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棄掉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包含的科學因素，而隻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外部的、表面的現象的經濟學體系。
歷史背景和代表人物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庸俗化，開始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瞭工業革命，1789年法國爆發瞭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開始尖銳化，這就促使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傢逐步把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庸俗化以適應新的階級鬥鬥爭的需要。從18世紀末到1830年這一段期間，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國的J.-B.薩伊，英國的T.R.馬爾薩斯、J.密爾和J.R.麥克庫洛赫等。他們分別以“註釋”或“通俗化”A.斯密、D.李嘉圖著作的形式，把古典政治經濟學經濟理論庸俗化。1830年之後，法國和英國資產階級奪得瞭政權，庸俗經濟學取得瞭統治地位。在這個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的N.W.西尼爾（1790～1864）、J.S.密爾，法國的F.巴師夏等。他們直接采用“修正”或“補充”古典政治經濟學某一理論觀點的形式而使其進一步庸俗化。
庸俗經濟學傢首先把古典經濟學的價值論庸俗化，進而把古典經濟學的分配論等庸俗化。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斯密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內部聯系，把價值歸結為生產上耗費的勞動，他依據勞動價值論，確定利潤、利息、地租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是價值的扣除部分。但是，斯密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內部的聯系的同時，同描述經濟事物的表面現象糾纏在一起。他沒有分清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系，把生產上耗費的勞動同交換時購買的勞動混淆起來。他在把價值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之後又認為價值是由收入構成的，並把三種收入看為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見《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古典政治經濟學另一代表人物李嘉圖雖然堅持商品生產上耗費的勞動決定商品價值，但他也和斯密一樣由於隻註意價值量的分析，忽視價值質和價值形式的分析，因而沒能揭示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內在聯系，沒能明確區分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也沒能區分勞動和勞動力、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終於碰到他無法解決的兩個理論難題：價值規律和勞動與資本相交換的矛盾，價值規律和同量資本得到同量利潤的矛盾（見《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庸俗經濟學傢就是利用古典政治經濟學傢所解決不瞭的矛盾和問題，用“註釋”、“修正”等方式使之庸俗化。
價值論的庸俗化 首先，庸俗經濟學傢用效用價值論、生產費用論、供求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薩伊初次嘗試用生產一般來偷換具有特殊歷史性質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他把經濟學劃分為生產、分配、消費三個獨立部分（也叫“三分法”），認為生產是由生產三要素：勞動、資本、土地共同協力進行的，價值不全由勞動決定。生產三要素分別提供“生產服務”，從而創造瞭效用，創造瞭價值。這就是以生產三要素論為基礎的庸俗效用價值論。
馬爾薩斯發現李嘉圖體系的兩個理論難關，從而認為商品生產中使用的耐久性不同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和有不同的周轉時間而引起的交換價值經常隨利潤率和利潤量的變動而變動，使生產價格偏離價值的這種情況，決不是象李嘉圖所說的那樣屬於“例外”，而是“通則”。他轉到斯密關於購買到的勞動決定價值的觀點，斷言價值不是由生產上耗費的勞動來決定，而由購買到的勞動決定，購買到的勞動包含瞭實際耗費的積累勞動和直接勞動再加上以勞動表示的全部預付資本的利潤額，這幾個部分構成生產費用。他與薩伊一樣把供求論引進來，由供求關系來決定生產費用，從而決定價值的大小。
R.托倫斯（1780～1864）認為斯密的勞動價值論隻適用於社會原始狀態，不適用於資本的社會，後者是由資本支出來決定價值。
李嘉圖的門徒J.密爾和麥克庫洛赫在試圖解決李嘉圖面臨的兩個難關時，卻把勞動決定價值的觀點庸俗化瞭。J.密爾不同意價值是由資本價值決定，或受時間因素影響的觀點。他解釋說藏在酒窖裡的陳葡萄酒價值之所以比新酒價值更大，其情況與使用機器相類似。機器是積累勞動，使用機器就是使用勞動，它與人手直接作的勞動不同之處在於用工具間接作的勞動。藏在酒窖裡的陳酒也是積累勞動，它也在勞動，故能創造價值。麥克庫洛赫把勞動定義為一種旨在引起某一合乎願望的結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問這種作用或操作是由人，還是由役畜、機器、自然力完成的。他認為對於藏在酒窖裡的葡萄酒，資本對勞動的交換是不必要的，在其中隻有自然本身產生作用。就這樣，他們兩人認為積累勞動和自然力也能創造價值。
稍後，西尼爾
N.W.西尼爾
利用斯密理論中有時把決定價值的耗費勞動理解為“安樂”、“自由”與“幸福”的“犧牲”，試圖從人們的主觀心理因素來解釋價值。他強調經濟學所依據的前提是來自人們的心理內省過程，把薩伊用來決定價值的效用看做防止痛苦或產生愉快的手段。勞動是安逸的“犧牲”，資本是當前享樂的節制，也是“犧牲”，這兩種不同形式的“犧牲”決定價值，它們的報酬分別為工資、利潤，這兩者共同構成生產費用。
巴師夏強調經濟學是研究人們的欲望、努力和滿足，滿足欲望的努力就是提供服務，互相交換服務的關系就決定價值。J.S.密爾試圖把古典經濟學同庸俗經濟學調和起來，建立一個折衷的經濟學體系。他認為價值不過是“一個相對的術語”，它並非物品本身一個內在的、實體的本質，僅意味著在交換中所能獲得別種東西。他在談論生產費用時，盡管承認勞動幾乎是生產費用的唯一因素，但又認為勞動可用工資一詞來代替，資本可用利潤來代替，這樣，價值決定於生產費用，便決定於工資和利潤瞭。
分配論的庸俗化 庸俗經濟學傢將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庸俗化後，進而將分配論庸俗化。薩伊利用他的生產三要素論來說明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的來源。他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各自提供“生產服務”，創造效用、創造價值，因而也創造瞭自己的收入，即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土地—地租，這就是著名的“三位一體公式”，它完全否定斯密關於利潤、利息、地租是由勞動決定的價值的扣除部分的科學觀點。
馬爾薩斯認定價值是由購買勞動決定，而購買勞動是以生產上實際耗費的積累勞動和直接勞動加上以勞動表示的全部預付資本的利潤額來衡量。他認為工人的勞動耗費已全部得到報酬，可是利潤是包含在他的價值規定之中的，那麼，利潤就隻能是從交換中來變成讓渡收入瞭。至於地租則看作是上帝和自然對人類的“賜予”。
J.密爾和麥克庫洛赫根據他們自己對窖藏的陳酒增大價值的解釋，把利潤看成是積累勞動和自然力本身所創造的。麥克庫洛赫還對利潤作別的解釋，他把價值劃分為實際價值和相對價值，前者由生產上耗費的勞動決定，後者由交換或購買到的勞動決定，雖然他認為一個由一定量勞動生產的商品一律會換到同量勞動生產的任何其他商品，但他又認為商品在事實上總會換到多一點的勞動量，多出來的這個剩餘部分就成為利潤。從生產領域最後轉向流通領域去探求利潤的來源，是庸俗經濟學利潤理論掩蓋利潤的剝削性質常見的一般手法。
用主觀心理感受來說明價值的庸俗經濟學傢如西尼爾、巴師夏等把勞動和資本看作二個不同形式的“犧牲”，西尼爾說勞動是安逸的“犧牲”，資本是節制當前的享受。巴師夏說勞動是犧牲安逸提供的服務，資本是犧牲即時的滿足，是享樂的延緩，這些“犧牲”分別獲得工資和利潤（利息）的報酬。J.S.密爾在解釋構成生產費用之一的利潤時，也把它看為資本傢忍耐不把資本用於消費而用於生產的報酬。至此，古典經濟學關於利潤是勞動決定的價值的扣除部分的科學觀點完全化為烏有瞭。
薩伊不顧斯密對那種把資本利潤看成為監督指揮的“特種工資”的觀點的批評。他把資本收入劃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認為利息是對資本的效用或使用所支付的租金，企業主的收入則是他從事冒險、監督和管理企業的“智能和才能”的報酬，總之，歸結為企業主高度熟練勞動的報酬即高級工資。薩伊的這些觀點，也為後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傢所遵循。比如J.S.密爾就把總利潤中的一部分劃分“管理工資”，看作資本傢領導生產時付出的勞動和技能的報酬。
階級實質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資本傢與工人的交換，資本與勞動的交換具有明顯的特殊的社會性質，但在庸俗經濟學傢看來，它卻與一般商品交換無任何差異。J.密爾等就認為工人出賣給資本傢的是將來產品中他占有的那個部分，資本傢先以預付形式付出工資，即把將來產品中的一部分支付給工人，這全部將來產品最後就完全歸資本傢所有。至於資本傢與工人在產品中各自占有的份額的大小，則由雙方討價還價來決定，而討價還價的條件隨供求關系的變動而變動。
李嘉圖關於工資和利潤相對立的極有科學價值的觀點也被庸俗經濟學傢完全抹煞瞭。他們認為工資和利潤不是對立的，而是相“協調”的，在其後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也不是對立的，而是“和諧”的。比如西尼爾就認為勞動和資本之間是一種“協力”關系，勞動不借助於節制的成果即資本，就不能正常發揮作用，而節制不借助於勞動也不起作用。巴師夏也認為勞動和資本之間是一種“合作”關系，並提出一條分配“規律”：隨著社會進步，資本增加，利息會下降，增加的社會總產品中分給資本的部分，絕對量增加，但相對量減少；分配給勞動的部分，絕對量和相對量都會增加。他由此得出一個辯護性結論：一切人的境況都會不斷“改善”，各個階級是“和諧”的，不存在什麼階級對立。J.S.密爾更為資本主義的改良提供論據。他把生產規律與分配規律劃分開來，斷言前者是自然的、永恒不變的，後者是人為的、可變的，是屬於法律和習慣的范圍。雖然他承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分配不均，但不認為它是植根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認為可以通過某些改良主義措施來消除這一缺點，並且可以通過勞資雙方品性上的變化和逐漸的教化制度來調和它們之間的矛盾。
19世紀初期和中期的這些庸俗經濟觀點在不同程度上被後來西方經濟學所吸收，並加以改造形成形形色色的新的理論體系。
參考書目
陳岱孫主編：《政治經濟學史》，吉林人民出版社，長春，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