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物學的原理、方法及成果研究人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的一門新興科學。它是一門多學科的邊緣學科，涉及生態學、心理生理學、醫學、生物化學、神經解剖學、心理藥理學、生物人類學、營養學和公共衛生等學科。
生物政治學的淵源可追溯至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斯多德等曾對生物因素對人的政治行為的影響作過探討。最早使用“生物政治學”一詞的是英國學者M.羅伯茨。他於1938年發表瞭《生物政治學：論生理學、病理論、社會與身體活動的政治學學》一書，把許多生物現象與人類的政治行為結合起來。但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當代意義上的生物政治學才正式萌生，其主要標志是美國一些政治學傢，如L.考德威爾、A.薩米特、P.科寧、G.舒伯特、R.馬斯特斯等，開始把生物政治學作為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來研究。其中考德威爾是當代第一位用生物學信息來進行政治現象研究和政治分析的政治學者；薩米特最早提出生命科學，斷定生態學和心理藥理學的新發展能影響政治學者對政治行為所作的判斷。他們的理論促進瞭生物學的發展。1970年，國際政治學會大會正式成立瞭“生物學與政治研究會”，1975年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政治學會大會的主題之一就是生物學與政治。1980年美國政治學會在華盛頓召開，一些政治學者發起並成立瞭政治與生物學協會。生物政治學提出，現代政治學者應切實地利用從生命科學到政治現象研究的各種變數，推動政治學研究向深層發展。
生物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人的政治行為。生物政治學認為，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復雜造物，具有生物學的意義，人類的政治行為不僅具有理性的特點，而且往往受到各種生物因素的影響和牽制。還認為，政治學不註重研究人類政治行為的生物學特征，隻把人作為政治單位或政治體系中的因素加以研究，有悖於“人本主義”的原理，隻有把人視為一個生物學的整體，才能使政治學中原有的人本主義體現出來。通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人類的政治行為。生物政治學認為，人的遺傳差異也會造成人的政治行為的不同，生物因素決定或影響政治系統、政治權力、政治傑出人物、國際關系等政治現象。生物政治學研究的主要課題有：①遺傳差異與政治體系；②政治權威與人的生物本能；③生物因素對政治體系的特殊影響；④生物政治學和政治精英；⑤國際關系。
生物政治學仍處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雖然提出瞭許多有啟發的觀點，也作瞭一些可以進一步探討的研究，但它過分註重用純生物特性的研究來解釋人類的政治行為，忽視環境、社會以及人類理性對人的政治行為的作用，這是生物政治學的弱點。不少學者認為應當進行更基本的研究，進行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以便最後建立一門鞏固的生物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