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戶籍制度中的一類戶口，與主戶相對而言，泛指非土著的住戶。它不是一個統一的階級或階層，其中包括有地主、自耕農、城市小商販、無業遊民。
唐 唐玄宗以前沒有客戶這一名稱，但背井離鄉逃往外地的人，兩漢以來歷代常有記載，通常稱為“流庸”、“流民”、“逃戶”、“浮戶”、“浮浪人”、“浮客”、“浮寄人戶”等等，他們基本上都是勞動人民。顏師古解釋漢代的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杜杜佑認為隋代的浮客，“謂避公稅依強豪作佃傢”。可見長期以來不少逃亡人民在外地當雇工或佃農，唐代也同樣如此。“或因人而止，或傭力自資”、“傭假取給，浮窳求生”，就是指的雇傭和佃作勞動。玄宗開元時，正式出現客戶稱呼以後，“浮人”、“浮客”等在社會上也仍然沒有根絕。
唐代社會上有為數不少的寄莊、寄住戶，離開本地在異鄉設置田莊，他們是地主。但勞動人民在唐代客戶中居大多數，他們或逃往寬鄉墾殖荒地；或在外地買到小塊田業進行耕作。唐政府將他們一律收為編戶，唐玄宗統治時，凡是逃戶墾殖的地區都就地設立州縣，在華北、特別是在江南，不少州縣是由逃戶所聚而設置的。所有這些被改編為百姓的客戶，大多是擁有少量田產的小農。
武則天統治末年，曾派十道使“括天下亡戶”，開創瞭唐玄宗開元九年至十二年(721～724)宇文融出使括戶的先例。不過，武周時括戶準許在一定條件下“聽於所在隸名，即編為戶”，逃戶在客居地方固然不乏佃農或雇農，但被收編的逃戶主要不是他們。宇文融主持的括戶是和括田同時進行的。開元十二年括出客戶八十餘萬和相稱的田地。有的地方官追求逃戶括出的數量，甚至把原有土戶也作為客戶。過去括到逃戶，附籍即是編戶，這時出現瞭附籍客戶。括出的新附客戶，“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所稱輕稅是每丁交納一千五百文，按時價計算，客戶每丁要一次交納相當於租庸調兩年的總量，實際負擔並不輕。開元十八年，六年優免期滿，按照規定，所有客戶應當與當地百姓一樣承擔課役。當時裴耀卿上疏認為，“若全征課稅，目擊未堪”，因此他建議予以分別對待，寬鄉地區組織客戶佃耕官府閑田成為營田民。人多地少的狹鄉可將客戶移往地多人少的寬鄉。在他提此建議之前兩年，朝廷已下令，諸州客戶有情願去緣邊州府開墾的一律給予土地，裴耀卿再次提出類似建議，反映遷徙客戶去寬鄉實際難以執行。事實上裴耀卿建議後也沒有執行。但由此可以看出，開元中括出的客戶多數仍是具有少量土地的貧困下戶。天寶十一載(752)詔書指出那些“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傢”廣置莊田，他們“別停客戶，使其佃食”，即招留客戶當佃農。可見也有不少客戶充當瞭莊田上的佃農。
安史之亂後，代宗寶應元年(762)命令所有在當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戶“自貼買得田地有農桑者，無問於莊蔭傢住及自造屋舍”，一律編附當地戶籍，賦役負擔比照原來居民（即土戶）減半。代宗大歷四年(769)改訂戶稅敕，“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戶”一律分兩等收稅，有產“浮客”要分等交稅。兩次頒佈的詔書發展瞭開元時稅及客戶的精神，成為十年後兩稅法對有產客戶與土戶同樣分等納稅的前奏。
德宗建中初實施兩稅法，明確規定“戶無土客，以見（現）居為簿”，納稅多少，“以貧富為差”，當時全國土戶約一百八十萬，客戶約一百三十萬。客戶和土戶同樣要按資產多少分等交納兩稅。至於無產客戶（佃客、雇客）雖然繼續存在，因為不是兩稅戶，一般沒有正式編入國傢戶籍。
兩稅法創始時的“土客”乃是土著戶和客籍戶之分，有的史書記為“主客”。主戶按唐律規定都有田宅（法令上，均田制下的編戶都是有產戶），客戶是逃亡他鄉的客籍戶。兩稅法後交納兩稅的客戶實際上已經成為主戶。但由於賦役嚴重，社會上仍不斷產生新的浮逃客戶，唐文宗詔令規定地方官新舊交替時，“仍須分明具見在土客戶交付後人”，說明土戶和客戶實際是長期並存。
唐代社會存在的逃戶多數是貧困戶。唐高宗、武則天以來，隨著土地兼並的迅速發展，廣占田地的地主官僚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從事生產。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歷史上早已存在的租佃制成為最通常的生產組織形式。玄宗詔書說他們“別停客戶，使其佃食”，“遠近皆然，因循亦久”，充分說明開元天寶時客戶佃食制已有瞭明顯的發展。兩稅法實施後，唐政府不再限制土地兼並，於是土地日益集中。唐朝末年，有人上書指出，民有“五去”，其中包括瞭“勢力侵奪”和“降人為客”，可見逃戶充當佃食客戶是普遍的現象。中唐以後，隨著佃食隊伍的日趨擴大，唐代客戶長期存在的客籍戶含義已經一步步趨於消失，過去的土客連稱逐漸演變為有田產的一方為主戶（包括自耕農和地主），沒有田產的另一方為客戶。自五代時開始，逐漸出現瞭主客對稱。
宋 凡屬無常產者，都劃為客戶。客戶絕大多數是佃戶，也稱佃客、地客、火佃、小客、小火、旁戶等，除一部分居於城郭市鎮的城市貧民稱坊郭客戶外，絕大多數散居農村，賃人之廬，居人之地，佃人之田以謀生。客戶雖與部分三等戶、四、五等戶都屬農民階級，但它卻是這個階級的最低層(見戶等制)。據宋代戶口統計，客戶在總人口中的比數是變動不居的，北宋初年約占百分之四十，以後逐年下降，到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下降到最低點，為百分之三十點四，以後逐步回升，到南宋紹興末年回升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宋代客戶自宋初即已登錄在國傢版籍上，具有國傢編戶齊民的意義。這與前代“皆註傢籍”的部曲、客戶已經有所不同。在法律上，客戶地位也有所提高，客戶被主人傷害致死，即使主傢是官戶，也要科罪判刑。客戶同主戶的依附關系，則因地而異。在夔州路，客戶不能離開主人而他遷，隨土地的買賣而轉移，謂之“隨田佃客”，客戶及其妻女都要遭到主人的奴役，客戶身死，其妻亦不能自由改嫁，客戶同主人具有較為強固的人身依附關系。客戶不但遭受主人的奴役，同時還要承擔主人轉嫁來的官府的“租庸調斂”，負擔極為沉重。在實行封建租佃制的廣大地區，客戶同主人結成瞭封建的契約關系。客戶按契約向主人納租，秋收完畢可以離開主人他去，在有的地區農隙之時還可為他人雇傭，從事販運等項活動。客戶向主戶繳納的地租以產品為主，這種產品租有三七分制、四六分制和對分制，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對分制。在生產發達的太湖流域，定額地租有瞭相當大的發展。宋代客戶已經發生瞭明顯的分化，其中少數有瞭一塊田園，有的上升為主戶，有的發展成為佃富農，有的去做商販，並且成為富商。宋以後，人們一般將非土著居民稱為客戶或“流移客戶”，但客戶不列在政府的戶口統計中。
參考書目
張澤咸：《唐代的客戶》，《歷史論叢》第1輯，中華書局，北京，1964。
張澤咸：《再論唐代的客戶》，《中國古代史論叢》第3輯，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2。
陳樂素：《主客戶對稱與北宋戶部的戶口統計》，《求是集》第2集，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1984。
漆俠：《論等貴賤、均貧富》，《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1期。
漆俠：《宋代以川陜路為中心的莊園農奴制》，《求實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柳田節子：《宋元鄉村制の研究》，日本創文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