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是中國古代對理想社會的一種稱謂，相當於西方的“烏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國的烏托邦思想。這種思想源遠流長。《詩經》中的《碩鼠》篇（產生於西元前611年以前），把貴族剝削者比做一隻害人的大老鼠，並且發出瞭決心逃離這隻大老鼠的“適彼樂土”、“適彼樂國”、“適彼樂郊”的呼聲。《碩鼠》是迄今保留下來的關於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春秋末到秦漢之際的大同思想 這一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制度發生劇烈變動的時期。在這樣一個新制度產生的分娩陣痛時期，產生出各種各樣的關於理想社會的設計：農傢的“並耕而食”理想，道傢的“小國寡民”理想和儒傢的“大同”理想，是這一時期大同思想的三種主要類型。
農傢“並耕而食”的理想 人人勞動，沒有剝削；社會生產基本上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為主，但存在若幹獨立的手工業，並進行著農業和手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交換按等價原則進行，沒有商業欺詐；不存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不存在專業的腦力勞動者，連君主也和人民“並耕而食”。農傢的這種理想，實質上是農民小生產者對自己落後的經濟地位的理想化。
道傢“小國寡民”的理想 人類分成許多互相隔絕的“小國”，每一個小國的人民都從事著極端落後的農業生產以維持生存，廢棄文字，盡量不使用工具，人人滿足於簡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進；同外部世界斷絕一切聯系，即使對“雞犬相聞”的“鄰國”（實際上是鄰村），也“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車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著的。道傢的“小國寡民”理想，實際上是一種歷史倒退的幻想。
儒傢大同的理想 沒有私有制，人人為社會勞動而不是“為己”；老弱病殘受到社會的照顧，兒童由社會教養，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有機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沒有特權和世襲制，一切擔任公職的人員都由群眾推選；社會秩序安定，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對外“講信修睦”（《禮記·禮運》），鄰國友好往來，沒有戰爭和國際陰謀。
儒傢的大同理想比農傢、道傢的理想更詳盡，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誘人的力量。因此，它在中國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遠的影響。
儒傢大同理想是在《禮記》的《禮運》篇中提出來的。《禮運》篇大概產生於秦漢之際或漢初，這時，新興地主階級已經建立起瞭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專制帝國，正在雄心勃勃地為鞏固封建政權，發展封建主義經濟基礎而鬥爭，於是，它的某些思想代表人物就設計出大同這種理想社會方案，為自己的事業描繪一個虛無縹緲的遠景。
《禮記·禮運》（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上述三種類型的大同理想，奠定瞭後代大同思想的發展基礎，後代出現的農民小生產者的大同類型，基本上都是屬於農傢類型的；一切在王朝更替、農民戰爭中受到損害，企圖用“避世”來尋求解脫的人，都憧憬著道傢類型的理想境界；而儒傢的大同理想，則往往為新興社會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
西漢以後的封建時代的大同思想 西漢中葉以後至清代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社會發展一直停留在封建主義階段，沒有形成新的生產力和新的階級，因而儒傢大同類型的理想，未再出現新的模式。農傢類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過組織農民起義的宗教團體的某些生活制度體現出來，東漢末期張魯的五鬥米教是最早的典型。道傢類型的大同理想，則在東晉陶淵明（365/372/376～427）的《桃花源記》中形成瞭新的、最有影響的典型。
五鬥米教 張魯據有漢中後，廢除官吏，設“祭酒”分管部眾，各祭酒的轄區設義舍，放置義米、義肉，供行人無償取用。對部眾的管理強調用說服教育方式，對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寬恕三次不改而後處罰。
《桃花源記》 陶淵明在文中幻想出一處同現實世界隔絕的人間樂土──桃源洞，那裡沒有剝削、壓迫和戰爭，人們永遠處於和平、寧靜和溫飽的環境中，過著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對外部世界幾百年來的王朝廢興、社會動亂都一無所聞，自秦末進洞以來，“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桃花源記》在中國大同思想發展史上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此後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現實社會的苦難的人普遍地憧憬著“世外桃源”，它成瞭人間樂土的同義語。
中國近代的大同思想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逐漸由封建社會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社會劇烈變動的時期。
在中國近代，農傢類型和道傢類型的大同理想仍有所表現，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和章太炎（1869～1936）的《五無論》分別是二者的典型。但是，在中國近代的大同理想中占主要地位的卻是儒傢的大同類型，它被許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用來表達自己的社會理想，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康有為和孫中山的兩種大同理想。
康有為的大同理想 康有為寫瞭《大同書》，設想未來的大同社會是一種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沒有剝削的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國界消滅，全世界統一於一個“公政府”之下，沒有戰急。政治上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制度，沒有貴賤等級。男女完全平等，傢庭已消滅，不存在父權、夫權壓迫。
孫中山的大同理想 主要內容是：土地國有，大企業國營，但生產資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資本傢和雇傭勞動者兩個階級繼續存在；生產力高度發展，人們生活普遍改善；國傢舉辦教育、文化、醫療保健等公共福利事業，供公民享用。
康有為和孫中山都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傢的壟斷壓迫、貧富分化、危機、失業等現象有所批評，但他們的大同理想基本上都還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理想化。康有為的現實主張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因而對自己的大同理想不願立即實行，主張經過緩慢的改良在遙遠的未來使“君銜……徐徐盡廢而歸於大同”（《大同書》）。孫中山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則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就付諸實施，要求“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孫中山選集》）。
參考書目
趙靖：《大同思想的歷史發展》，《中國經濟思想史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歷代大同理想》，中華書局，北京，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