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中國劇作傢、電影作傢、理論傢、翻譯傢、新聞工作者。本名沈乃熙，字端軒、端先。浙江杭縣人。
青少年時期（1900～1926） 夏衍1900年10月30日生於浙江杭縣一書香門第。3歲喪父，6歲進本村私塾。後轉入新學堂。1914年夏高小畢業。半年後，入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染色科，1920年夏畢業。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把一向循規蹈矩的夏衍，推進瞭政治激流。1919年他和同學組織瞭杭州“五八”大遊行，創辦瞭《雙十》刊物。
1920年秋被“甲種工業學校”保送日本留學。1921年2月，夏衍考入日本九州明治專門學校電機專業。1923年暑假，曾經朝鮮到中國東北和北京旅遊，目睹帝國主義對貧弱祖國的欺凌，甚為悲憤。後又接觸瞭留日的進步同學和日本進步朋友，參加瞭社會科學研究會，於是更傾心於政治活動，以求救國之道。
1924年11月，孫中山先生應馮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國是”，途經日本門司時，夏衍和一些同學前去迎送，被孫中山先生熱情接見，並加入國民黨。
1925年底，夏衍明治專門學校畢業，取得工學士學位後，到東京參加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組成的國民黨駐日總支部的工作，任組織部長。1927年國內發生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日本的國民黨右派“總支部”搗毀瞭夏衍所在的“神田總支部”，夏衍奉命於4月下旬回國向武漢國民黨總部請示。在上海得知負責海外工作的彭澤民等已離開武漢去香港，無從聯系，從此結束瞭與國民黨的關系。
左翼10年 1927年“四·一二”以後，夏衍被國民黨右派開除黨籍，由他原來的明治專門學校同學鄭漢先、龐大恩介紹參加瞭中國共產黨，並編入上海市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的一個小組，從此開始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小組成員全是進步文學團體太陽社的成員，這使夏衍和文化人發生瞭密切關系。
1927年底，從翻譯《歐洲文藝思潮論》開始，夏衍即以翻譯為公開職業。1929年他翻譯出版瞭《母親》，第一次把無產階級文學奠基人М.高爾基的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傢聯盟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召開成立大會，夏衍當選為執行委員。從此，夏衍成為黨在文化工作方面的領導人之一。1929年秋，夏衍還曾與鄭伯奇、錢杏邨等發起和領導瞭上海藝術劇社，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個劇社，也是夏衍和戲劇發生關系的開始。它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團結戲劇界和引導戲劇運動方向上起瞭很大作用，並為後來中國左翼戲劇傢聯盟的成立作瞭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
夏衍1921年於日本東京
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淞滬戰爭”之後，群眾愛國情緒高漲，對文學藝術也有瞭新的要求。1932年6月夏衍、鄭伯奇、阿英等乘機打入明星影片公司，當瞭“編劇顧問”，制定瞭為進步電影奠定基礎的方案，並把有進步思想的劇人輸送進電影界，同時開展瞭對蘇聯電影作品和理論的評介，以提高左翼影、劇人的藝術素質。1933年3月，成立瞭黨的“電影小組”，夏衍為組長，從此他解除瞭“左聯”的工作，全力領導電影方面的工作，並寫瞭大量電影劇本，如《狂流》、《春蠶》、《脂粉市場》、《上海二十四小時》等，成為中國進步電影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南京國民黨政府連續對上海地下黨組織進行瞭3次大搜捕。夏衍於1935年隱蔽在一個白俄公寓達3月之久。他利用時機創作瞭第一部多幕劇《賽金花》。夏衍以歷史上庚子事件為素材，意在諷刺國民黨當局的投降外交。劇本寫成後，於1936年11月由四十年代劇社在上海首演，集體導演，執導洪深，主演是金山、王瑩。12月去南京演出時，當劇中一個辦洋務的官員在德國人審問他“會幹些什麼”的時候，他“惶恐”地說著：“奴才隻會叩頭，跟洋大人叩頭！”並連連叩頭。坐在臺下的國民黨要員張道藩按照預謀讓人把痰盂擲到臺上，破壞演出。第二天國民黨當局明令禁演。這是話劇史上有名的“《賽金花》事件”。《賽金花》在藝術上並不成熟，而作者“想描畫一幅以庚子事變為背景的奴才群相”，“對那些願為奴隸和順民的人們加以諷喻和詛咒”的目的卻是達到瞭，與此同時，夏衍還以都市小人物的命運為題材寫瞭兩個獨幕劇：《都會的一角》和《中秋月》。前者上演後即遭租界工部局查禁。夏衍曾說：“從1935年到1936年這一段時期是我創作欲最旺盛的一年”。這期間他發表瞭著名報告文學《包身工》和另一部歷史劇《秋瑾傳》（《自由魂》）。《秋瑾傳》發表於1936年12月的《光明》2卷1、2期上，1937年在上海首演，是以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英勇鬥爭和就義的事跡為題材，表現和歌頌瞭秋瑾舍身取義的巾幗英雄氣概和革命精神，痛斥瞭清朝統治者和內奸走狗。在藝術上，夏衍的追求與《賽金花》有所不同，不再是誇張的諷刺，而是努力寫出特定環境中的新的藝術形象。
1936年“西安事變”以後，國內政治形勢發生瞭巨大變化，蔣介石被迫釋放瞭一批“政治犯”。夏衍在此時“聽瞭許多出獄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觸，引起瞭寫作的沖動”。於是在1937年的黃梅天，寫瞭《上海屋簷下》。這是他這一時期最成功的劇作。這是和生活同步的作品，寫於1937年的黃梅天。劇本描寫被捕入獄8年的匡復被釋放瞭。他到好友林志成傢來探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兒葆真的下落，卻得知妻子已與志成同居，因為他們早就聽說匡復已死，於是3個人都陷入難以解脫的內心矛盾和痛苦之中。彩玉想與匡復追尋過去的幸福，但林志成負疚欲走時，兩人8年患難與共之情，又突然迸發，難於分手。匡復理解、原諒瞭他們，在孩子們向上精神的啟發下，克服瞭自己一時的軟弱與傷感，留言出走。全劇除瞭這條主要情節線而外，還有幾組人物：失業的大學生，被迫出賣自己的女人，勉強糊口的小學教員，兒子戰死的老報販，這些人都擁擠在一個“屋簷下”，合奏著“小人物”的生活交響曲。
《上海屋簷下》在夏衍的創作上，是一次大的突破。夏衍自己說：“在這個劇本中，我開始瞭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摸索。在這以前，我很簡單地把藝術看作宣傳的手段。”並說：“在我說來，是寫作方面的一個轉變，註意瞭人物性格的刻畫、內心活動，將當時的時代特征反映到劇中人物身上。”美學思想的轉變，使該劇在藝術上獲得瞭很大的成功。在題材的選擇和處理上，作者不註重故事的傳奇性和情節的所謂戲劇性，而著眼於平凡的小人物和他們幾乎沒有色彩的生活，著重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和他們畸型關系的悲劇實質。在佈局和結構上，《上海屋簷下》依據小市民“各自為政”的生活方式特點，讓5組人物沿著各自的生活邏輯，伸延、發展著自己的情節線。它們之間，沒有糾結在一起的沖突，沒有牽一發動全局的連鎖反應。但是在進行中又互相交錯、穿插，作到瞭有機的陪襯和補充，使每條生活細流同在一個旋律和節奏中起伏、流動，人多戲不散，線多戲不亂。劇中人物與環境的關系相存相依，不論黃梅天的“陰晴不定”，還是“屋簷下”的擁擠、窒息，都不是簡單的“背景”。它象征著左右人們命運的政治氣候，反映著他們在窒息的日子裡那種希望與失望混雜在一起、渴望來一場“大雷大雨”的思想情緒。夏衍從《上海屋簷下》開始，充分表現瞭自己的創作個性，形成和確立瞭深沉、凝重、清馨、淡遠的藝術風格。
《上海屋簷下》劇照
《上海屋簷下》是應上海業餘實驗劇團之約而寫的。並預告8月15日在“卡爾登大戲院”上演。但“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演出流產。直到1939年1月，才由怒吼劇社在重慶首演。
抗日戰爭期間 “七七”事變以後，夏衍以“進步文化人”的公開身份，在國民黨統治區作統一戰線和宣傳工作。不久，奉命作郭沫若助手，出版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機關報《救亡日報》，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該報於1937年8月24日創刊。1937年11月21日上海淪陷後，夏衍於12月中旬赴廣州。1938年元旦《救亡日報》在穗復刊。同年10月22日廣州又淪陷，夏衍與全社人員一起連夜撤出廣州，於11月7日抵桂林。翌年元月10日，《救亡日報》又在桂林復刊，直到1941年2月28日被反動派查封為止。在它存在的3年多時間裡，對宣傳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起瞭很大作用。夏衍在這3年多的時間裡，除報社工作、“統戰”工作及聯系各地抗敵演劇隊的工作外，同時還寫瞭多幕劇《一年間》(1938)、《心防》(1940)、《愁城記》(1940)和獨幕劇《贖罪》(1938)、《娼婦》(1939)、《冬夜》（1941）。其中除《冬夜》是寫的日本題材外，其餘都是以抗戰現實為題材的，而且都取材於上海。最能體現他對上海戰友感嘆與憂煎之情的是《心防》。劇中以劉浩如為首的進步新聞和戲劇工作者，在上海已成為“孤島”的險惡環境下，為瞭保衛這一條500萬人的精神上的防線進行瞭艱苦卓絕的鬥爭。劉浩如最後雖遭漢奸暗殺，但後繼者告慰他的是：“咱們的防線是不會失守的”。《心防》保持瞭《上海屋簷下》的藝術風格，使人感到樸素而親切。此劇於1940年由歐陽予倩導演，廣西藝術館話劇實驗團首演。《一年間》寫一個開明士紳送子上前線，自己也因逃避與漢奸合作而棄傢出走，雖經離亂，卻仍對抗戰必勝抱有信心的故事。《愁城記》則是寫兩個年輕人一心想經營好自己的小巢，但在種種打擊之下，終於跳出小圈子，決心“到另一個世界去經歷一下”的故事。《一年間》於1939年先後在重慶、桂林演出。《愁城記》是應上海劇藝社之約而作，由該社於1941年5月在上海首演。這些戲因為緊貼現實，寫的都是當時人們關切的問題和熟悉的人物與生活，所以演出效果都很好。
1941年2月初，因“皖南事變”發生，夏衍被迫由桂林去香港，在廖承志領導下，和鄒韜奮、范長江等人籌辦《華商報》(1941年4月8日正式出版)，夏衍負責文藝副刊。這一年夏衍還寫瞭惟一的一部長篇小說《春寒》。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華商報》於12月12日被迫停刊，夏衍和大批民主人士及地下黨員，於翌年1月9日由東江縱隊護送，逃離香港返回內地。2月5日抵桂林，與洪深、田漢合著《再會吧，香港》。由歐陽予倩導演。但排完之後，未等上演即遭查禁，後改名《風雨同舟》上演。
1942年4月9日夏衍抵重慶做文藝界和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在此期間他寫瞭大量的政論、雜文、文藝評論文章，還寫瞭多幕劇《水鄉吟》、《法西斯細菌》，改編瞭《復活》，與於伶、宋之的合寫瞭《戲劇春秋》。
《水鄉吟》寫於1942年，《離離草》寫於1944年。一個寫浙江水鄉、一個寫黑龍江農村。兩部劇本都是寫日寇入侵後人民的苦難與鬥爭。前者穿插瞭一個愛情故事。更多感情的糾葛；後者寫瞭中朝人民在抗敵中的生死友誼和愛國者之間的肝膽義氣。這個時期夏衍最成功的劇作是1942年的《法西斯細菌》。作者寫瞭俞實夫、趙安濤、秦正誼3個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把他們放在民族存亡關頭的“九·一八”、“八·一三”和香港淪陷的情境中，展示他們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道路。這在當時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在藝術上《法西斯細菌》除保有《上海屋簷下》奠定的風格特點外，最成功的是人物刻畫。3個主人公的性格鮮明，行為的發展和變化自然可信，外部事變隻是為他們性格內在因素的顯現和生發提供條件，一切發展都符合性格的邏輯。由於著眼點是寫人，因而動蕩年代中人的活動給情節帶來瞭豐富性、戲劇性。《法西斯細菌》是40年代寫現實題材最成功的劇作之一，也是夏衍在《上海屋簷下》之後的一個新的高峰。《法西斯細菌》於1942年10月在重慶由中華劇藝社首演。導演洪深。
《復活》於1943年初改編完成，同年4月由中華劇藝社演出，陳鯉庭導演，白楊、項堃主演。作者改編《復活》著眼的不是一個哀婉的“戀愛故事”，也不側重於“攻擊司法制度”和“土地問題”。而是著眼於知識分子和人民的關系，《復活》的改編是成功的。
1942年，夏衍和於伶、宋之的、司徒慧敏、金山等人把一些從香港撤退回來的戲劇界人士組織起來成立瞭中國藝術劇社。1943年9月7日是應雲衛40歲生日，夏衍在一篇文章中曾說：“假如要以一個人的經歷來傳記中國新興戲劇運動的歷史，那麼雲衛正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於是就以這個思想為經，和於伶、宋之的合寫瞭《戲劇春秋》。這個戲沒有完整的故事，而是以幾次演出的前前後後，寫出矢志於戲劇運動者的忠貞與艱辛。
1944年8月，夏衍任《新華日報》代總編輯。在此之前應中國藝術劇社之約，寫瞭劇本《芳草天涯》。1945年經過修改後，9月在重慶公演。這是一部隻有6個人物的劇本，寫的是抗戰中城郊一角的日常生活。劇本充分發揮瞭夏衍寫作洗練、嚴謹、深沉的特點，通過日常的生活，寫出瞭真正的戲。
抗戰勝利以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9月21日夏衍飛抵南京，次日去上海著手籌辦《救亡日報》復刊工作。10月10日即以《建國日報》名義復刊。因“敢講真話”，“有些事情開輿論之先”，10月22日就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下令查封。夏衍等人則組織主張和平建國的知名人士，通過各種渠道，把反對內戰、要和平、要民主的文章發表在各大報上，造成一時頗有聲勢的輿論。
1946年7月，夏衍到南京梅園新村的中共代表團工作。10月受命經香港去新加坡向陳嘉庚和南洋僑領及文化界人士致意和慰問，並把國內形勢和中共今後的政治、軍事方針向他們作瞭傳達、說明。同時為香港進步文化事業募捐活動。1947年8月回到香港，參加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的工作。
1949年4月夏衍離香港赴北平，5月26日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任“文管會”副主任，負責文教單位的接收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建立後，夏衍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文化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常委等職務。1956年他寫出劇本《考驗》。主要表現在新的形勢面前，黨的領導幹部兩種不同的思想作風，強調瞭入城之後，作為執政黨的領導幹部不能驕傲自滿、“一言堂”、不走群眾路線、輕視知識分子等。他把矛盾在兩個老戰友之間展開，使它更具有內在的尖銳性。這個劇本所提出的問題，在當時既有普遍性，也有典型性，因而曾在各地多次上演，並在第一屆話劇觀摩會演中獲獎。
1954年11月，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長，分管電影與外事工作，1955年7月到任，直至1965年被免職。這期間，他把《祝福》、《林傢鋪子》、《革命傢庭》等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與此同時，他還寫瞭大量文藝理論文章和電影理論專著。
“文化大革命”中，夏衍遭受迫害，被投入監獄達8年之久，“文革”結束後，他曾領導“中日友協”、“對外友協”的工作。1978年被選為全國政協5屆常委，又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同時參加瞭全國文聯等領導工作。這個時期最重要的著作是1984年寫的回憶錄《懶尋舊夢錄》。
參考書目
中國戲劇出版社：《夏衍研究資料》，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