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溫病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中醫學術流派。溫病是對應於傷寒而言的一類外感急性熱病，其病因病機與傷寒迥異。溫病可見於《難經·五十八難》：“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這裏所指溫病是多種外感熱病中的一種，不完全等同於後世所說的溫病。宋代以前，關於溫病的證治是在傷寒學說中研究闡發的。後世所稱溫病，指的是起病較急，熱象較盛，傳變較快，容易化燥傷陰的外感熱病，是風溫、溫熱、溫疫、溫毒、冬溫、暑溫、伏暑、濕溫、溫瘧、秋燥、伏氣溫病等多種病證的統統稱。
自晉唐以迄兩宋金元時期，有關溫病的臨床證治，尚處於積累經驗的階段，對溫病的理論研究，則依附於傷寒、河間等學派的學說之中。晉代王叔和編次的《傷寒論》，已提到伏氣溫病的概念，梁代陶弘景編撰的《肘後百一方》亦載有“傷寒、時氣、溫疫三名同一種耳……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註，名為溫病”。指出瞭溫病病因及可傳染性。唐代孫思邈《千金翼方》“傷寒雜治方”中，兼收有時行病毒、傷寒熱毒、碗豆瘡等。在治則及用藥傾向方面，晉唐醫籍如《肘後方》、《小品方》、《深師方》、《千金方》等論治溫病，已多用寒涼藥物如梔子、黃芩、知母、玄參、石膏等，並體現出清熱解毒，滋陰生津等多種治則。宋代傷寒學派的名醫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中提出溫病雖與六經有關，卻不可“一例作傷寒看”。此外，還有一些醫傢也或多或少地認識到溫病與傷寒的差別，但由於經驗積累的不足和理論上的認識還不夠深入，因此一直未形成系統的獨立的學說。
金元時期的河間學派在溫病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劉河間倡“熱病隻能作熱治，不能從寒醫”之說，其門人馬宗素《傷寒醫鑒》、鎦洪《傷寒心要》、常德《傷寒正統》對此大加闡揚，認為治熱之法惟表裡二途，力主寒涼藥物發表攻裡的優點，從而形成“寒涼派”。此後元末明初王履《傷寒溯洄集》中，亦提到溫病“感天地惡毒之氣”，“溫暑及時行寒疫、溫瘧、風溫、溫毒、溫疫等，決不可以傷寒六經諸病通治”。此時對外感熱病診治通行的說法是：“外感宗仲景，熱病用河間”，表明外感傷寒和溫熱病的治療已逐漸分離。事實上河間學派是溫病學派的先驅。
明代末年，溫熱病流行，諸醫用傷寒治法不效，這醫學上的新問題促進瞭溫病學說在理論上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吳又可在實踐基礎上，指出當時流行的是溫疫，而非傷寒；按疫施治，大獲奇效。於是他撰成《溫疫論》，提出溫疫是一種“異氣”（即戾氣）所感。他對戾氣所入之門（口鼻）、所受之處（客居膜原）及特殊的傳變途徑均有論述。他主張溫疫與傷寒應嚴格區分，治法當以疏利（疏達膜原）和分消（祛邪逐穢）為要務，還提出溫病下不厭早，汗不厭遲，總宜顧存津液為原則。這些主張均給後世溫病學傢以很大的啟發。此後清初的戴天章，以吳又可之源為基礎，詳言溫疫病狀，以分辨氣、色、舌、神、脈等諸方面來區別溫疫與傷寒，其治法則有汗、下、清、和、補五法。乾隆之際，瘟疫又復流行，當時餘師愚認為溫疫乃運氣之淫熱，內入於胃，敷佈於十二經所致。因此他創制清瘟敗毒飲，重用石膏，瀉諸經表裡之火，對斑疹的辨析亦頗詳明。這一時期，研究溫病的學者逐漸增多，學者們對溫熱病的病因、癥狀已有一定的認識，但在其病機理論上則未能統一，還缺乏更明晰的研究。
清代中葉以後，醫傢對溫病治法有進一步的提高。其中核心人物有葉天士、薛雪、吳鞠通、王孟英等。臨床大師葉天士提出，新感溫邪，上受犯肺，逆傳心包。又提出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他把溫邪進入人體的病理過程分為衛、氣、營、血四個階段。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邪在衛，可汗解，在氣乃可清氣；初入營分，還須清氣透營，即入血分，方可涼血散血等一系列辨治溫病的見解。他的言論反映在由其弟子整理的《溫熱論》中。衛氣營血的辨證體系從此確立。此外，葉氏在察舌、驗齒、辨斑疹白㾦等方面也有許多卓見。與葉氏同時的薛雪，對溫熱病之一的濕病，在病因、病機、病證、治法等方面亦有專題系統認識，進一步完善瞭溫病學說。
此後對溫病學說發展作出貢獻的還有吳鞠通、王孟英等。吳鞠通在深研葉天士醫案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心得，寫成《溫病條辨》，為系統論溫熱證治之始。他按溫熱病的傳變情況，自上而下地劃分為上焦、中焦、下焦三個階段，建立瞭三焦辨證綱領。三焦辨證實質上結合瞭臟腑來討論的病位、病勢，揭示瞭溫病病程中臟腑病機之間的聯系和影響。他將清絡、清營、育陰三法作為治溫病的大法，總結出瞭桑菊飲、銀翹散等一系列與治法相適應的名方，從而確立瞭溫熱學說包括病因、病機、診斷、治療的理論體系。王孟英對溫熱學說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溫熱經緯》一書中。此書匯集溫病名傢學說最多，以《內經》、《傷寒論》為經，葉天士，薛雪諸傢論說為緯，又廣征清代溫病學傢之論，附以王氏自傢評議，淹貫各傢之長，不抱門戶之見，對溫熱學說的總結及普及起瞭較大的作用。溫病的研究至此已進入瞭成熟時期。後世一般將明清對溫病研究卓有貢獻的醫傢歸於溫病學派。
溫病學派的業績在於他們填補瞭中國醫學理論體系的一塊空白。他們在與各種傳染病作鬥爭的醫療實踐中，出色地從原有的傷寒學說中脫胎出來，就溫病的病因病機及診治規律予以探討，取得瞭突破性的進展，建立瞭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等新的辨證體系，並發展瞭舌診等一系列診斷方法，創設瞭大量的有效方劑。溫病學派的形成，是中國醫學在封建社會末期的最重大的進展和最輝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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