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秦國政治傢。姓公孫，衛國貴族，又稱衛鞅或公孫鞅。商鞅年輕時好刑名之學，在魏相公叔座門下任中庶子（或作“禦庶子”）。公叔座臨終前將其推薦給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發憤圖強，乃離魏去秦，以變法強國之術說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龍、杜摯等大臣對變法並不贊成，他們製造輿論，以為“智者不變法而治”，“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孝公不為所動，仍以商鞅為左庶長，下令變法。其主要內容是：①實行連坐法。即將秦民編入什、伍之內，使其相互監督。一人犯法，同一什、、伍之人不檢舉、告發，也要承擔法律責任，告奸者則可受賞。②用法令力量迫使大傢族向個體傢庭轉化，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③禁私鬥，鼓勵秦民殺敵立功。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④貫徹重農抑末的策略，其具體措施是：對於努力耕作者免其徭役，對於怠於種田或因從事手工業、賈販活動而致貧者罰為奴隸。⑤要求宗室也立軍功。《史記》記：“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傢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即依軍功大小定貴族身分之高低。
變法令下達後，商鞅以三丈之木置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木於北門者賞十金，但無人響應。他又將賞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應募，即獲得五十金，以此來取信於民。當時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師傅公子虔、公孫賈。《戰國策》對此事的評論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商鞅執法敢於不避貴勢，在秦國震動頗大，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幾年後，秦國百姓傢給人足，臣民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故國勢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為大良造。兩年後，秦從雍（今陜西鳳翔）遷都咸陽，並第二次下變法令：①推行縣制。並小都、鄉、邑為直屬於中央的縣。縣置令、丞。全國共置三十一縣（一作四十一縣）。②廢除井田制。《史記》有：“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戰國策》說商鞅“決裂阡陌，教民耕戰”。③統一度量衡，即平鬥桶、權衡、丈尺。
商鞅方量銘文拓片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國富強。周天子和諸侯派人向秦祝賀。次年，秦乘魏在馬陵之戰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卬率軍拒之，商鞅用詐謀虜取卬而破其軍，魏割河西（今陜西東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戰功受封於、商（今陜西商縣、河南西峽一帶）十五邑，號稱商君。
商鞅相秦期間，因鞅執法較嚴引起秦貴族的怨恨。孝公卒後，太子惠王立。公子虔之徒為報夙怨，告商鞅有謀反企圖，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國，魏人因公子卬曾中其計而喪師，故拒不接納。商鞅不得已而歸秦，乃與其徒屬發邑兵攻鄭（今陜西華縣），兵敗被俘。惠王車裂商鞅，並滅其族。
商鞅遺物，過去所發現的有銅戟、銅鐓和銅方量。戟銘為“十三年，大良造之造戟”。鐓上的銘文為“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方量之銘是“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十六年、十八年皆為孝公之紀年。文獻記載中稱商君相秦，今證之以銘文，鞅官居大良造，和國相相當，相邦之名孝公時尚未出現。
戰國晚期，已有商鞅或商鞅後學的作品流傳於世。《韓非子·五蠹》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傢有之而國貧。”《南面》又說：“說在商君之內外。”表明韓非讀過商鞅的內、外篇。西漢時司馬遷曾讀過商君的《開塞》、《耕戰》，則今本《商君書》西漢時已有之。但該書中有的篇內提到垂沙之戰、華陽之戰、長平之戰等，這些戰役都發生於商鞅卒後幾十年。可見該書有些部分是戰國晚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