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清代鴉片戰爭前後的經世學者。字慎伯，晚年自號倦翁，安徽涇縣人。少傢貧，長期任幕僚，潛心考究農政、河工、漕運、鹽政、貨幣等。反對空談性理，講求實學，註重實地調查與經世致用，對實際社會問題有較深的瞭解，是當時的知名人物，“每遇兵、荒、河、漕、鹽諸巨政，封疆大吏無不屈節諮詢”（《清史稿·包世臣列傳》）。著作晚年自編為《安吳四種》。
包世臣重視理財，認為“理財為古人致治之大端，尤此時當務之最急”（《安吳四種·說儲上篇序目》））。他蔑視儒傢反對“言利”的教條，聲稱自己就是“好言利”，自己“所學大半在此”。他言利的目的是反對“奸人之中飽”，要“收奸人之利，三歸於國，七歸於民”（《答族子孟開書》）。他重視農業，認為“天下之富在農”，把“修法以勸農”看作是富國的前提。為瞭“勸農”，他強調士必須懂得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術。他重農而不抑末，指出：“無農則無食，無工則無用，無商則不給。三者缺一，則人莫能生也”（《說儲上篇前序》）。他認為工商業和貨幣財富的發展對農業不會有害，而且可以相互補充。有瞭五谷和貨幣收入，就可以“傢給人足”。於是他提出“本末皆富”的觀點，並認為是“千古治法之宗”，“子孫萬世之計”（《庚辰雜著二》）。他認為商人熟悉業務，遵守信用，效率高，費用低，極力主張借助商人的經營活動來改革漕運和鹽政。他還認為“官與民為市”是正常的（《海運南漕議》）。他為解決“銀荒”，提出一個以制錢為計算單位，“使鈔從錢”，發行紙幣的“奪銀之權”的幣制改革建議。這個建議在理論上有錯誤，實踐上行不通。
包世臣強烈反對鴉片貿易，早在1828年，他就指出鴉片輸入的危害，要求“厲禁煙土”。鴉片戰爭前十幾年，他就預見到英國侵略者必以新加坡為基地，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因而呼籲朝廷，早作預防。鴉片戰爭爆發後，力主抵抗，反對投降，表現瞭強烈的反侵略的愛國主義。鴉片戰爭以後，他對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也有較為深刻的認識，指出由於洋佈進口打擊瞭中國手工紡織業。他說“近日洋佈大行，價才當梭佈三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太佈市，消減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則木棉亦不可恃”（《答族子孟開書》）。
《答族子孟開書》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