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通常被理解為貨幣或貨幣資金餘缺的融通、調劑活動的總體。作為一個經濟範疇，其內涵可表述為:經濟生活中所有貨幣資產借貸、買賣等活動以及在信用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貨幣流通這兩個不可分割部分的集合。
金融範疇的形成
貨幣流通與信用活動自古以來就存在著緊密的聯繫。但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起來之前，這兩者主要還是各自作為獨立的範疇在經濟生活中起作用。。
古代相互獨立發展的貨幣范疇與信用范疇 貨幣的產生是與商品交換聯系在一起的，並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日益擴展其流通的范圍。最初的貨幣都具有實物形態，在中國主要是貝殼，隨後出現金屬鑄幣。中國最早的金屬鑄幣是銅鑄幣，如佈幣、刀幣、圜錢，而後是流行瞭兩千多年的圓廓方孔銅錢。從先秦到漢代，黃金曾一度作為貨幣流通，東漢以後至唐代則是銅錢與佈帛並行。白銀作為稱量貨幣始於宋，清代中世之後，外國銀元大量流入，到晚清，中國也開始自行鑄造，銀元逐漸成為流通中的主幣。無論貝殼、金、銀、銅，還是佈帛，都不是信用的創造。作為主要流通手段的銅鑄幣以及後來的銀鑄幣，其形制、成色和重量都是由國傢直接規定的，鑄幣材料的開采、冶煉、調運，大部分年代也是由國傢集中進行，至於鑄幣的權力則由國傢壟斷，大多是在京城和指定的地方設官府機構鑄造。雖然曾有個別年代執行過極為短暫的允許私鑄的政策，但采礦和鑄造者也大多屬皇室或寵幸，而與信用機構無關。
信用的產生是與財富非所有權轉移的調劑需要相聯系的。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一直是實物借貸和貨幣借貸兩種形式並存。隨著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作為財富凝結的貨幣在借貸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先秦時期已有大量貨幣借貸現象，如孟嘗君“出息錢於薛”。漢初則有放債牟利的子錢傢。至唐代，隨著商業的興盛，以動產為抵押的“質庫”，以不動產為抵押的“貼賃”、“典質”，官府放債的“公廨本錢”，保管錢財的“櫃房”等多種形式的信用經營活動頗有發展，而它們都以貨幣為借貸對象。但在貨幣借貸迅速發展的同時，實物形態的借貸仍然大量存在。在中國廣大農村，春借一鬥秋還三鬥的借貸形式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的歷屆政府統治地區始終存在。而且不僅實物借貸，包括貨幣借貸在內，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都屬於高利貸范疇。高利貸的存在既有賴於商品貨幣關系一定程度的發展，又與自然經濟在整個經濟生活中占優勢地位的狀況相適應。對於貨幣流通，信用的發展確實起到過強大的作用。如貨幣借貸，使不流動的貯藏貨幣變成流動的，加快瞭貨幣流通的速度。唐代的“飛錢”、“便換”是基於信用關系的匯兌業務，便利瞭貨幣在更廣大地區的流動。北宋出現的“交子”是信用憑證，發揮瞭代替笨重的鑄幣流通和補充鑄幣不足的作用，等等。但這一切並沒有改變貨幣制度在其基本方面相對於信用的獨立性。在西歐前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同信用的關系同樣是聯系不斷增多卻仍然保持著相互獨立的狀態。
現代銀行的產生與金融范疇的形成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西歐產生瞭現代銀行。銀行傢簽發的保證將隨時兌付金銀鑄幣的票據，就是銀行券。銀行券流通的規模迅速擴大，越來越多地代替鑄幣執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職能。同時，在銀行存款業務的基礎上，形成瞭既不用鑄幣也不用銀行券的轉帳結算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信用的轉移，債權債務的消長代替瞭鑄幣和銀行券的支付。於是，在鑄幣和銀行券之外又出現瞭存款貨幣。當存款貨幣的轉帳體系發展起來以後，大額交易主要用這種方式來結算。
18～19世紀，在主要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傢中典型的現象是：一方面存在著金屬鑄幣制度（金本位制、銀本位制、金銀復本位制），就金屬鑄幣來說，其形制、成色、重量以及鑄造程序仍獨立於信用活動之外，由國傢直接制定並加以管理，個人手中金銀可申請鑄成貨幣，而造幣廠則是國傢設置的機構。另一方面，鑄幣流通范圍急劇縮小，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流通中的貴金屬鑄幣已經很少，大量金銀集中於中央銀行，成為貨幣流通穩定的保證：用於轉帳結算的存款需要提取現金時，以銀行券支付；銀行券的信譽則由隨時可兌取金、銀幣來保證。在經濟繁榮時期，國傢在中央銀行集中的貴金屬準備，可支持比它大幾十倍甚至幾百倍規模的銀行券和存款貨幣的流通；一旦危機來臨，公眾普遍追求現鈔，進而追求鑄幣，則會同時造成貨幣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劇烈震蕩。這時，貨幣制度與信用制度的聯系就已經發展到不可分割的地步，隻是由於金屬鑄幣的流通依然存在，貨幣制度相對於信用的獨立性尚未完全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傢中，貴金屬鑄幣全部退出流通。到30年代，則先後實施瞭徹底不兌現的銀行券流通制度。這時，貨幣的流通與信用的活動則變成同一的過程。任何貨幣的運動都是在信用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基於銀行信用的銀行券是日常小額支付的手段，轉帳結算則是大額支付的主要形式。完全獨立於信用活動之外的貨幣制度已蕩然無存。任何信用活動也同時都是貨幣的運動：信用擴張意味著貨幣供給的增加，信用緊縮意味著貨幣供給的減少，信用資金的調劑則時時影響著貨幣流通速度和貨幣供給在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再分配。如果說在此以前貨幣的價值、貨幣的購買力還是由鑄幣的貴金屬含量所支配，那麼當鑄幣退出流通後，縱然規定貨幣單位的含金量，貨幣的價值、貨幣的購買力也不再由含金量所支配，而是取決於由信用張縮所制約的貨幣供需對比關系。
當貨幣的運動和信用的活動雖有多方面聯系卻終歸各自獨立發展時，這是兩個范疇；而當兩者密不可分地結合到一起時，那麼與貨幣和信用范疇存在的同時又增加瞭一個由這兩個獨立范疇長期相互滲透所形成的新范疇──金融。
這個范疇在中國形成較晚。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因素未能發展起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到19世紀末才有新式的銀行出現，以後數十年發展較快，現代銀行業初具規模。到1935年，以法幣改革為標志，完全排除瞭銀元的正式流通，完成瞭金融范疇形成的最後一步。
詞源、詞義及在東西方語言中的差異 金融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范疇，首先是在西方形成的，但卻沒有一種西方語言能夠隻用一個詞匯概括這個范疇。法語的finance，英語的finance，德語的Finanz，西班牙語的finanza，俄語的Финансы，等等，均源於古法語finer。各國對其涵義的表述不盡相同，但人們對其所指內容的理解則基本一致：即用於指貨幣資財、貨幣收入，指對金錢事務的管理。具體包括三個方面：政府的貨幣資財及其管理；工商企業的貨幣資財及其管理；個人的貨幣資財及其管理。在中國，政府的貨幣收支構成“財政”范疇。財政和金融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國傢信用就是兩個范疇的重疊域。雖然存在著重疊和交叉，但不能把財政范疇納入金融范疇，也不能把金融范疇納入財政范疇。工商企業的貨幣收支構成“財務”范疇，或稱“公司理財”，這也是一個已經定型的概念。雖然理財必然要介入金融活動，但兩者不能等同或混淆。個人的貨幣收支，有稱之為“傢計”的，尚無定型的術語。這部分貨幣收支同金融的聯系也極密切，如收支的貨幣主要就是金融領域創造的工具──銀行券。但兩者也不能等同，如個人對商品、勞務的購買和支付就不是金融活動。金融涉及的范圍，粗略地說，是所有這些收支與信用關系聯結的部分。所以，西方語言中源於finer的詞匯與漢語“金融”一詞並不是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對等互譯的概念。在西方，與中國的“金融”概念相吻合的──不僅從內涵方面，也從外延方面──是“貨幣與信用”這個詞組。以貨幣和信用作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科有“貨幣銀行學”、“貨幣銀行經濟學”、“貨幣銀行金融市場學”等名稱，它們所研究的領域也正是“金融”這個概念在中國所涵蓋的領域。
日本語中的きんゆう，寫成漢字也是“金融”，通俗的解釋是貨幣的借貸，資金的融通。作為一個科學概念，它與中國對金融概念的運用是一致的。
金 融 系 統
金融系統是現代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復雜的大系統。主要由兩個方面組成：一個是信用融通系統，另一個是在信用基礎上組織的貨幣收支系統──貨幣流通。在實際生活中，廣義的金融市場概念指的就是信用融通系統。這個系統按信用的期限標準可劃分為短期資金融通與長期資金融通兩個子系統。前者構成貨幣市場的內容，後者構成資本市場的內容。如按資金融通是否通過中介進行，則可分為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兩個子系統。貨幣市場上主要是間接融資，但也有大量直接融資活動；資本市場上以直接融資活動為主，但間接融資也占相當比重。經濟生活中融資的實際組織形式主要分為如下幾個部分：銀行；其他金融機構；證券市場與證券交易所；保險及其他金融事業。不論對信用融通系統如何進行劃分，還有一個貫穿始終的重要子系統，即利息與利率。以上是就一個封閉經濟模型對金融系統最概括的描述。如轉化為開放經濟模型，則還要在金融系統中加入一個涉及貨幣流通與信用融通兩個方面的巨大子系統──國際金融。
銀行 指存款貨幣銀行和中央銀行。在西方國傢，存款貨幣銀行習慣上稱為商業銀行；在中國，則是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4傢專業銀行，以及交通銀行、中信實業銀行和幾傢地方銀行。為數眾多的存款貨幣銀行主要服務於工商企業：吸收它們的存款，向它們提供貸款，為它們進行轉帳結算等多方面服務。存款貨幣銀行是作為貨幣資金借貸的媒介而產生的，是“借者的集中，貸者的集中”。在作為借貸中介的基礎上，其發展的早期曾具有發行銀行券的權力，同時也具有創造存款貨幣的職能。當銀行券發行權被剝奪後，它們則成為存款貨幣的基本供應者。這也就是它們被稱為存款貨幣銀行的原因。存款貨幣銀行創造存款貨幣的數量，一方面取決於工商業者對貸款的需求，另一方面則取決於它們自己聚集和融通資金的能力。中央銀行，通常一個國傢隻設一傢，也有多傢組成一個系統的，如美國的聯邦儲備系統。中央銀行壟斷銀行券的發行並對存款貨幣銀行創造貨幣供給的數量進行調控。
進行短期資金融通的貨幣市場，其基礎就在存款貨幣銀行系統之內。首先是以它們為中心所進行的短期存款和貸款業務，形成若幹具有獨立意義的市場，如商業票據貼現市場、銀行承兌票據市場、銀行大額存單市場、回購協議市場，等等。其次是銀行之間以及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短期拆借市場。通過這個市場，各銀行和金融機構或尋求自己多餘資金的短期投資場所，或短期補入資金以保持自己的清償能力。拆借期限短和金額大是其主要特點。
由於存款貨幣銀行和中央銀行組成的銀行系統實現著國民經濟中大部分貨幣資金的再分配，更由於它們創造貨幣供給和組織貨幣流通，從而成為現代經濟的神經中樞。
其他金融機構 非銀行金融機構種類繁多，形式各異，大致有以下幾類：為工商企業籌集長期資金和發放長期信貸的投資銀行；主要辦理居民儲蓄業務的專門儲蓄機構，包括郵政儲蓄機構；專門以支持農業發展為主要經營內容的農業銀行；經營土地、住房及其他不動產抵押貸款的抵押銀行和以資助建房為經營內容的建房金融組織；各種養老和退休基金會；以受托人身份經營信托業務的信托公司；融資性的租賃公司；為特定行業和集團從事融資服務的財務公司；經營范圍和服務對象多種多樣的信用合作組織，以及專門支持國際經濟聯系的進出口銀行，等等。金融機構的稱謂，各國頗不相同。有時，經營不同業務的金融機構有同一名稱，而有同一名稱的金融機構也可能經營極不相同的業務。
各國對金融機構職能劃分的管理不盡相同。有的國傢強調職能劃分，如隻允許存款貨幣銀行經營短期信貸業務，長期融資由投資銀行進行，其他金融機構也不準經營有創造存款貨幣功能的支票存款業務；要求儲蓄機構單獨設置，一般銀行業不得經營儲蓄業務；要求一般銀行業務與信托業務必須分開，機構必須分設，等等。在嚴格限制職能分工的國傢中，存款貨幣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一般不具備創造貨幣的職能，其營運活動一般不改變貨幣供給總量。但它們卻可以增強貨幣的流動性，從而改變市場供求的對比；它們還可以改變貨幣的流向，從而實現對經濟資源的再分配。對職能分工不作嚴格限制的國傢，存款貨幣銀行往往可經營所有的金融業務。隨著西方國傢金融機構的種類不斷增多，其業務經營的方式日益多樣。這一趨向被稱為金融創新。在創造存款貨幣方面，其他金融機構不斷取得突破，從而在一貫重視銀行業務分工的國傢中，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
在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主要是農村信用合作社，它們遍佈全國農村，數量眾多。1979年實行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發展較快的有信托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在企業集團中開始出現財務公司；融資性的租賃公司也有所發展。
證券市場與證券交易所 有價證券的交易市場是資本市場的主要組成部分，在整個金融市場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證券主要包括股票和債券兩大類，其中債券又可分為公司債券和政府債券。證券有的采取由發行者自己推銷的方式，但多數由投資銀行代為推銷或包銷，巨額的證券則往往由這類金融機構組織銀團推銷。在證券發行者與證券承購者之間所進行的交易，不論是否通過中介，均構成證券交易的一級市場；證券發行之後，其持有者轉讓證券的交易，構成證券交易的二級市場。一個市場由兩級構成是證券市場獨具的特點，這兩級市場緊密依存。沒有一級市場不會有二級市場；沒有二級市場，證券的發行則隻能靠長期資金的投入，很難有擴展的可能。而二級市場的存在，意味著較短期的資金可以通過證券的買賣連接起來，續短為長，變成長期投資，從而極大地擴充瞭長期投資的來源。
證券交易的中心是證券交易所，可以使證券持有人在需要現款時能夠隨時把證券轉讓出去。在證券交易所中，證券交易方式多種多樣，有現貨交易、期貨交易、期權交易和股票指數期貨交易等，極大地方便瞭持有閑置貨幣資金的人們，使他們能夠有很大餘地選擇有利於自己的交易方式來運用自己的閑置資金，從而有利於大大發揮信用集聚資金的作用。但同時，多種多樣的交易方式也為證券投機提供瞭條件。由於電子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場外交易得到迅速發展。
證券絕大部分是長期的；股票一般不能退股，實際上是無限期的；公司債券一般屬於長期債券；政府債券除中長期債券及一部分無限期債券外，還有相當數量為期幾個月的短期債券。短期債券的交易屬於貨幣市場范圍，在有些國傢（如美國），其交易對市場利率的形成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取消瞭股份公司形式，股票市場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國傢債券的發行采取直接分配認購方式，不準轉讓，因此也就沒有二級市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證券市場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有價證券，主要是債券的發行逐漸成為經濟生活中的日常現象並在融通資金總規模中占有相當比重。股票雖然數量不大，但也進入經濟生活。這就提出瞭對有價證券二級市場交易的需求。在一些大城市開放證券交易的基礎上，規范化的證券交易所也開始出現。
保險 主要分為人身保險、財產保險、責任保險和信用保險。有經營多種保險業務的公司，也有隻經營特定保險業務的公司。保險在其原本的意義上是分散危險的一種經濟補償制度。但保險公司系統通過收取保險費的途徑集聚大量的貨幣資金，這些貨幣資金在信用資金供給總額中往往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成為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國的保險事業主要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經營，同時還存在一些經營專項保險業務的公司。
利息與利率 信用關系中借者要向貸者支付利息，在一定期間（如一年、一月、一旬、一周、一日）所要支付的利息額與本金的比率就是利率。西方國傢對於貨幣的借貸往往用買賣的概念來表述──借是“買”貨幣，貸是“賣”貨幣，而利息則稱之為貨幣的“價格”。信用關系作為一種經濟關系，必然伴隨有利息的存在，而信用關系涵蓋著整個金融領域，所以在金融系統之中，無不涉及利息和利率問題。
在信用關系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利率水平的高低是區分兩類不同性質信用關系的關鍵。高利貸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信用關系，其基本特征就是極高的利率。這種極高的利率往往使借款人傾傢蕩產，嚴重時甚至借款人本身會淪為債務奴隸。在資本主義信用關系中，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成為制約利率高低的界限。達到和超過這個界限，借款經營將無利可圖，信用關系也將失去存在的基礎。當然，這是指平均的趨勢，在經濟周期波動中某些特定情況下，如危機爆發之際，也會出現超過平均利潤率的高利率。在中央集中計劃管理的經濟體制下，一般執行低利率政策。由於其生產、流通仍然采取商品經濟中社會化大生產的工商企業組織形式，所以平均利潤率作為利率上限的準則仍然成立。
在信用關系廣泛發展的基礎上，利息日益成為收入的一般形式。甚至當一個人在利用自己的資本進行經營時，也會把盈利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自己資本的利息，因為自己不從事經營而把資本貸放出去也會得到這部分收入；其餘部分才是經營的收入。由於利息的這一特性，使得任何具有收入的事物，均可通過收入的“資本化”而取得具有經濟意義的價格。如土地價格、股票價格等，都是按照這一規律形成的。此外，利息作為收入的一般形式這一事實也決定瞭利率必然成為評價投資效益的最一般尺度。
利率是一個經常波動的量，在平均利潤率的上限和不等於零的下限之間，其高低取決於貨幣資金供求的對比狀況。在市場經濟中，利率如有降低趨向，借入貨幣經營可以有較高的利潤預期，借款的需求增加，推動銀行擴大貸款，從而通過信用擴張增加貨幣供給；反之，預期利潤低，借款需求減少，貸款下降，從而通過信用緊縮減少貨幣供給。所以，利率的變動一方面有可能調動工商業者經營的積極性或抑制其經營過熱傾向；另一方面則可能調整由貨幣供給數量所構成的經濟環境，而在宏觀上影響經濟進程。
貨幣流通 貨幣流通是金融大系統中與信用融通系統相對應的另一個方面。流通中的貨幣形態有紙幣、硬輔幣，有借助支票及類似支付憑證實現大額交易周轉的存款貨幣，有日益廣泛采用的信用卡。當存款貨幣開始進入經濟生活時，人們發現，不僅金幣、銀幣、紙幣和硬輔幣是貨幣，記在帳簿上的數字也是貨幣；後來人們又發現，在計算機的存儲器和磁記錄媒體中那些肉眼看不見的信號仍然是貨幣。而且當銀行允許顧客超過存款額進行透支時，在允許透支的限度內，可簽發支票或使用信用卡結算，這時，貨幣不僅不存在於衣袋內，也不存在於帳戶和磁媒體中，而隻是存在於一種負債的允諾形式之中。雖然流通中的貨幣多種多樣，但無一不是信用關系的體現。這正說明貨幣流通與信用活動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
形態日益多樣的貨幣，其集合構成貨幣供給。其中可立即用來購買和支付的，國際上通用的統計口徑為M1，由兩部分構成：一是通貨(currency)，包括紙幣和硬輔幣，中國習慣上稱為現金；二是銀行活期存款。大於M1的口徑，依次為M2、M3、……，不能立即用來購買、支付的貨幣，按其流動性由強到弱分別增添到較大一級的口徑之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M1通稱為貨幣，把更大口徑中所包括的不屬於M1范圍的貨幣稱為“準貨幣”。
貨幣流通的狀況可由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的對比關系來描述：貨幣供給數量本身並不能說明它是多還是少；是多還是少隻能對貨幣需求而言──超過需求則是多，不能滿足需求則是少。然而需求並不是既定的量，不同的經濟理論派別有不同的貨幣需求理論，從而對貨幣需求有不同的測算方式。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沒有一種理論認為這個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變動的量是可以準確計量的。事實上，人們判斷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的對比狀況，依據的是另外的經濟標識，其中主要是物價，或者是物價的倒數──貨幣購買力。貨幣供給不能滿足貨幣需求時，物價下跌或貨幣購買力提高；反之則物價上漲或貨幣購買力下降。當物價受到政府幹預直至實行計劃價格時，則會由市場疲軟、貨物滯銷或持幣待購、排隊搶購等現象反映出來。
國際金融 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發生相應的貨幣與信用聯系。國與國之間的貨幣和信用聯系構成國際金融的內容。包括兩大領域：一是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如何兌換和兌換的比率──匯率問題，隨著國際交往的日益密切，匯率已不單純是本國分別與其他國傢處理雙邊貨幣關系的問題，而是處理本國貨幣同國際貨幣體系的關系問題；二是國際信用，有服務於國際貿易的信貸，有銀行團、國際金融機構和政府之間的長期貸款，以及外國在本國的金融投資和本國在外國的金融投資。在國際貨幣信用關系發展的基礎上，銀行日益開拓國際金融業務，並形成銀行業的國際化。
由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全部交易形成一國的國際收支。貿易收支、勞務收支和不產生債權債務關系的轉移性收支等，通稱為國際收支的經常帳戶項目；與經常帳戶項目並列的是反映資本輸出入的資本帳戶項目，包括短期信用、長期貸款和投資等。經常項目差額與資本項目差額有互相彌補的關系，這兩個項目綜合起來如收不抵支，其平衡途徑或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或靠政府間的借款，或動用本國的官方儲備。
國際金融與國內經濟的發展有極其密切的關系。適當的本幣與外幣的匯率，對於發展對外貿易有重要意義；利用國際貸款則可以使國外資源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另一方面，國內經濟的發展又是處理好國際金融關系的基礎：在國內經濟發展基礎上的強大出口潛力對於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有重要意義；而具有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才有保持適當匯率的實力，才有可能以較優惠條件利用外資。如果國際金融問題處理不當，將可能導致國內金融和國內經濟生活的動蕩；如果沒有足夠的國內經濟實力而過分奢望通過國際金融聯系來解決國內問題，反過來則可能給國傢造成難以承受的負擔，如發展中國傢嚴重的債務危機就是一例。
西方的金融理論與政策實踐
金融理論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估價金融特別是貨幣在整個再生產過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並以此為依據制定和貫徹相應的金融政策。從一定意義上說，商品貨幣關系覆蓋整個經濟生活，貨幣與信用相互緊密滲透的過程一經開始，人們即從這個角度思考、研究、探索和實踐。但隻是經過近兩個世紀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探索和實踐，這一認識才逐步深刻起來。
傳統的觀點 從產生於17世紀中完成於19世紀初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到20世紀初，逐漸形成並占有統治地位的觀點是:貨幣以及一切貨幣現象，對於實物再生產過程來說是外在的因素，像是罩在上面的一層“面紗”，可以起積極作用，也可以起消極作用；但從長期看，這種作用是“中性”的。至於調節經濟生活的則是市場法則，是那隻“看不見的手”。這隻手隻要不受幹擾，就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和資源的合理配置。在這一理論指導下，金融政策的目標可以歸結為一點，即企圖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保證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西方經濟學傢普遍認為，貨幣流通的不穩定、銀行信用的動搖等等都會使生產和流通的正常運轉遇到困難，不利於“看不見的手”正常發揮作用。特別是在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中，金融危機的暴發往往處於先導地位，似乎金融危機就是整個經濟危機的起因。因此，構造穩定的金融環境以避免經濟危機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人們很容易接受的觀點。
構建資本主義金融系統的政策 新興的資產階級在確立瞭自己的政治統治地位之後，為瞭構建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逐步形成瞭以下一些政策原則：
①建立定規化的貨幣制度。而對眾多封建領主和城邦各自擁有鑄幣權和流通中的鑄幣形形色色極不統一的局面，整頓金屬貨幣曾是各國為開拓和鞏固本國市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其中包括：確定貨幣金屬；確定鑄幣的形制、成色和重量；規定公民用貨幣金屬請求鑄造的程序；建立定規的主幣和輔幣制度以及規定主幣為無限法償手段，等等。
②完善銀行券發行制度。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眾多的銀行紛紛發行自己承擔隨時兌付鑄幣義務的債券──銀行券，以滿足日益擴大的借款需求。由於資力薄弱的小銀行往往在經濟動蕩時無法實現銀行券兌現的允諾，曾不斷造成貨幣流通的紊亂。各資本主義國傢遂先後把銀行券的發行權集中到一個銀行，這個壟斷發行的銀行也就成為在銀行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的中央銀行。為瞭控制銀行券發行，還建立瞭種種用貴金屬儲備制約發行數量的銀行券發行保證制度。
③在銀行存款的基礎上，發展瞭既不用鑄幣也不用銀行券的支票結算辦法。各國大體都是先分別在各城市，然後在全國建立起支票轉帳的中心──票據交換所。
④逐步對金融機構進行系統的管理。如劃分中央銀行和一般商業銀行，建立以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銀行體系；力求在金融機構之間進行職能分工；分別制定對各種金融機構的管理法規，等等。
⑤健全長期融通資金的市場。包括對股票、債券發行的管理；建立和健全股票與債券交易的二級市場以及制定管理證券交易所的法規和業務操作制度。
⑥在對外金融關系上，建立外匯的自由交易市場，力求實現貨幣金屬的自由輸出入；建立國際間短期和長期融通資金的秩序，以促進國際間的資本流動。
在整個19世紀，通過這些政策的貫徹以實現建立穩定金融環境的目標，其成就的頂點是金本位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金融系統在全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傢的確立。這樣的金融環境有力地推動瞭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促成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過渡，但它並沒有消除經濟危機。20世紀20～30年代，在劇烈的經濟和金融震蕩中，金本位制自身也無法維持下去而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理論與政策的轉變──凱恩斯主義 在30年代大蕭條的背景下，西方經濟理論出現瞭巨大的轉折。大蕭條中長期的經濟衰退造成長期的大量失業，暴露瞭市場機制本身並不具備解決這一問題的內在力量。於是資本主義國傢先後采取瞭各種各樣經濟的和行政的手段幹預經濟生活，試圖緩解經濟和社會矛盾。其中美國總統F.D.羅斯福的“新政”最具有代表性。作為這種轉變的理論則表現為J.M.凱恩斯的經濟理論。
凱恩斯認為：經濟過程本身並不能保證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這是因為經濟生活中存在著“消費傾向”、“對資本資產未來收益的預期”和“流動性偏好”等幾個心理規律，它們發揮的作用造成有效需求──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不足，從而導致非自願失業的存在。而要增加有效需求，市場本身是無能為力的，這要求國傢出面幹預經濟，采取財政、金融措施，降低利率，增加公共支出，以刺激私人消費和投資。隻有解決瞭有效需求的不足，才能實現充分就業。也就是說，在“看不見的手”的旁邊還有國傢可以用來實現調節的手段，那就是與貨幣有密切聯系的種種經濟杠桿。這樣，貨幣就不再被理解為隻是“中性”的，而是被理解為可對經濟發展進程施加影響的手段；它也不再被理解為可以揭去的面紗，而是被理解為處於經濟過程之內不可舍去的要素。
自30年代以後，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在西方長期占據統治地位，指導著西方國傢的經濟決策。對經濟的幹預涉及勞資關系、工資水平、價格水平等許多方面，其中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則是最重要的兩個實現宏觀調節的手段。
金融政策 通常又譯為貨幣政策，指通過金融領域中的各種操作，調節貨幣供給量，從而調節社會總需求，進而達到經濟增長、高度就業和物價穩定等經濟目標的政府行為。調節貨幣供給量主要有三大政策工具：①公開市場業務；②再貼現率；③法定準備率。除這三大政策工具外，還有直接控制信貸上限的做法：既可以分別對每一個銀行規定其信貸總額的上限，也可以對某類貸款規定上限。對於防止和抑制信用膨脹，這種做法是有效的，但作為一種行政性操作，則往往有礙於合理的信用調節。因此，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傢一般避免采用。但在發展中國傢，采用的卻相當廣泛。
借助於上述操作貫徹的金融政策，實際上很難充分實現為自己所確定的經濟目標。設想的機制是：當經濟萎縮時，擴大貨幣供給，促使市場利率下降；利率下降會提高工商業者對實際投資收益的預期，從而擴大經營，增加投資需求；經濟升溫，就業增加，將會增加消費需求，社會總需求不足的局面得到扭轉，疲軟的價格趨於堅挺，增長、就業、穩定的目標趨於實現。當經濟過熱時，抑制貨幣供給，促使市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會降低利潤，從而使投資需求降溫，相應地，社會總需求的增長速度減緩，從而有利於避免或減弱由經濟過分擴張所導致的大波動。實踐證明，現實生活中並不會出現這樣的理想過程。對於扭轉比較嚴重的蕭條局面，擴張性金融政策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當工商業者經營信心極低時，再低的利率和再優惠的信貸條件也難以刺激起他們投資的需求，從而想通過金融政策擴大貨幣供給的意圖也難以實現，當然也就改變不瞭經濟不景氣和大量失業的狀況。緊縮性金融政策對於抑制經濟過熱的作用較為明顯。不過緊縮力度不強時，往往收不到抑制的效果，在預期極其樂觀的氣氛下，縱然較高的利率也不見得可以使過熱的資金需求降溫；緊縮力度如果過強，貨幣供給急劇壓縮，則往往會引起經濟下降過速和失業迅速擴大的後果。
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 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對經濟生活的作用各有其特點。在金融政策收效不明顯的嚴重蕭條局面下，財政政策則顯得比較有力。如不惜造成赤字，擴大財政支出，支持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建設，本身就可吸收一部分失業人員，同時還會帶動相關部門的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30年代西方國傢主要就是采用這樣的財政政策。在抑制經濟過熱方面則相反。如果采用增稅等措施，因改變稅法需要時間，這就使財政政策不可能具備金融政策所具有的靈活性和及時性。西方的決策人和理論傢往往寄希望於這兩種政策的配合。他們主張為瞭扭轉嚴重的經濟過熱或衰退，兩種政策可以采用同方向的方針：同時緊縮或同時擴張。在並非極端的情況下，兩種政策也可采取方向不同的方針。如總的來說需要緊縮，可以緊縮金融政策為主，而財政政策則可采取適當擴張的方針，以中和過強的金融緊縮政策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同樣，也可有偏於緊縮的財政政策與偏於擴張的金融政策的配合，等等。
凱恩斯主義金融政策的失靈 在西方國傢，對於金融政策以及可以與之配合運用的財政政策曾寄予很大期望。有這樣一種估價，即通過這兩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運用，有可能熨平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波動，消除危機，實現增長、就業和穩定諸目標調協一致的發展。自30年代以來，金融政策等宏觀政策的運用，在減輕周期波動、推動經濟增長和就業等方面確也取得過一定的效果。但這些政策並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內在矛盾並實現無危機的發展。僅就所要實現的各項目標來看，它們之間就存在著矛盾。如增長與就業要求擴張性金融政策，但金融擴張卻往往成為導致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些年代，也正是通過宏觀政策所進行的國傢幹預造成瞭增長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曾把這兩者並存的局面解釋為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替代關系，即失業率某種程度的降低是以通貨膨脹率一定程度的提高為代價的。但從70年代中期開始，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卻是經濟停滯和失業矛盾加劇的“滯脹”局面。這說明，對金融政策以及類似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重新估價。
貨幣學派及其政策主張 凱恩斯主義及其戰後各流派的主張在事實面前遇到嚴重挫折，從而遭到來自多方面的抨擊。貨幣學派強烈反對凱恩斯學派關於國傢應當幹預經濟生活的主張，認為國傢對經濟的過多幹預阻礙瞭市場機制自我調節作用的發揮，從而促成瞭經濟的紊亂。就金融政策來說，凱恩斯學派主張實施“逆風向”的相機抉擇方針：經濟過熱，相機采取適度緊縮措施；經濟疲軟，相機采取適度的擴張措施。貨幣學派認為，相機調節貨幣供給量的金融政策其反周期的有效性是不確定的，而且多變的金融政策還會加劇經濟的波動。他們認為，貨幣需求函數是相當穩定的，貨幣流通速度從長期看，其加快或減緩的變化也相當穩定，從而貨幣需求同國民收入之間存在著穩定的相互關系。要使貨幣供給符合貨幣需求，則供給的增長率也應當是穩定的。貨幣供給的增長率相對穩定，會導致價格水平相對穩定。隻要政府不用考慮欠周的政策擾亂經濟，市場經濟內在的穩定性就能保證自己在可以接受的波動幅度和失業水平等條件下得到發展。所以他們的金融政策主張是要求實行貨幣供給量按規則增長。按規則調節貨幣供給量的主張雖然沒有哪個國傢可以嚴格奉行，但由於這種主張是在通貨膨脹長期威脅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有著明顯的反通貨膨脹傾向，因而對一些國傢的決策是有影響的。
供給學派及其政策主張 供給學派也是70年代在美國批判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的一個學派。該學派同樣主張消除幹預造成的阻礙，以充分發揮市場本身的調節作用，同時更特別強調供給方面的地位。他們重新確認供給決定需求這一西方傳統經濟學的原理，認為經濟具有足夠的能力購買它的全部產品。從這樣的論點出發，他們主張政府的任務不是去刺激需求，而是應註意政策對生產經營活動的作用以刺激供給。其主要政策措施是降低稅率，減少福利支出，以增加勞動力供給和提高生產投資的興趣。由於不認為應該在需求方面解決問題，所以在金融政策上沒有逆向調節這類主張，並且單一地強調幣值穩定，有人甚至主張恢復金本位制。80年代初美國開始執行的經濟政策，明確標榜是以供給學派的理論為依據的。
合理預期學派及其政策主張 在貨幣理論和金融政策的爭論中，合理預期理論占有重要地位。合理預期學派的思路是：預期是經濟生活中經濟主體的行為，而對經濟生活中的主體，他們堅持西方傳統經濟學的假設，即“理性人”的假設。所謂理性的人是指他們都會盡力收集有關信息，並按最有利於自身利益的原則作出決策:消費者力求效用最大化；廠商力求利潤最大化。在這一基礎上，當被預期的變量，其變化規律相對於過去已經發生變動的情況下，經濟行為主體並不會仍然拘於既定的預期行為方式，而是會隨之相應改變。由於預期形成方式隨被預期變量的行為變化而變化，所以，當利用瞭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時，則可能取得最佳的預測結果。按照合理預期的假說，那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的主觀概率分佈等於或接近於經濟體系的客觀概率分佈。
從上述分析出發，對於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合理預期學派提出瞭宏觀政策無效性的命題。例如，通過增加貨幣供給推進經濟增長並減少失業是凱恩斯主義金融政策的基本模型。按照合理預期理論，如果這一政策的采用在經濟行為主體的預期之中，那麼由於預期物價水平的上升，工人就會設法提高名義工資而阻止實際工資下降；隻要實際工資不變，產出量就不會提高，失業狀況也不會得到改善，政策便無效。政策的有效是以未曾合理地預期為前提，即貨幣工資沒有提高或提高的幅度不夠，從而實際工資下降，這時可以有產出量的增加和就業的增長。依靠出乎經濟行為主體的預料使政策生效，就意味著宏觀政策的有效性實際靠的是“欺騙”，但要使所有的人長期受騙是不可能的。一些經濟學傢肯定合理預期的概念，但認為政策無效的命題不能成立。不過，由於合理預期的作用，的確會使宏觀政策的有效性顯著小於凱恩斯模型的期望值。
從合理預期理論導出的思路是：企圖相機利用金融政策這樣的宏觀決策來解決經濟波動問題，不會產生預期的效果，反之，恰恰可能造成政策不確定的感覺，從而會加劇波動。合理預期論者與貨幣主義者同樣強調自由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的作用，所以他們否定主動的相機抉擇政策而肯定政策的連續性。他們認為可行的金融政策，如貨幣主義那樣，是貨幣供給量穩定地增長。
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金融政策，以自由市場機制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均衡以及貨幣中性論、面紗論的傳統經濟理論為支點，其內容是構建穩定的金融環境以保證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凱恩斯主義的金融政策是在傳統經濟理論無法說明現實生活中長期蕭條等經濟現象的背景下，以有效需求不足的非充分就業均衡理論和高估貨幣在經濟生活中地位的觀念為支點，其內容是主動通過金融工具逆風向地調節有效需求以克服經濟波動；現代批判凱恩斯主義的各流派，則是在凱恩斯主義政策雖曾一度取得某種成功但也同樣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重新強調堅持傳統經濟理論為支點，反對相機抉擇的金融政策，主張穩定的金融政策，相信依靠市場機制走出經濟困境。於是出現瞭在現代形式中向30年代以前傳統經濟理論復歸的趨向。原來的藥方由於被事實證明無效遂更換新的藥方，在新藥方也被證明無效後又取出原來的藥方。顯然，已被證明無效的藥方絕不會由於更換的新藥方也無效而重新變得有效。這種金融政策主張上的反復，正說明對於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誰也開不出有徹底療效的藥方。
中國的金融理論與政策實踐
中國古代的思想傢，作為政策的設計者和政策理論依據的論證者，對於全面利用貨幣和信用管理經濟、鞏固君侯統治，很早就形成瞭系統的學說。《管子·國蓄》中曾有這樣的概括:“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而禦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可是，由於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使得早期發展起來的思想長期停頓。直到明清，論證貨幣信用問題仍隻是不斷引用先秦、漢初思想傢的觀點而很少有所創造。
社會主義金融體系的建立和對舊體系的改造 雖然19世紀西方經濟理論就已傳入中國，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難以將其付諸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志著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取得瞭歷史性的勝利。在建設和管理社會主義經濟方面，采取瞭中央集權的計劃管理模型，以求迅速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的物質基礎。
為瞭適應高度集權的中央計劃管理模型，必須把原有的金融體系改造成適應這一模型的金融系統──由一個在全國遍佈分支機構的國傢銀行壟斷全部金融活動的系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存在著各自獨立的兩大金融系統：一是各解放區的銀行，它們在統一政策指導下分別發行貨幣，獨立進行活動；二是國民黨統治區由法幣制度以及官僚資本銀行、民族資本銀行、帝國主義列強在華銀行、證券交易所和黃金、外匯市場所構成。為迎接全國的勝利，1948年底在華北解放區成立瞭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人民幣。隨著革命戰爭的推進，各解放區的銀行先後並入中國人民銀行；依據沒收官僚資本政策所沒收的官僚資本銀行也並入中國人民銀行。同時，人民幣統一瞭貨幣流通。民族資本銀行資力本來就不雄厚，戰爭和惡性通貨膨脹又進一步削弱瞭它們的實力，實際上已起不到多大的獨立作用，帝國主義在華銀行先後停業；證券交易所和金銀外匯市場隨著證券交易的取締、金銀的禁止流通和外匯管制的實施而不復存在。所以，在社會主義改造大規模開始的1953年，在貨幣流通早已統一的基礎上，一個單一的國傢銀行系統事實上已經存在。
金融活動的計劃化和金融政策 1979年經濟體制改革以前，金融活動的組織原則可歸納為：①制定信貸計劃，同時也是制定貨幣供給計劃，其中包括現金發行的計劃。這是總量的計劃。②取消商業信用，使企業隻能從財政和銀行兩條渠道取得貨幣資金；同時嚴格執行分口供應原則。③企業能在什麼季節什麼項目上取得貸款（也即取得可以用於購買和支付的貨幣），能取得多少，有計劃規定；企業轉帳結算中大部分支出要有計劃根據，為管理這部分貨幣的運動，有結算辦法規定；企業提取可用於消費品分配的現金須符合現金管理辦法和工資基金管理辦法的規定。④對信貸，也即對貨幣供給的總量控制，同對企業提供貸款，也即提供貨幣的個量控制，二者具有直接的聯系。制訂計劃時，基層的計劃通過系統和地區，層層向上匯總；計劃執行時，總量計劃通過系統和地區，層層向下分解，大部分直接分解到基層單位。所以金融活動的宏觀控制和微觀控制是結合在一起的統一過程。
在這種計劃體制下的金融政策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① 保證供給。對企業，保證其實現生產計劃任務和流通計劃任務所需要的資金供給；對整個經濟，保證實現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進行計劃流轉所必需的貨幣供給。“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革命戰爭中經濟建設的重要指導思想。當進入計劃經濟體制後，保證有計劃的經濟發展目標則成為保證供給的核心內容。
② 實現監督。銀行監督企業按計劃辦事，企業無計劃銀行不予貸款，企業有計劃銀行也不得超過計劃規定金額貸款。企業之間的結算不符合計劃管理原則的，銀行拒絕辦理結算，並有扣款權利。銀行監督企業執行根據計劃所簽訂的合同，以實現物資有計劃地流轉。對企業提取現金也進行監督，以督促企業執行分配政策和收購政策，防止過多的貨幣沖擊消費品市場。監督的意義並不限於對基層單位。當信貸和現金在總量上出現異常狀況時，則是重要的信號，促使人們檢查國民經濟計劃比例的協調狀況和剖析計劃執行中的問題，這意味著對整個經濟過程的監督。
金融政策的以上兩項內容，中心都圍繞著計劃。金融的任務就是保證和監督實現已經確定的計劃目標，而沒有自身的獨立目標。
③ 保持穩定。要使貨幣在計劃的制訂和執行過程中成為理想的核算工具並有利於組織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計劃流轉，集中於一點就是保持價格穩定，保持幣值穩定。由於產品的比價，從而價格水平不可能不變，因而長期執行的方針是“基本穩定”，即商品價格大部不動，少量調整，有升有降，以求得穩定的物價總水平。
實現基本穩定的關鍵，是貨幣的供給與為實現社會產品分配對貨幣的需求這兩者的協調一致。在理論上，計劃化的本身應能夠保證這一要求。但實際上，貨幣供給過多，從而社會總需求過大的矛盾一直是這種高度集權計劃模型的伴生物。其原因在於，對經濟發展的要求往往過急，計劃安排往往過大，為保證這些計劃的實現，必然會在事實上強迫通過創造更多貨幣的途徑來滿足需求。貨幣可以多創造，而實際的社會供給卻不會由於計劃的安排就隨意增加。面對這一矛盾，采取瞭嚴格的控制措施：就生產資料領域來說，有企業銀行帳戶上的存款貨幣不準用於計劃外的購買，存款貨幣不得在計劃規定的范圍之外轉化為現金等嚴格規定；就消費資料領域來說，對各單位實行工資基金總額控制，對居民實行計劃分配和限量供給辦法，等等。這一切都是為瞭控制過多的貨幣，不使它們沖擊生產資料的計劃分配和迫使消費品價格上漲。但貨幣既然存在，就有其內在的運動規律，必然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過多的貨幣在消費領域造成排隊、搶購現象和集市貿易價格上漲；在生產資料領域也會出現計劃外的變相再分配。
金融改革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方針以後，開始瞭從中央集中計劃管理的模型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模型，向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模型，直至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型過渡。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大前提下，對於原來被低估的商品貨幣關系的作用，開始瞭重新認識的過程，市場機制受到重視並逐步擴大地引入經濟生活。金融就其本質來說，是商品經濟的范疇，是市場范疇。當市場機制被引入經濟生活，就必須對原有體制下的金融系統及其活動原則進行改革。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①設置獨立經營、實行企業化管理的國傢專業銀行和一些全國性與地方性的商業銀行，作為中國的存款貨幣銀行；建立投資、信托類型、財務公司類型以及融資性租賃類型等金融機構；確定農村信用合作社作為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信用合作組織和發展城市信用合作社；準許在經濟特區設立外資、僑資與合資銀行和在大城市設立外國金融機構的辦事處；最根本的改變是原來全國唯一的一傢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從“大一統”的銀行體制轉變成中央銀行處於調控地位，國傢專業銀行作為主幹，多種形式金融機構並存的中央銀行體制。②原體制下禁止發生的商業信用逐步發展起來，相應地，基於商業信用的銀行信貸方式開始采用，但還有待於規范化，同時，正常商業信用的擴展，也有賴於類似“三角債”這種惡性相互拖欠的強制性商業信用的清理。③銀行之間原來嚴格的業務劃分不斷被突破，在大體有所分工的條件下，出現瞭業務交叉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瞭競爭機制。④財政與銀行分口的原則進行瞭極大調整。流動資金的兩口供應逐漸變成銀行一口供應；原來銀行信貸基本不進入固定資產形成領域的原則已被突破，而且數量年復一年地增加。⑤金融市場開始發育成長。銀行之間的短期拆借市場已經存在；有價證券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逐步形成；規范化的證券交易所陸續成立。⑥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貫徹，人民幣對外幣的匯價一度成為突出問題，對此已相應進行一系列調整，同時采取瞭建立外匯調劑市場等措施；對於國際信用聯系，揚棄瞭“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方針，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利用外資加速建設已成為一項重要政策，並廣泛地利用瞭吸收外資的多種途徑。⑦信貸計劃管理體制發生瞭重大變化。在原體制下，計劃信貸總額和貨幣供給總額以及按層層分解的計劃指標控制對企業的貸款，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一傢進行的。改革後，則形成瞭並行的兩種機制：一是仍然保持著直接調控的機制，即中央銀行直接規定專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所必須遵守的信貸限額；二是引入瞭間接調控機制，即中央銀行通過金融工具調節專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信貸規模，而專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則按照金融企業經營的原則，在保證資產業務和負債業務協調的前提下，有權在一定的限度內擴大和收縮自己的信貸業務。如果說，在原體制下金融領域中宏觀控制和微觀控制是直接統一的，那麼，在改革後這兩者之間的直接聯系已有越來越大部分為間接聯系所代替。宏觀調控機制有瞭自己獨立的意義。
金融體制的改革不僅適應瞭搞活經濟和對外開放的要求，而且還發揮著積極的促進和保證作用。
市場機制引入經濟生活和金融改革的推進，使金融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來。如果說過去主要要求的是提供一個穩定的核算尺度和保證經濟流轉所必需的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那麼改革後的金融狀況已經能夠對經濟進程給予能動的影響。1984年底至1985年初，貨幣供給的猛增暴露瞭在保證建設和改革的壓力下多年存在的貨幣供給過多，從而市場總需求過大的矛盾。從那時起，在經濟環境這個總題目之下，宏觀經濟理論成為經濟理論研究的熱點，宏觀決策和調控機制的建立則成為經濟決策中的當務之急。
1988年通貨膨脹的加劇和金融領域的波動，隨後在治理整頓中出現的市場疲軟、債務鏈條，再次加強瞭人們對宏觀問題的關註。擺在人們面前的一系列金融問題，最終會凝結為這樣一個理論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型中，對於貨幣、信用、金融這樣的范疇，應該如何恰當地、科學地估價它們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確定運用這些經濟杠桿的政策預期──當前的和長遠的預期，才是有客觀根據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探索這個問題，對金融理論建設至關重要，對提高決策水平則有極迫切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