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中國西漢政治思想傢、哲學傢、今文經學傢。廣川(今河北棗強廣川鎮)人，以研究《公羊春秋》著名。漢景帝時任博士。漢武帝元光元年（西元前134），下詔選“賢良之士”，他應詔對策，並建議“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採納。曾任易易王劉非的國相。元朔四年（公元前125），任膠西王劉端的國相。後因講說災異，觸犯武帝，被撤職下獄。不久獲釋，晚年居傢著述，此時仍受武帝尊重，朝廷如有大議，常派人到傢中請教。現存著作有《春秋繁露》，在《漢書·董仲舒傳》中記有他的《舉賢良對策》。
基本政治思想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以儒傢學說為骨幹，兼收陰陽傢、道傢和法傢的思想。他的政治哲學是為鞏固當時統一的封建大帝國服務的，他強調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在世界觀上，他提出“天人相與”的理論，認為天和人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創造瞭人，人要按照天的意志行動，即所謂“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於天”，“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春秋繁露·為人者天》）。他認為天有暖、暑、清、寒四種氣候，與之相對應，人間有慶、賞、刑、罰四種政令。“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春秋繁露·四時之副》）。
從“天人相與”的神學目的論出發，董仲舒認為君權是神授的。他說：“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三代改制質文》)又說：“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皇帝是天之子，是奉天的命令來統治人世的。皇帝處於最尊貴的地位，掌握著生殺大權，人民應該無條件地忠於他們。但董仲舒又恐君權太大，危害社會，因而臆造瞭陰陽災異之說警告皇帝。指出皇帝如果不行仁政便會受到天的譴責，小則降災，如旱災、水災之類，大則出現怪異，如山崩地震之類，以示警告。經過災異的警告仍不悔改，大難便要來臨。
董仲舒吸取陰陽傢學說加以牽強附會，臆造出陽尊陰卑論，並由此推出三綱五常說。董仲舒指出，陽是天之德，陰是天之刑。陽氣溫暖，陰氣寒冷；陽氣是給予，陰氣是奪取；陽氣寬厚，陰氣嚴厲；陽氣喜愛，陰氣厭惡；陽氣主生，陰氣主殺……。由此可知天貴陽而賤陰。董仲舒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關系是按照陰陽之道安排的。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他認為“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春秋繁露·基義》），他把人世間的封建倫理關系和政治關系神聖化。為瞭調整君臣、父子、夫婦的關系，董仲舒強調“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漢書·董仲舒傳》）。經過董仲舒的闡發，三綱五常的政治倫理學說構成瞭完備的體系，它統治中國社會幾千年之久。
董仲舒師承儒傢學說，主張以德治國，以刑輔之。他認為天任德不任刑，治國應以教化為主，通過教化使民眾逐漸習慣於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范。他主張賞罰分明，提倡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大者賞大，罪大者罰重。他警告統治者要重民愛民，並提倡“什一之稅”，主張“不奪民時”，宣傳“使民歲不過三日”，等等。他反對秦王朝“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同前）的暴政。
在經濟政策上，他主張相對平均，反對大貧大富，主張小貧小富。董仲舒認為“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春秋繁露·度制》）。
影響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適應鞏固統一封建國傢的需要，為漢武帝所接受，在當時起瞭一定的作用。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特別是他的“三綱五常”說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毛澤東指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瞭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1頁）。董仲舒是這“四大繩索”的理論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