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

　　中國清代思想傢、文學傢。字璱人，號定盦，又名鞏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任內閣中書、禮部主事。著作有《定盦文集》等，現彙編為《龔自珍全集》。

《定盦文集·農宗》（清光緒二下六年刻本）

　　龔自珍珍曾從劉逢祿學《公羊春秋》。他以漢代公羊學傢的學說為理論武器，借“微言大義”譏議時政，倡言改革，起瞭開一代新風的作用。他是一位愛國的思想傢。1820年曾主張移民實邊，開發邊疆，包含有發展生產和鞏固邊防的雙重目的。他反對鴉片輸入，主張嚴厲禁煙，當林則徐赴廣東查禁鴉片時，還建議林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

　　財富觀　龔自珍提出瞭“不諱私”、不諱言財利和不諱言富的觀點。他認為自私是人類不同於禽獸的本性，極力贊美對財富的占有，認為“富殖德”、“富又殖壽”（《陸彥若所著書序》）。他還認為“未富而諱言利，是謂迂圖”（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對於財富的占有，他認為應以個人的智能才力為根據，“貴智貴利”，“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十尺、伯尺出谷者，以為倍尺、十尺、伯尺主”（《農宗》）。他的這些主張具有一定的啟蒙主義色彩，但其實質則反映瞭中小地主階級發展自己的私有經濟，反對大地主、大商人掠奪兼並的要求。

　　“農宗”思想　龔自珍在經濟改革方面，提出解決貧富不均的主張和實行“農宗”的土地方案。他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寫的《平均篇》中，揭露社會上財富不均的嚴重問題，認為官吏和商人超越本份攫取大量社會財富，是造成貧富不均的根源，主張按照封建等級制度規定人們占有社會財富的份額，如同分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這樣，可以做到各安其位，各守其份，財產占有不致大為懸殊，從而實現“小不相齊”，亦即他的所謂“平均”。龔自珍的“平均”論，有緩和社會矛盾的意圖，但未涉及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農宗》篇中，他提出在農村建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農宗”制度，把農村中的社員分為“大宗”、“小宗”、“群宗”和“閑民”四個等級，其中“小宗”和“群宗”又叫“餘夫”。龔自珍還設計瞭一套土地方案，主張實行宗法受田制，大宗受田百畝，餘夫受田二十五畝，閑民不受田，“使為佃”，為大宗和餘夫種田。這一土地方案，含有一定的抑制大地主大商人兼並土地的意思。

　　龔自珍的“農宗”方案，實際上是個自然經濟的模式，他主張大宗以其農副產品與所需要的工業品實行物物交換，“皆不得以澹泉貨”（《農宗》）。他還主張實行長子繼承制，認為隻有長子繼承“百畝”之田，才不會導致“數分則不長久”的後果。這“百畝”之田因有“閑民”等佃耕，體現瞭封建主義的剝削關系。這些都說明龔自珍實質上是維護封建地主經濟的。龔自珍還認為他的土地方案非“限田之法”，占田多少“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烏得而限之”（《農宗答問第一》），其目的在於“養民”，使“無田”之人“不饑”、不為“盜”，企圖使清王朝長治久安。

　　商業與外貿思想　龔自珍早期有“重農抑商”的思想，他實際上把商業看作一個有害的經濟部門，否定商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正當作用。他還主張嚴格限制貨幣的使用，抑制貨幣流通，使“桀黠心計者，退而役南畝”（《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到瞭晚年，龔自珍對商品貨幣經濟有所重視，提出“食固第一，貨即第二”、“食貨並重”的觀點。在中外貿易方面，龔自珍認為有必要與外國“互市”，但隻能“留夷館一所”，還說：“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其他“不急之物”，“宜皆杜之”（《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龔自珍思想中最可貴之處，是對中國封建末世種種黑暗的抨擊和堅決反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這些思想都有積極的影響。至於他的社會經濟改革主張，則缺乏新的因素，隻是對封建制度做些修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