續無限制地增長，勢必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障礙。他認為解決上述矛盾的根本途徑是發展生產，同時控制人口增長和提高人口質量。然而，由於“左”的錯誤影響，馬寅初和一些主張控制人口增長的學者在當時曾受到瞭不應有的批判和打擊。直到1978年以後，人口研究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絕大多數人口學者都已認識到，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人類自身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之間必須相互適應，並保持適當的比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要求實行計劃生育，必須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質量，才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