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475年到前221年秦統一以前的中國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各國混戰不休，故前人稱之為戰國。但前人也把春秋、戰國合稱東周，還有稱戰國為列國或六國者。戰國始於何年，過去有不同的劃分法。《史記》的《六國表》定在周元王元年（前475），而《資治通鑒》則以西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傢分晉作為戰國開端。前403年似失之稍晚，故現在已很少有人採用這一劃分標準。
戰國和春秋一樣，全國仍處於分裂割據狀態，但趨勢是通過兼併戰爭而逐步走向統統一。春秋時全國共有一百多國，經過不斷兼並，到戰國初年，隻剩下十幾國。大國有秦、楚、韓、趙、魏、齊、燕七國，即有名的“戰國七雄”。除七雄外，越在戰國初也稱雄一時，但不久即走向衰亡。小國有周、宋、衛、中山、魯、滕、鄒、費等，後來都先後被七國所吞並。與七雄相毗鄰的還有不少少數民族，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樓煩、東胡、匈奴、儀渠，南面有巴蜀和閩、越[ID=yue_chunqiu]，至秦統一，已多與漢民族融合。
七國的疆域情況是：秦占有今陜西及甘肅之東南部，以後漸進到今四川、山西、河南。都城最初在雍（今陜西鳳翔），最後遷咸陽。韓的國土是七國中最小者，今晉東南及豫中、豫西部都屬韓地，都城在平陽（今山西臨汾），後遷鄭（今河南新鄭）。趙占有今山西的中部、北部以及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後拓地至今內蒙古南部的黃河兩岸，都城在邯鄲。魏占有今晉南及豫北和豫中偏東一帶，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縣），後遷大梁（今河南開封）。齊占有今山東北部及河北東南的一部分，都城在臨淄。楚占有今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蘇、浙江和山東的一部分，都城在郢（今湖北江陵），後遷於陳（今河南淮陽）、壽春（今安徽壽縣）等地。燕占有今河北北部及遼南一帶，後又占有今遼東和內蒙古、吉林的一部分，都城在薊（今北京），其下都在今河北易縣。
司馬遷因當時缺乏完整的戰國史專著，故《史記》隻能根據保存在《戰國策》、《世本》等書中的原始材料寫成有關戰國史的紀傳和世傢。銀雀山、馬王堆、雲夢等地所出土的竹簡和帛書，以及各種器物上的銘記材料，都有許多重要的史料，可訂正或補充《史記》等書。
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革
從春秋晚期到戰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又和生產工具、技術的改進以及生產者勞動積極性的提高有密切關系。
生產工具方面所出現的革命性變革，主要是鐵器的出現和廣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經有瞭鐵器，但不普及。進入戰國後，無論農業還是手工業，都已離不開鐵工具。在《孟子》書裡已提到鐵耕。《管子》則以為：農夫必須有鐵制的耒、耜、銚，女工必須有針和刀，制車工必須有斤、鋸、錐、鑿。否則他們就不能成其事。據現在所知，河南、陜西、山西、山東、河北、遼寧、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過戰國鐵工具，可見當時使用鐵器的區域異常廣闊。而且鐵工具的類型也多種多樣，如有鋤、臿、鐮、銍等農具，也有斧、錛、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種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樣的差異。在青銅器時代，銅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並存。到戰國時，不僅木、石工具漸漸消失，就是青銅工具也日益減少。銳利而堅固的鐵工具大量地使用於農業和手工業，大大提高瞭工作效率。（見彩圖）
戰國時期的鐵犁頭 河南輝縣出土
戰國時期的鐵鐮刀 浙江紹興出土
鐵工具 河北易縣燕下都22號墓遺址出土
鐵工具 河北易縣燕下都22號墓遺址出土
戰國時井田制瓦解，田地不再由各傢共耕，魏國有“行田”之制，即將土地分成小塊，每傢農民可受地百畝。其他各國也如此，除百畝之田，還有小塊宅圃之地。小農對田地雖無所有權而隻有使用權，但耕作是由五口之傢的小農所獨力完成，國傢每年按其產量征收十一之稅，故耕作可以多收多得，農民對種田有很大的積極性。另外，社會上出現瞭具有獨立經濟地位的手工業者和商人，其中有些人因經營得法而發財致富。總之，戰國時期，因為農業、手工業中個體經營的加強，促使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經濟很快繁榮起來。
農業 戰國時期，農具和耕作技術都有改進和提高。農具仍以耒、臿為主，但不同於過去者是在木制的耒、臿上套上瞭鐵口。其他如鋤、鏟、鐮等也都是鐵制的，在長江流域仍以青銅工具為多，但類型也多於以往。各地都大大改變瞭長期以來以木、石、骨、蚌來制作工具的局面。雲夢秦律中有“田牛”和“其以牛田”的記載，表明耕作中已使用牛，有關牛耕的具體情況在文獻中記載極少，表明牛耕並不普遍。
鐵農具使用的結果，既增強瞭開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積增多，從而為社會提供更多的農產品，又可深耕。《孟子》、《韓非子》有“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的說法，是當時普遍推行深耕的確證。《莊子》說：“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耰是除草和松土，若使耰和深耕配合起來，種出的谷物，不僅顆粒飽滿，而且結實也更多。《呂氏春秋》說深耕的另一好處是：“大草不生，又無螟蜮。”即可減輕草害和蟲害。由於深耕的好處甚多，所以受到人們普遍重視。
施肥也有很大發展。《荀子》說：“多糞肥田，是夫眾庶之事。”並認為田肥，就可多收谷實。“糞”，是指以水漚草或焚草為灰。當時農民於夏末芟刈雜草，俟其幹後縱火以焚之，經過大雨，使田地既不長草，又起到施肥的作用。又有施種肥之法。據《周禮》記載，用不同獸骨之汁浸泡各種種子，能使作物生長得更好。
人們對人工灌溉也很重視。《莊子》中說當時有一種名為桔槔的工具，利用杠桿原理以汲水。對於小面積的灌溉頗為方便。田間則普遍修建灌溉的溝渠和水閘或堤防，以便蓄水和排水，保證農田不受旱澇之災。另外還有大規模的人工河道或其他水利工程。魏在惠王時，曾開大溝，引黃河之水入圃田澤（今河南中牟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魏襄王時，鄴（今河北臨漳）令史起，開渠引漳水灌溉鄴一帶的田地，使鹽堿地變為良田。秦昭王時，蜀郡將李冰在今四川灌縣修都江堰，解除瞭岷江的水害，並使成都大平原獲得灌溉和航運之利（見彩圖）。
四川灌縣都江堰水利工程 始鑿於戰國初期，秦昭王(約公元前280年)時期基本完成
戰國末年，秦用韓水工鄭國，在關中開渠以溝通涇、洛二水，即有名的鄭國渠，渠兩岸的“澤鹵之地”四萬餘頃，變成“收皆畝一鐘”的良田，關中成為沃野，秦因此更加富足。這類大規模的工程，改變瞭某些地區的經濟面貌。
隨著農業經驗的豐富，出現瞭一些有關農學的著作，如《管子》的《地員篇》就記錄瞭許多有關辨認土壤的知識，並指出應根據土壤的情況種植適當的作物。《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是戰國末農學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書中對整地保墑、間種、行種以及通風日照對作物生長的作用，適時收割的重要性等，都有精當的論述。可見當時農業正朝著精耕細作的方向發展。
農業的發達，使產量有所提高。據李悝的估計，魏國一百畝田平常年景可收一百五十石，如遇大豐收可達三百石或六百石。《孟子》說：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田，上者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呂氏春秋》也說“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而不可以損”。這些話表明，當時五口之傢耕田百畝，其收成除供其傢庭消費外，還能養活多少不等的非農業人口，為社會上提供較過去更多的一些剩餘產品，從而加強瞭農業和手工業、勞心和勞力之間的分工。這是戰國時期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重要物質條件。
手工業 冶鐵是一種新興的金屬冶鑄業。最初大約始於春秋末，到戰國時有瞭很大的進展。《山海經》中提到“天下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敘述某山的各種資源時，常有“其陽多銅，其陰多鐵”的話。反映出人們對鐵礦資源情況的瞭解已很充分。《管子》還說：“上有赭者，下有鐵”，則當時人已掌握通過辨認礦苗來找礦的方法。
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地出土瞭大量的戰國鐵器。其中以農具、手工工具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還發現有鑄造鐵器所用的鐵質或泥質的范。根據對出土鐵器化驗結果得知，當時從塊煉法煉制出一種質地較軟的鐵，但也能將其加工冶煉成堅硬的生鐵。由於生鐵性脆，時人乃用柔化技術使其變成韌性鑄鐵。冶工還掌握瞭將塊煉法得到的鐵滲炭成鋼的技藝。在戰國幾百年間，能從較原始的塊煉法進入到冶鑄生鐵和煉鐵為鋼的冶鑄方法，技術進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國冶鐵技術在當時世界上已居於領先地位。
冶銅業在戰國手工業中仍占據頗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銅綠山，發現一處屬於春秋到戰國時期的銅礦遺址，礦井深達五十米，井下有縱橫交錯的巷道，為瞭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設木制的支架。礦工用青銅或鐵制的工具開采礦石，用木轆轤作為提取礦石的工具。據今人的估計，當時在連續幾個世紀中，開采的礦石可達十萬噸左右，從這一遺址的情況來看，當時開采銅礦已具有較大的規模，開采技術也較為先進。
銅除瞭鑄造禮器、樂器之外，還要鑄作錢幣、符節、璽印、量器等物，社會對銅的需求量很大，故銅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據《周禮·考工記》，當時有所謂“鐘鼎、斧斤、戈戟、 大刃、 削殺矢、鑒燧”這樣的“六齊”。“齊”指銅、錫的比例。“六齊”即按六類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銅、錫比例。為瞭更好裝飾銅器表面，在銅器表面刻出細槽，再將金、銀絲嵌入，形成美觀的圖案花紋。器物銘文也可采用此法。這就是所謂的錯金銀，銅器經過這種加工之後，具有更大的藝術魅力。
鐵胄（正面）
鐵胄（背面）河北易縣燕下都出土
絲麻織物的生產也頗為發達。東方的齊國就以多“文采佈帛”而著名當時。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織品中，有很細的麻佈，每平方厘米有經線二十八支，緯線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數量很多的絲織品，保存較好，尤屬罕見，其中包括絹、羅、紗、錦等不同品種，以絹的數量為最多。絹每平方厘米有經線五十支，緯線三十支。最細密的，經線達一百五十八支，緯線達七十支。絹被染成紅、黑、紫、黃、褐等顏色。羅、紗是屬於質地稀薄的絲織物。這批織物中最珍貴的錦，是用提花機織出的質地較厚的絲織品，上面有五彩的動物或人物花紋，表明當時已有構造復雜的紡織機，織匠則掌握瞭難度較高的紡織技巧。出土品中還有不少的刺繡。繡的方法分平繡、鎖繡兩種，繡於羅或絹上，繡出色彩絢麗的龍、鳳、虎等圖案花紋。從上述遺物看出，戰國時絲織品生產方面，無論是紡織、染色或是提花、手繡，都達到較高的技術水平。
戰國手工業，一部分為官府經營，一部分屬民營。官府手工業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戰國時不過繼其餘緒而已，但在經營的門類、規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發展。象新出現的冶鐵業，也是官府工業中所不可缺少者。當時官府除生產和國計民生關系密切的鹽、鐵、錢幣之外，還旁及於漆器、陶器、紡織和金銀玉石等領域。
漆座屏 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民營手工業約開始於春秋末，進入戰國後獲得很大發展。鹽、鐵等重要門類中，有不少民營作坊。如魏的猗頓以經營河東池鹽而著名，經營冶鐵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趙的卓氏、郭縱，都以冶鐵而致富，史稱孔氏“傢致富數千金”，郭縱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經營其他礦產者，如秦的巴寡婦清，其先世就擁有出產丹砂的礦山，故能“擅其利數世”。官府作坊的產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費，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營則不然，其產品主要是供銷售。因而民營手工業的發達，可為市場提供更多的商品，對商業交換的興盛起到重要作用。
商業 農業、手工業分工的加強，促進瞭產品交換的發達。當時手工業者不耕田能得到糧食；農夫不從事手工業，也能得到佈帛和陶器、鐵器。
交換的頻繁使許多物品都進入市場而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荀子》說當時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翮、齒革、丹幹，東方的織物和魚、鹽，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現於中原的市場之上。商業有一種巨大的吸引力，可以把出產在遙遠地方的特產集中在一起。《史記》的《貨殖列傳》開列出市場上名目繁多的商品名稱，從農產品、手工業產品到礦產品、畜牧產品等物，幾乎是應有盡有。據雲夢秦律，可知秦國從粟、麻、絲、牛、羊、豚、雞、魚到脂、膠、筋、角以及銅器、鐵器，都是可以買賣的商品。甚至有的不動產如房舍、園圃也開始商品化，土地買賣開始出現，但不普遍。在商品浪潮的沖擊下，人也轉化成一種特殊商品。如《史記》在說到馬、牛、羊這類牲口的同時，還提到“僮手指千”。
為瞭適應商業交換的需要，金屬鑄幣開始大量使用。大約在春秋末年，晉、周等國已有青銅空首佈流通於市場，以後變為小型平首佈，三晉和燕都鑄造這種小佈。而燕、齊兩國以銅刀幣為主。佈和刀的發行量很大，上面一般有鑄地的地名，常見者有安陽、晉陽、安邑、蒲坂、高都、離石、白人、節墨等一百多個城邑名。三晉和周還鑄造過圓孔圓錢。戰國晚期，齊、燕則通行方孔圓錢。楚國的銅幣較特殊，是仿海貝形的銅貝，俗稱“蟻鼻錢”。當時除用銅幣外，也以黃金為幣，尤以楚為最突出。楚金幣是圓形金餅或是錠形金版，上面打有郢爰、陳爰之類的戳印。中原諸國也用圓形金餅，唯數量比楚為少。戰國金幣在使用時可切割成小塊，是與銅幣不同的稱量貨幣。各地出土的銅幣、金幣數量很多，多者幾十枚或成百上千，表明當時已有大量的貨幣投入於流通。
隨著商業的發達，許多城邑都劃出一定的地段、范圍作為交易場所的市。市裡面分成若幹列，即出售貨物的“市肆”。市裡有國傢派去的市嗇夫、市掾、市者等官吏，他們的主要職責是收稅和維持秩序。
大城邑中還開設不少的手工作坊。如在河北易縣的燕下都和山東齊臨淄古城遺址中發現有制陶、銅器、骨器、鑄錢等作坊的遺跡。當時不少的城邑成為貨物的產銷中心。工商業的影響促使城邑發展。一是人口的大量增加，二是城邑規模的擴大。《戰國策》說戰國以前，“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傢者”。而戰國時則“千丈之城、萬傢之邑相望”。從這一對比中，清楚地看到瞭戰國和戰國以前的明顯差別。《墨子》、《孟子》等書都說當時有“五裡之城，七裡之郭”，則這類大城郭比比皆是。從城市人口來看，萬傢之邑並非最大者，據銀雀山出土的《庫法》，書中指明大縣為兩萬傢，中、小縣為一萬五千傢或一萬傢。則戰國時大縣，其人口總數當在十萬左右。國都的人口更多，如齊的臨淄多達七萬戶，人口達三十餘萬。《戰國策》說臨淄城內的大街之上，“車轂擊，人肩摩”，“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狗”。這裡繪出都市的繁榮，有些居民過著富裕的生活。
商業的發展，使商人開始具有獨立經濟地位，這和以前的商人隸屬於官府的情況大為不同。戰國時有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據“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準則，在掌握瞭有利時機後，靠賤買貴賣以獲取厚利。當時“言治生，祖白圭”，可見白圭的經商理論被別的商人奉為信條。商人也經營高利貸，當時稱高利貸資本為“子貸金錢”，又稱“倍貸”。高利貸以小生產者為其主要剝削對象。商人手中掌握瞭大量的財富後，對生產者起到支配作用。司馬遷曾指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富人雖無尺寸之封祿，但可與千戶侯相埒，故他稱這種富豪為“素封”。大商人子貢來往於各地，所到之處，君主“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極有威勢的貴族也都相形見絀。在商業和利潤的影響下，社會上的人都逐利不休。有些人甚至為瞭“利”或“財用”可以“不避刀鋸之誅”，社會秩序和道德觀念都受到瞭不斷的沖擊。
商人靠剝削農民和手工業者而致富，損害瞭國傢或君主的利益，因而不少政論傢主張“重本抑末”，即對手工業、商業要采取壓制或打擊的策略，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農、工、商、虞，缺一不可，主張在重農的同時要保護手工業和商業，甚至提出瞭“農末俱利”才合乎“治國之道”。
社會結構的變化和各種身分的勞動生產者
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發生瞭深刻的變化。各種人的身分、地位也發生瞭很大的變化。戰國以前，社會上的自由民為貴族與農民，非自由民為臣妾或仆圉。各個社會階層的地位比較穩定，當時所謂“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貴族和農民都是代代相傳的，身分低賤的奴仆等人當然也不例外。戰國時期則不然，由於井田制的瓦解，商品貨幣關系的發達，封邑制為俸祿制所取代，宗法貴族隨之而沒落下去，其中的一部分人轉變為依靠軍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專長而去謀求仕宦出路的遊士；農民從井田制的束縛下脫身出來而成為小自耕農；出現瞭具有獨立經濟地位的手工業者和商人。這些士、農、工、商，即當時所謂的“四民”，成為社會上活躍的因素，職業也不再世襲相傳。如農民接受文化教育後可以上升為士，也可以棄本而逐末；士通過仕宦可以取卿相之位而飛黃騰達，或如范蠡、子貢因經商而致富，或陷於窮途末路而變成農夫。以往隻有貴族才能憑其身分和政治權力而獲得大量的財富，而戰國時各種不同身分的人都可憑借才能或機緣發財致富。像庶人本屬於最貧窮的階層，但戰國時往往“庶人之富者巨萬”，這是前所未有的新現象。不過，在對財利的追逐中，既有獲勝者，也有失敗者。特別是一些小生產者，他們破產後境遇悲慘，甚至賣妻鬻子。這在當時並不少見。貧富分化的加劇，使社會矛盾更加復雜尖銳。但彼此的角逐競爭，又成為當時歷史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
四民之中以農民人數為最多。他們是當時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之一。小自耕農是國傢租稅、徭役、兵役的承當者，故各國為瞭富國強兵，都致力於推行和貫徹有利於小農的政策和方針。如魏國用平糴法，“行之魏國，國以富強”；秦商鞅變法（見商鞅），也因重視農業和農民而能“傾鄰國而雄諸侯”。
據《孟子》所說，當時的小自耕農，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還飼養著“雞、豚、狗、彘之畜”，如果沒有橫征暴斂，“數口之傢可以無饑矣”，老者還可衣帛食肉。當時魏國的情況是，“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他們為瞭生活稍能好一點，無不奮力耕作。國傢為瞭多收租稅，用賞罰的辦法迫使農民多收糧食。如《周禮》中規定，“凡宅不毛者有田佈，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另外象商鞅變法令中也申明，“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國傢強令農民多收糧食，實際上也是為本身利益而著想，如《管子》就說：“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這裡道出瞭國傢的富足必須建立在農業發達的基礎上。
小農對社會雖然作出瞭重大的貢獻，但當時有些君主對農民“厚刀佈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所以不少農民“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於死亡”。農民為擺脫困境，或棄本逐末，即棄農經商或去從事小手工業；或出賣勞力，成為別人的雇工。當時所說的“庸”，就是指雇庸勞動。庸也稱為庸夫、庸客。在農耕、水利、手工業方面都可以使用雇庸勞力。當時有所謂“市庸”者，大約有的庸工聚集在市中，以等待受人雇用。國傢遇災荒時，對有些農民實行以工代賑，這類農民也稱為庸。據《韓非子》記載，雇主一般付給庸工一定數量的錢幣作為酬金，故主人雇工常稱為“買庸”，雇庸制是商品貨幣關系發展的產物。
戰國時奴隸較多，當時稱為臣妾，或僮、虜、仆妾、輿隸、廝輿、胥靡、隸臣、白徒、臧獲等。即使在一些平民傢中，也常擁有一兩名奴隸，改變瞭過去隻有卿大夫等較大貴族才能占有奴隸的舊傳統。
奴隸來源有幾種，一是戰爭中的俘虜，《墨子》說戰爭中得到的戰俘或敵國臣民，男子為胥靡，女子為舂米、釀酒的奴隸。秦律也規定，凡敵軍之降者，一律入於隸臣。胥靡、隸臣皆為官府奴隸；二為自由民淪落為奴者，特別是農民因破產而“嫁妻賣子”，這在戰國較為常見。
主人一般通過以下兩種途徑而獲得奴隸。一是國傢之賞賜。如秦對立軍功者則賜虜若幹名，秦法還規定，能為破大案提供重要線索者，官府則賜臣妾二人。二是從市場上所買得。在商品貨幣關系的影響下，奴隸和牛馬一樣地出現在市場上。《周禮·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人民”即指奴隸。雲夢秦墓中所出的秦《日書》，其中多處提到“出入人民、馬牛、禾粟”，“入臣徒、馬牛它牲”。“出入”即買賣之意。可見買賣奴隸和買賣牲畜、谷物一樣頻繁。從秦律得知，官府可以把部分官奴出賣給民間，百姓也可以借用官府之幼奴，或賣私奴於官府，官私奴隸通過一定的渠道可以相互轉化。
奴隸勞動除瞭用於傢務勞動外，還廣泛地用於各種生產方面。《荀子》、《韓非子》中所提到的臧獲，就屬於使用於農田耕作的奴隸，秦律中也有關於臣從事於田作的記載。官府的奴隸除負擔諸如築城、修路之類的苦役外，還用於耕作、礦冶、舂米、釀酒和灑掃等方面。
三晉、齊、秦等國還有一種和奴隸身分相近的贅婿。賈誼說秦的習俗是，“傢富子壯則出分，傢貧子壯則出贅”。則贅婿多從貧傢子弟轉變而來，實際上成為富傢的奴仆。雲夢秦墓中所出的魏《戶律》，其中即有不準把田地授予贅婿的規定，其地位低於平民是顯而易見的。
官僚貴族也剝削一般的平民，如秦國的軍將或士卒，得敵人甲首者即可“隸五傢”，即從國傢的編戶之民得到五傢以供其役使的權利。還有是官吏或軍將以“士卒為弟子”，或者是“臣士卒”。有的農民因租稅徭役過重而自動投靠到官吏貴族那裡以求庇護。這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剝削關系，即平民也在一定條件下，成為剝削的對象。
各國的變法和新的君主集權制
魏、楚、齊、韓的政治改革 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政治上層建築勢必有所調整。從戰國初年起，各國的變法運動，正是為順應經濟變化所作出的努力。
魏進行變法最早，開始於文侯時。文侯禮賢下士，師事儒門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吳起、西門豹等人，這些出身於小貴族或平民的士開始在政治、軍事方面發揮其作用，標志著舊的世族政治的終結。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時進行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兼采各國成文法而作《法經》，《法經》分《盜》、《賊》、《囚》、《捕》、《雜》、《具》六篇。《盜》篇中規定大盜要戍邊為守卒，重者則處以死刑。甚至道路拾遺也是有“盜心”的表現，犯者要受刖刑。可見《法經》采用嚴酷的手段以保護私有權。“賊”指殺人、傷人。“殺人者誅”，其傢屬則沒於官，李悝以為《盜》、《賊》兩篇最重要，故刊於《法經》之首。《法經》對人民群眾的反抗活動則予以嚴厲的鎮壓，如規定一人越城者要處死，“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群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以上則判死刑”；對於盜竊符、璽者要處重刑；又禁止人民議論法令，違者處死。以上的規定都是為瞭保護王權和加強專制主義。
李悝又作《盡地力之教》。他認為農民治田勤謹，“則畝益三鬥，不勤則損亦如之”，即要農民增強勞動強度和發揮種田積極性，以保證國庫收入。李悝又作“平糴法”，即在豐年時向農民多征糧食以作為儲備，供荒年時調劑之用，農民便不致因饑饉而破產或流散。這樣既緩和瞭社會矛盾，又使國傢不會失去大量的勞動人手，李悝實行這種保護小農的措施，是魏國能夠富強的重要因素。
楚在悼王時，魏吳起奔楚，悼王用吳起進行變法。當時楚“大臣太重”，“封君太眾”，吳起下令宣佈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廢公族疏遠者”，把一部分貴族流放到邊遠之地，以此來摧毀和削弱強大的舊世族勢力。又“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以貫徹用人唯才的方針策略。楚經過初步的改革，國傢收入增多，吳起用來擴充武備，國力開始強盛起來。但進行改革僅一年，悼王死，舊貴族攻殺吳起於悼王之棺旁。肅王即位，以傷害王屍的罪名嚴懲瞭這些不法分子，“夷宗死者七十餘傢”。吳起改革雖受挫折，但楚的舊貴族力量因遭到瞭嚴重的打擊而有所削弱。
楚簡（部分） 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戰國初年，齊的大權在田氏手中。後田和得到周王承認而成為齊君。田和之孫威王針對卿大夫專權，國力不強之弊，著手整頓吏治，如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給”，而阿大夫治阿，則“田野不辟，民貧苦”。威王誅阿大夫而重賞即墨大夫。威王又用鄒忌為相，鄒忌頗註意“謹修法律而督奸吏”。由於齊在官吏中明賞罰，故“齊國以治”，到威王末年，“齊最強於諸侯”。
韓在七雄中疆土小而國弱。昭侯時，申不害學術以幹昭侯，昭侯用不害為相，申不害的“術”是要求君主“因任以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即君主應有一套控禦臣下的策略，以提高官吏的行政效率。故申不害治韓也收到一定的成果，史稱申不害“修術行道，國內以治”。
秦商鞅變法 秦在戰國初年，舊貴族勢力較強，阻礙瞭歷史的前進。到孝公時，秦還是“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受到魏、楚兩國的侵迫。秦在各國中地位不高，不能參與中原各國的盟會，各國常以“夷狄遇之”。在內外的壓力下，秦孝公迫切地要求變法圖強。
衛人公孫鞅，聽說秦正下令求賢，遂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立即用他開始變法。後來秦封公孫鞅於商，故又號為商鞅。
公元前356年，商鞅下變法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通過殘酷的連坐法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凡民有兩子以上不分傢者，“倍其賦”，即把大傢庭拆散，以便於小農能為國傢提供更多的租稅和力役。農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其徭役或租稅，不努力耕作或棄本逐末，其全傢都要被罰作奴隸；人民立軍功者可得爵，私鬥者則受罰；宗室無軍功者，便不能獲得貴族身分；新的軍功貴族按爵位高低來決定他們占有田地、奴隸多少和服裝的等次。
商鞅的變法令觸犯瞭舊貴族的利益，新法才實行瞭一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當時太子也違法。商鞅嚴懲太子的師傅以儆眾，從此無人再敢公開反對新法令。
公元前350年，秦從雍(今陜西鳳翔)遷都咸陽，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為使父子、男女有別，禁止傢人“同室內息”。統一度量衡，“平鬥桶、權衡、丈尺”。將全國的小都、鄉、邑集合成四十一縣，縣置令、丞，以新的縣制取代舊的封邑制；廢井田，“開阡陌封疆”，改變瞭對田地的分配和使用的辦法。
變法後五年，秦國富強起來，並開始向東發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王即位，商鞅被殺。但變法的成果沿襲不變，終於使秦走上日益強大的道路。當時各國都進行變法，以秦取得的成果為最突出，為秦後來翦滅群雄奠定瞭基礎。
官制、兵制和法律
官制 戰國各國都吸收春秋時君權下替的歷史教訓，建立新的官僚體制以糾過去宗法貴族把持國傢大權之失。
戰國時中央最高的官吏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長，治理朝中百事，對大小官吏有賞罰之權。各國都置此官，但名稱上略有歧異，有些國傢借用太宰、塚宰、令尹之類的舊名。有的國傢稱為宰相，秦有時不置相邦，而設左、右丞相。
較相邦為低並分掌各種具體職務的官吏，有主管民政、軍事和工程事務的司徒、司馬和司空(見三有事)，有管理刑罰和辭訟的司寇或司理。還有專管農業、手工業、山林資源的司田、工師、虞師等官。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幹縣，以替代過去貴族的封邑，秦商鞅變法後，全國共設四十一縣，《戰國策》說魏有百縣。縣也稱都，古書中常將縣都連稱。在縣以下有鄉、裡。有的國傢在鄉、裡之間還有州。裡之下又分成若幹個什、伍，伍是五傢，什是十傢。縣的主管官吏為令，秦或三晉，也稱縣令為大嗇夫。在令之下有丞、尉、禦史以及縣司空、縣司馬等官。鄉、裡設三老、裡典、伍長等。縣置於君主統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過地方小吏一直貫徹到鄉、裡，中央集權制比過去大為加強。
各國在邊境地區或新占領的地方，往往設郡以統縣。如魏在河西設上郡，秦滅蜀後設蜀郡，趙打敗林胡、樓煩後建立雲中、雁門等郡。戰國時的郡都比較大，韓的上黨郡有十七縣，趙、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縣。郡的主管官吏為守，也有稱太守者。設郡的目的是為瞭加強地方的軍事防禦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還掌握兵權，可以率兵自衛或出擊敵人。
從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國君來任免。在任命官吏時要授予官璽。官吏有瞭官璽才能行使其權力。在免官時君主又要將官璽收回，當時稱為“收璽”或“奪璽”。君主通過所謂的“上計”，考核官吏治績。官吏不稱職或有過失者，君主可收其璽而免其官。《荀子》說：“相邦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相邦為百官之長，如君主對其不滿，隨時可被免職。可見當時對官吏的考核是比較嚴格的。正因為如此，各國政府大都能保護較高的行政效率。
春秋時實行任人唯親，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孫擔任。戰國時任人唯賢比較流行。雖然象齊、楚等國任用宗族的現象仍未斷絕，但多數國傢都主要從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象申不害、范雎等出身於貧賤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來的客卿，廣攬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強於天下，與此不無關系。官吏人才多通過大臣或名流之推薦和保舉。如果推舉者徇私，則將受到一定的懲罰。如秦國對於“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領取實物為俸祿。高官可以食祿千鐘，甚至到三千鐘、萬鐘。稍低的俸祿為一千石，依次而下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為鬥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屬高官級別。官吏有特殊功勛者，國傢往往賞賜田地。如《商君書》曾說：“得甲首一，賞爵一級，益田一頃。”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較大區別。如屬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獲得君或侯之稱號，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稅，僅有一定的治民權。這些封君多終身或傳數世，很難長期世襲。稍低者為卿或大夫，一般是獎勵給功臣或名賢。秦的爵制，級別較多，從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獲得者為平民或士兵。
兵制 由於戰爭頻繁，各國都擁有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士兵來源於募兵或征兵。當時所說的“練卒”或“練士”，當是招募而來，並經過相當訓練、具有較好裝備的常備軍。但遇大戰時，也隨時征發適齡男子服兵役。如秦趙長平之戰，秦昭王親赴河內，下令民身高七尺到六十三歲的男子都要開赴上黨。各國為瞭激勵士兵奮勇作戰，采用不同的獎賞辦法，如齊國的技擊之士，得敵首者可拿到賞金；魏國的武卒，其傢屬可以免役。秦國除用獎賞外，還用嚴刑相脅，這也是秦軍戰鬥力很強的原因之一。
戰國時王權很集中，故君主都把兵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裡，如軍隊的將帥都由君主任命。戰國早期，軍將常由相邦充任，以後則由其他高官為之。將帥非常設官，戰事結束後即罷。在調動軍隊時，君主用虎符為信物。虎符為銅質、虎形，分左右兩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右符在王所，左符在將領之手。王若派人前往調動軍隊，就需帶上右符，經過合符，軍將才能聽命而動。根據秦國“新郪符”的銘文，地方發兵超過五十人，就必須有王符。可見君主對軍隊的控制相當嚴格。
法律 戰國時各國都用嚴刑峻法以治國。為此而制訂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經》，最為有名。趙有《國律》，燕有《奉法》。但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經》的基礎上編訂而成，也已不復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雲夢秦律和其他有關材料，其中大部分都應是戰國時期秦國的法律條文，是瞭解秦或其他國傢法制狀況的寶貴資料。
秦律將保護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對犯盜竊罪者處罰極為嚴酷。凡參與分贓或窩贓者，則將和盜竊者受到同樣的懲罰。竊賊盜竊所得，其價值超過六百六十錢，就要被處以次於死刑的重刑。如盜竊別人的桑葉，其價值不到一錢，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其次，法律對官吏的違法行為頗為重視。秦律中有多種的官府法規性質的內容，如有《置吏律》、《效律》、《軍爵律》等，還有和生產有關的《田律》、《工律》和《金佈律》。官吏在執法時忽於職守者為“不勝任”，對重罪輕判或輕罪重判為“不直”，“不勝任”和“不直”都構成犯罪。“不廉潔”的官吏為“惡吏”，也為法律所不容。官吏因犯小的過錯，則將受到交納實物的“貲罰”。秦法對官吏約束較嚴，表明秦十分註意吏治。
戰國諸侯稱雄形勢圖（公元前350年）
戰國時刑罰殘酷。刑罰有死刑、肉刑、徒刑等類。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長期服苦役，三晉稱這類罪犯為胥靡，秦稱刑徒城旦或鬼薪、隸臣。秦徒刑中以城旦為最重，犯人髡發穿赭衣，頸中戴鐵鉗，腳上戴鐵弳。同時還要處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嚴密的監督下服長期的苦役，實際上成為罪犯奴隸。肉刑在戰國時已成為前一時代的殘餘，而徒刑則變為一種重要的懲罰手段。較輕的刑罰有遷刑、笞刑和罰金、罰徭。遷刑是把犯人遷徙到邊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傢屬也要承擔法律責任，《法經》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親屬也要受株連。秦律中所謂的“收”，也是指籍沒罪人的妻孥。
七國的兼並戰爭和秦的統一
戰爭規模的擴大 戰國時期兼並戰爭比春秋時更為激烈和頻繁，規模也更大。各大國都擁有雄厚的武裝力量，三晉、齊、燕各有帶甲之士數十萬人，秦、楚兩國各有“奮擊百萬”。在作戰時更是大量出動，秦、趙長平一役，趙出兵四十多萬人；秦為瞭滅楚，動員兵力達六十萬人之多。春秋時的大戰，有時數日即告結束，戰國時則短者數月，長者可以“曠日持久數歲”。作戰雙方都要求消滅對方實力，因此一次戰役中被殺的士兵多達數萬人乃至數十萬人。“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野以戰，殺人盈野”，已成為常見的現象。戰爭中消耗的物力也十分驚人。《孫子兵法》說“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戰國策》說一次大戰，僅以損失的兵甲、車馬而言，“十年之田不能償也”。
各國為瞭克敵制勝，還競相改進武器裝備。韓、楚兩國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稱於當時。兵器方面的最大變化是鐵兵器開始出現。如《史記》有“楚之鐵劍利”的話，《荀子》也說楚的宛（今河南南陽）地所出的戟和鐵矛極為鋒利。河北易縣出土有戰國末年燕國的鋼戟和鋼劍。另外，當時還有鐵甲和鐵盔。武器中的新品種有弩，弩是在弓上安裝木臂和銅制的郭，即利用簡單的機械將箭從弓上射出，使箭具有很強的穿透力，像韓國所造的勁弩，可把箭射到六百步以外。作戰用的器械也多種多樣，如有攻城用的雲梯、沖車，水戰用的鉤拒。有關的情況，在《墨子》的《備城門》等篇中都有記述。
作戰方法和兵種，也隨著戰爭規模擴大而發生變化。長期以來以車戰為主的作戰方法，漸退居於不太受地形條件限制的步戰之下。在北方民族的影響下，騎兵作為新兵種開始推廣。《戰國策》說七國各有騎數千匹或萬匹。為瞭便於騎戰，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命令“將軍”、“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即歷史上有名的“胡服騎射”。在《孫臏兵法》中，曾提出“用騎有十利”的看法。騎兵的許多長處，非其他兵種所能及，當時兵傢對此已深有認識。
為瞭加強防禦，各國不惜動用大量人力來修建長城。齊的長城西起於平陰防門（今山東平陰），南面到海邊的瑯邪。魏為瞭保護其河西，曾在今陜西洛水以東築長城。趙國在漳水、滏水流域修造過長城，趙武靈王又在陰山下修長城。燕國在大破東胡以後修造長城，西起造陽（今河北懷來），東止於襄平（今遼寧遼陽）。燕、趙修築北邊長城，目的在於防禦北方各族入侵，後來秦、漢長城即在其舊基址上加固而成。（見彩圖）
河南林縣邊墻嶺戰國時期趙國南長城遺址
魏的盛衰 魏是戰國初年中原的一個強國。文侯、武侯兩世，魏因經過政治改革而國力強盛，東面屢敗齊人，又滅中山國，西面則派李悝、吳起守西河，一再挫敗秦人的進攻。
到惠王時，魏更加強大，從此更加緊侵伐宋、衛、韓、趙等國。公元前354年，魏攻趙，次年，魏攻陷趙的邯鄲，齊救趙敗魏於桂陵(今山東曹縣)，後魏將邯鄲歸還給趙。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澤（今河南開封南）開會，“率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並於是年開始稱王，成為七國君主中最先稱王者。他在禮制方面處處模仿天子，企圖使中原各國都能聽從魏的號令。
惠王稱王是魏國強盛的頂峰，但很快就開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41年，魏軍在馬陵之戰中，為齊伏兵所敗，損失十萬兵，主將太子申、龐涓都戰死，實力大為削弱。魏在西面又受挫於秦，失去少梁（今陜西韓城），河西屏障被秦突破。公元前340年，秦商鞅率兵伐魏，虜魏將公子卬。惠王被迫從安邑（今山西夏縣）遷都於大梁（今河南開封）。由於魏一再在軍事上失利，不能繼續稱雄於中原，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齊威王在徐州(今山東滕縣)相會，互尊為王，承認魏、齊的對等地位，以共分霸業，並緩和魏、齊的矛盾。
由於秦的崛起，秦東向發展，魏首當其沖，成為秦進攻的主要對象。故惠王以後，魏日益削弱。
秦的對外進攻和疆土的擴大 秦經過商鞅變法，國勢蒸蒸日上，不斷攻打韓、魏，以擴大秦的疆域。公元前333至前328年，秦接連擊敗魏軍，魏被迫割地求和，失去其全部河西之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開始稱王。秦強大之後對三晉威脅很大，公元前318年，魏公孫衍起來聯趙、韓、燕、楚“合縱”攻秦，結果被秦打敗，將帥被秦俘獲。公元前316至前313年，秦先後攻占趙的中都（今山西平遙）、西陽（即中陽，今山西中陽），藺（今山西離石西）。大敗韓軍於岸門（今河南許昌）。對三晉的攻伐都取得瞭勝利。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戰於丹陽(今河南淅川一帶)，楚大敗，楚的軍將死者七十餘人。楚懷王又派兵襲秦藍田，又敗於秦。秦從此取得楚漢中地的一部分，置漢中郡，而楚失去西北的門戶。秦又不斷攻打義渠之戎，西向而拓地。公元前316年，蜀有內亂，秦惠文王派司馬錯一舉而滅蜀，於是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齊伐燕和燕破齊 魏、齊相王以後，齊成為關東的最強者。燕王噲晚年，噲讓國於大臣子之，太子平聚眾攻子之，引起內亂。公元前314年，齊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僅五十天就滅燕。齊軍對燕人肆意蹂躪，引起燕人反抗，終於趕走齊兵，但燕也因此而殘破。趙武靈王護送燕公子職回國繼位，是為燕昭王，燕國復定。
齊湣王時，武力很強，對外發動瞭一系列的戰爭。公元前301年，齊、秦率韓、魏攻楚，敗楚於重丘（今河南泌陽一帶），殺楚將唐昧。公元前296年，齊又聯合三晉和宋等國“合縱”以攻秦，秦不利，故退出一部分侵占別國的土地而求和。齊和燕又戰於“桓之曲”，燕損兵十萬。湣王因屢勝而更加驕傲自滿。公元前288年，齊和秦曾一度互相稱帝，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齊和秦成為天下的兩強。公元前286年，齊又滅“五千乘之勁宋”，使得“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但齊因連年興師用眾，造成“稸積散”、“民憔悴、士罷弊”。特別在滅宋以後，齊實際上已成為強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後，禮賢下士，樂毅等人都奔赴於燕，經過二十八年而“燕國殷富”。公元前284年，燕聯合三晉、秦楚而大舉伐齊，齊無力抵禦，燕將樂毅很快攻下齊都臨淄，湣王出走，不久被殺。齊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餘城都為燕所占領，並成為燕的郡縣。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以騎劫代樂毅，齊將田單舉兵反攻，殺騎劫，大破燕兵，收復瞭所有的失地，迎齊襄王入臨淄。齊雖能取得勝利，但國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春秋時楚和晉為兩強，進入戰國後楚已大不如以前，但因其地廣人眾，在關東六國中仍是比較強大的一國。魏公孫衍“合縱”攻秦，楚懷王曾被推為縱長。懷王時楚又滅越，楚的疆域擴大到今江浙和魯南一帶。自從秦、齊兩國強盛起來之後，楚不斷和秦、齊進行鬥爭，但都遭到失敗，最後楚懷王被秦誘至秦國而死於秦。
到楚頃襄王時，頃襄王“淫逸奢靡，不顧國政”，又不修城池，不設守備。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漢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馬錯又從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將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鄧（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瞭郢都，秦軍繼續南進，一直打到今洞庭湖邊上。楚的軍隊潰散而不戰，楚頃襄王逃竄於陳（今河南淮陽）。秦在所占領的楚地設立黔中郡和南郡，從此，“楚遂削弱，為秦所輕”。
趙向北發展和長平之戰 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增強瞭軍隊的戰鬥力。當時在趙北面或西北方面的林胡、樓煩等北方民族，是趙國的強敵。武靈王乃向北進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武靈王晚年，傳位於子惠文王，自號為“主父”，“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占領今內蒙古南部黃河西岸之地，建立雲中、九原兩郡，又在陰山下修長城。故在戰國晚期趙成為實力僅次於秦、齊的軍事強國。
公元前270年，秦、趙戰於閼與（今山西和順），趙將趙奢大敗秦兵。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韓的南陽（今河南沁陽一帶），使韓和其上黨郡隔絕。郡守馮亭便以上黨降趙。秦和趙為爭奪上黨郡而發生瞭有名的長平之戰。公元前260年，趙軍被困於長平（今山西高平），因絕糧而全軍降秦，秦坑殺趙卒四十餘萬人。次年，秦軍乘勝進圍邯鄲，攻打兩年多而城未下。後因魏信陵君及其他國傢派兵救趙，秦才解兵而去。趙經過長平之戰和邯鄲被圍，實力大為削弱。
秦滅六國 秦從孝公、惠文王時開始向東進攻，取得不少勝利。到昭王時，滅六國的基礎已經奠定。昭王任用足智多謀的魏冉為相，《史記》以為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都是魏冉的功勞。後來又任用范雎，雎對外主張遠交近攻，對內則主張要清除貴戚大臣之有勢者。昭王采用其謀，使秦更為強大。到昭王末年，屬於三晉的上郡、河東、上黨、河內、南陽等地都被秦所攻占。秦又南滅巴蜀，建立巫郡、黔中郡和漢中郡。其疆土之大，六國中罕有其匹。特別是“天下之樞”的韓魏，是當時經濟、文化上最先進的地區。而秦占領瞭不少韓、魏的領土，兩國之君甚至入朝於秦，“委國聽命”，秦對中原已起到主宰的作用。
到秦莊襄王時，東周、西周都被秦所滅，“秦界至大梁”，其勢力進一步深入到關東地區。公元前246年，秦王政（見秦始皇）即位，呂不韋仍為相，招致天下賓客，準備滅六國。公元前237年，秦王政親自執政，以李斯為佐，開始大規模對關東用兵，為配合軍事上的攻勢，秦又用金錢收買六國權臣以分化其內部。
公元前230年，秦滅韓，以韓地為潁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間計殺趙將李牧。次年，攻下邯鄲，虜趙王遷。趙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到遼東。次年，秦決河水灌魏都大梁，城壞，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將王翦率六十萬人攻楚，虜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遼東，虜燕王喜，又攻代而虜代王嘉，燕、趙兩國亡。次年，滅齊，中國統一。
經過戰國，全國從分裂割據的狀態走向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從春秋到戰國，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農業、手工業、水利、交通、商業等方面都有瞭較大的發展，使各地區經濟上的不平衡性減少，彼此間的聯系加強，相互的依賴關系更為密切。經濟的發展，為全國統一奠定瞭基礎。政治方面，各國經過變法，建立瞭百官必須服從君主法令的新的中央官僚制度；地方上原來的貴族分封制為郡縣制所取代，從而消除瞭各自為政的現象。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為大一統政權的出現準備瞭條件。
秦能夠統一中國的客觀原因為：秦據有富饒而又易守難攻的關中地區，具有良好的地理環境；秦變法比關東六國更為成功，對舊勢力、舊制度的鏟除較徹底，故在經濟、政治方面比其他各國更為先進。秦昭王時，荀子曾到秦國去過。他說秦實行法治很成功，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較少，政治清明，故秦從孝公至昭王，軍事上屢能獲勝，決非偶然。
邊境內外各族
春秋時期中原的戎、狄，到戰國時都已和華夏族融合為一瞭。但在離中原較遠的地區仍有許多其他民族，這些民族居住在燕、趙、秦、楚等國境內或境外。
胡貉和氐羌 胡貉是當時人對北方各族的泛稱。分佈在今東北或蒙古大草原上者為東胡和匈奴，分佈在今內蒙古東部和河北、山西北部者為林胡、樓煩。這些民族主要以畜牧為生，善騎射，是各族中武力最強者，中原各國受其威脅較大。趙國從襄子時起就不斷和其北面的胡貉人作鬥爭。武靈王時，趙曾經大破林胡、樓煩，把所占領的土地置為趙的郡縣，但雙方的鬥爭並未結束，到戰國末年，趙將李牧又“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
戰國後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地千裡，燕乘勝而進，在邊境上修建長城，又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等郡。
匈奴長期受東胡的控制，和中原國傢的關系較少。
貉人分佈於今遼寧境內，他們以漁獵和農耕為業，不同於以畜牧為主的胡貉各族。在今內蒙古、遼寧等地，發現過不少戰國時期的古墓，出土有青銅的短劍、匕首、戈、工具和馬飾等物，還有鐵器、金銀器和燕國的刀幣。這些遺物當是貉各族所遺留下來的，因為其中有些器物或花紋具有濃厚的畜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但裡面也有些器物是仿自中原，或者就是從中原流入的。這表明當時這些民族和中原各國有來往關系，甚至受到中原文化明顯的影響。
氐、羌族分佈於今西北，和秦鄰近者為大荔、義渠，“築城數十，皆自稱王”。秦於戰國早期滅大荔，和義渠相周旋時間最長，到公元前272才滅義渠，並將所得到的土地建立瞭隴西、北地郡。
巴蜀 戰國時蜀人分佈在今川北和川西一帶。巴人分佈在川東的嘉陵江、長江沿岸。秦惠王時，秦派司馬錯率兵滅蜀，同時也滅巴。秦將蜀王降為蜀侯，派陳莊為蜀相以監督蜀人。公元前301年，蜀起來反抗，秦又派司馬錯定蜀，後來就開始在蜀、巴設立郡縣。蜀人的歷史很古老，從出土的銅器來看，它早期受商、周文化影響，到戰國時則受秦、楚影響較大。在蜀人和巴人的青銅器上，常見有屬於他們自創的象形的文字。青銅器制作甚精，和中原各國所作者可相媲美，可見其文化程度之高。
越 越人分佈地區頗廣。今浙江、江西和兩廣、福建等地都是越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戰國文獻記載中已有“百越”、“揚越”、“甌越”、“閩”等名稱不同的部族。
根據考古發現，可知在浙江和廣東、廣西一帶，戰國時期越人在青銅器制作方面已進入發達的階段，能冶鑄出精美的鐘、鼎和戈、矛或多種工具。器形、花紋帶有地方特色，但也能看出有楚文化的某些影響。在廣東的有些遺址中還發現有鐵器，盡管數量不多，也表明中原的先進文化已進入到今嶺南地區。
諸子的思想與學說
戰國時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發生瞭極大的變化，主要是學在官府的傳統被打破，少數貴族已不能再繼續壟斷文化知識。隨著私學的出現，“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社會上湧現出大量的文學遊說之士，為學術文化的繁榮打下瞭良好的基礎。
齊國國君為瞭富國強兵而爭相禮賢下士，甚至連一些貴族、官僚也招賢養士。齊國在臨淄稷門設館，招徠慎到、鄒衍等知名之士，給予優厚的生活待遇，讓他們不任職而議論國事，從戰國初到戰國末，稷下一直是重要的文化學術中心。秦相呂不韋也“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呂氏春秋》一書即由其門客撰寫而成。養士之風的盛行，為文學之士提供瞭活動的環境和條件。他們可以潛心於學術，著書立說，使文化學術獲得空前發展。
《漢書·藝文志》說：“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傢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說明眾多學派的產生是出於不同的政治需要。各國君主不僅對各傢“兼而禮之”，不主一傢，還鼓勵和支持各傢之間的相互論戰，促進瞭思想的活躍和學術的繁榮，出現瞭百傢爭鳴的局面。當時顯學除孔、墨兩大傢之外，還有道、法、陰陽、名辯諸傢，一傢之中也不斷分化為更小的學派，如韓非說戰國末“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各傢都抱著“以其學易天下”的宗旨，而他們確實“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對當時政治、文化的發展變化都作出一定的貢獻。
墨子，名翟，約生於春秋末年，魯人，是墨傢的創始人。墨傢的出現較儒傢略晚，但墨傢對儒傢的觀點持反對態度，儒、墨成為水火不相容的兩大派。流傳至今的《墨子》一書，其中保留著墨子的思想和主張，也有部分為其後學的作品，書中提到的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兼愛、非攻十種主張，是墨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墨學帶有較強的人民性和進步性，在戰國時為顯學，但從秦漢開始，墨傢某些觀點漸被儒傢所吸收，其餘則因不合世用而得不到人們的重視，故漸趨於衰落。
孟子，名軻，鄒人，曾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之門下，是戰國中期的儒學大師。孟子主性善之說。他要求人們通過存心養性，努力使仁、義、禮、智這四種品質擴而大之。在政治方面他提出瞭關於仁政的學說。仁政的具體內容是要求君主去註意和改善農民的生活處境。他還提出“民貴君輕”的說法。孟子的學說對後代的思想文化曾起過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仁政和重民思想，對後代開明君主或進步思想傢都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北宋以後，孟子的著作也成為儒傢的經典。長期以來，孟子因僅次於孔子而被稱為“亞聖”，人們也把儒學稱之為“孔孟之道”。
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蓋上的二十八宿圖像
老子，事跡不詳，流傳至今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即道傢思想）的主要依據。書中提出唯物主義的天道自然的觀點。以為天地都是按照客觀規律而運動的。老子在樸素辯證法的指導下，認為世間萬物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相互對立轉化的聯系。他在治國方面則強調“無為”。即要遵循客觀規律，不要逆理而動。特別註意寬減農民的租稅負擔。《老子》書中的許多哲學原理，對後來中國社會有過深遠的影響。如統治上層常用“無為”來緩和國傢與人民的矛盾，而象小勝大、弱勝強之類的思想，又成為下層人民展開反抗鬥爭時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莊子，名周，宋人。他曾作過漆園吏，約與孟子同時或稍晚，是戰國時道傢的重要代表人物。流傳至今的《莊子》，涉及瞭許多有關宇宙萬物的探索和討論。《莊子》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體。道是自然無為，人隻能順從它而不能超越它或違背它。故崇尚道實際上就是崇尚自然。《莊子》還提出瞭避免形而上學看問題的相對主義，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彭祖為夭”。但相對主義運用到社會政治方面，則認為儒墨孰是孰非無法回答，從而導致認識上走向不可知論的傾向。由於《莊子》崇尚自然，故而強調人的活動必須和客觀規律相順應。但另一方面，隻強調適應自然卻又否認瞭人的主觀能動作用。
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末趙人。他批判各傢，又吸取各傢之長，是戰國末儒傢之中最有影響的儒學大師。他接受瞭道傢的自然觀。所不同的，是荀子以為人定勝天而不應單純順應自然，提出瞭“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論點。
荀子在人性問題上的見解，與孟子正相反，他主張人性惡，認為經過後天的教育才能使人為善，以至變成聖人。但孟子的重民思想，也為荀子所繼承。他還進一步發揮瞭儒傢一貫的崇禮主張，在強調禮治的同時，又提出實行法治的重要性，這是他和以往儒傢的不同之處。王霸並用，禮治與法治相輔而行，是荀派儒學的一大特色。
韓非，戰國末韓人。和李斯都曾師事荀況。他是戰國末法傢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韓非子》一書，是其思想之集大成。他以為人類歷史是發展變化的，所以應該根據當時的實際來制訂政策，即仁義隻適用於古代，而當今就必須依靠暴力和法治。在此基礎上，韓非繼承和總結瞭戰國時期各個法傢學派的經驗，認為法、術、勢三者必須並重。法固然重要，但君主要有一定的權力和威勢，否則法令難以貫徹下去。除瞭勢以外，君主還要有一套控馭臣下的權術，否則君主的地位不會鞏固。他又以申不害、商鞅為例，說明隻有法或隻註重術都是有缺陷的。故韓非成為戰國法傢學說的集大成者。
荀子的人性惡為韓非所繼承。他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因此治國就離不開刑、賞，而且用刑越嚴越好。他又提出：“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即不允許法傢以外各個學派的存在，徹底否定德化和教育的作用，使極端的專制主義貫徹到文化思想領域。以上的一些主張為促進秦統一和速亡都起過一定的作用。但有關法治若幹基本準則，在以後的兩千多年中，一直為許多王朝所采用。
出現於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傢，是當時文化發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諸子的學說，是當時人智慧的結晶，對以後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是中國古代寶貴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