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 據中國《三國志·魏志》和《宋書》記載，日本於3世紀和5世紀前後從地區性的小國傢群逐步走上統一的古代國傢。日本古代社會的發展與大陸生產技術及文化的傳入，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5世紀漢文字的傳入和使用，對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使用文字以前，約在4世紀末和5世紀初，已有口頭文學流傳，後來記載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歌謠、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等均為早期口頭文學作品。
奈良時期文學 7世紀中葉，日本社會發生瞭一次巨大變革──“大化革新”。這次變革結束瞭“氏姓制度”，確立瞭規模完備的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權國傢。8世紀初，元明天皇和銅三年 (710)，遷都奈良，進入瞭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史上的奈良時期。是年在天皇敕命之下，先後寫出《古事記》(712)與《日本書紀》(720)。這兩部著作，特別是《古事記》，含有許多形象生動的神話與傳說。兩書還收有200餘首古歌謠（統稱為“記紀歌謠”）。兩書的編寫者由於企圖達到說明天皇出自神的世系的目的，不免纂改這些神話與傳說。但它畢竟以文字將上古時期日本民族富於美麗想象的口傳文學保存瞭下來。較上述兩書稍晚，由各地方官吏編纂的“風土記”，如《出雲國風土記》、《播磨國風土記》等，其中也含有各地區的一些片斷的古老傳說。這類風土記的故事情節一般簡短，但頗富於生活氣息。《祝詞》、《壽詞》是古代祈禱性質的宗教文學，它們成書較晚，被收集在10世紀的《延喜式》等文獻中，具有古代韻文所特有的修辭手法和歌謠的韻律美。
8世紀中葉，出現瞭一部由日本人所寫的漢詩集《懷風藻》，雖然這些漢詩形式上大多是模仿中國六朝詩體，但許多作者是有名的和歌作者。漢詩對日本的民族詩歌的發展具有一定影響。
8世紀下半葉，和歌總集《萬葉集》的出現，標志著日本民族詩歌已從不定型的古歌謠發展為定型的和歌。這部集子收和歌4500餘首，其中由31個音節組成的短歌，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說明短歌從和歌定型時起，就是主要的表現形式。《萬葉集》收集有“東歌”這類珍貴的民謠與民歌以及“防人歌”(戍邊兵士之歌)等。集中具有姓名的作者共300餘人。其中有以寫宮廷挽歌著名的歌人柿本人麿(約662～約706)和著名的《貧窮問答歌》的作者山上憶良(660～733)。《萬葉集》中的和歌以雄渾真率見長，這是由於當時的作者善於從古代民歌吸取營養之故。
平安時期文學 8世紀末，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日本歷史進入平安時期，是為古代天皇制貴族統治的後期。這一時期一直延續到12世紀末。平安初期的貴族政權還未失去處於上升階段的活力，以後轉入由藤原氏推行“攝關政治”的時期，古代天皇制國傢逐漸顯露出不可克服的矛盾。大土地私有制的莊園經濟，沖擊著天皇貴族政治的經濟基礎“公田制”。在藤原氏專政下的宮廷貴族日益腐朽，農民大批逃亡。地方豪族勢力和由地主武裝形成起來的武士階級，力量日益壯大。到瞭這一時期的末尾，武士階級進入中央政治舞臺，終於結束瞭古代貴族統治。
桂本《萬葉集》卷四抄本
自8 世紀以來，日本開始與中國正式往來，不斷接受中國隋唐文化的影響，到9世紀初，出現瞭所謂“唐風文化”和漢詩文極盛的時期。僧空海的《文鏡秘府論》，作於810年。其他如敕撰的漢詩集《凌雲集》（814）、《文華秀麗集》(818)、漢詩漢文合集《經國集》(827)等，相繼出現。
由平安初期起，日本民族利用漢字的偏旁，逐漸發明出假名文字（以音節為單位的表音符號）。假名的發明，為日本民族文學的創作提供瞭有利條件。
最早出現的用假名書寫的《竹取物語》（成書年代不明，約在10世紀最初的幾年），是一篇帶有神異傳奇性的故事。它的曲折的情節和生動的人物形象，較之古老的神話與傳說，有瞭明顯的發展。
另一部敕撰用假名書寫的歌集《古今和歌集》，成書於905年。以後，不斷有敕撰的和歌集出現，如《後撰和歌集》、《拾遺和歌集》等。平安時期的和歌，已失去《萬葉集》時期那種豐富多采的內容和渾厚真率的風格，日益崇尚技巧，內容著重於追求貴族的“風雅”趣味。這一時期的和歌已成為吟詠風月和戀愛贈答的工具。
10世紀中相繼出現的文學作品有：紀貫之的散文紀行《土佐日記》(935)，帶有神異情節的描寫宮廷貴族生活的《宇津保物語》，具有“歌話”性質的小故事集錦《大和物語》，描寫貴族傢庭生活的《落窪物語》等。這些作品對日本民族文學的發展做瞭相應的貢獻，也為下一世紀集物語文學最大成就的《源氏物語》的出現奠定瞭基礎。
《源氏物語》出現於11世紀初，作者是宮廷女官、中層貴族出身的紫式部。這部作品多方面地反映瞭平安宮廷貴族的生活，揭示瞭貴族婦女普遍遭受的痛苦與不幸。作者的創作方法、作品的批判精神以及藝術技巧都遠遠超出同時期其他作品，成為平安文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巨著。
在《源氏物語》出現以後，這個時期的物語文學隻有一些模仿性的作品。其中有一定特色的，在散文方面，隻有與《源氏物語》同時出現的清少納言的《枕草子》以及歷史文學作品《大鏡》。
三條西實隆手跡《源氏物語》桐壺卷跋
平安末期，由於佛教日益浸透到民眾中去，產生瞭許多“佛教說話集”。這些佛教說話逐漸演變為以故事情節取勝的“世俗說話”。在這方面，《今昔物語》中的許多“世俗說話”的出現，標志著古代文學已脫離瞭反映貴族生活的樊籬，開辟瞭新的描寫領域，並且摒棄瞭描寫貴族生活的“王朝物語”式的那種纏綿婉約的文體，創造出一種粗獷剛勁的“和漢混淆”文體，為日本文學語言的發展開辟瞭新的途徑。
鐮倉時期文學 12世紀下半葉，日本社會進入瞭重大歷史轉折期。平安時期的貴族統治，搖搖欲墜，終於在12世紀末由武士階級取代瞭貴族階級的統治，在鐮倉建立瞭統治全國的政權，史稱“鐮倉幕府”。鐮倉政權一直延續百年之久。鐮倉時期是由古代向中世紀、由貴族統治向武士統治過渡的時期，充滿瞭新生事物與行將滅亡的事物之間的對立和鬥爭。由於當時社會激烈動蕩，佛教凈土思想大為流行，當時文學創作仍然掌握在貴族中的知識階層手裡。有一些人對本階級的沒落深感悲哀與惋惜，對新生事物，對武士階級的興起，又感到驚異與贊嘆。這種復雜矛盾的態度和佛教的凈土思想，貫穿在這一時期的散文和“軍記物語”中。另外一些貴族出身的歌人，則沉湎於不問世事的唯美的境界中。這主要表現在大量和歌創作與和歌理論的流行上。
本時期初期，失去瞭政治實權的中央貴族熱中於“歌合”(一種和歌比賽)，以填補他們精神的空虛，但這種活動促進瞭和歌理論的發展。藤原俊成的《古今風體抄》及其子藤原定傢(1162～1241)的《近代秀歌》和《每月抄》，成為和歌評論史上的重要著作。
《方丈記》出現於本時期初，作者鴨長明 (1155～1216) 是中層貴族出身後來為僧的人，作品表達瞭作者的消極隱逸的思想，文章以洗練著稱，對以後散文的發展有一定影響。
這一時期最能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是“軍記物語”。首先出現的“軍記物語”是《保元物語》與《平治物語》（均產生於12世紀20年代）。這兩部作品反映瞭平安末期的兩次重大歷史事件，寫出瞭武士的精神面貌。
“軍記物語”中，最能代表時代特點的是《平傢物語》。這部作品抒情與敘事交織在一起，構成瞭一篇波瀾壯闊的民族史詩。作品中塑造的英雄群像，長期成為日本人民喜愛的典型。這部作品對後世各種體裁的文藝──戲劇、小說、曲藝等，提供瞭豐富的素材。它的韻文散文兼用、和漢混淆的文體，對以後的文學語言產生極大的影響。
南北朝時期文學 中世紀的第二個階段，為南北朝時期，大約起自14世紀初，至14世紀末止。南北朝時期是徹底清算貴族殘餘勢力的時期，整個時期不斷發生戰亂，舊的權威不斷被摧毀，而新的權威猶在樹立過程中。統治階級力量在不斷減弱，人民力量不斷興起。在這種形勢下，民眾演劇與民眾詩“連歌”相繼出現。
起源於這個時期的民眾戲劇“能”與“狂言”，到室町時期大為興盛。早在奈良時期，由中國傳到日本的“散樂”(亦稱“猿樂”、“申樂”)經過平安時期，逐漸從單純的俗樂演變為含有多種雜藝的表演藝術。到14世紀，逐漸向兩個方向分化。一種演變為以音樂、舞蹈為主的“能”（亦稱“能樂”），一種演變為以科白為主的笑劇“狂言”。從“狂言”中的許多主要劇目“大名物”來看，劇中的“大名”反映的正是這一時期近畿農村的“名主”（“名田”的主人，即地主階級）形象。這時“狂言”與“能”還處於初興階段，如“狂言”一般都還停留在即興演出的階段，它的腳本還沒有固定下來。
這一時期人民力量的昂揚，使得在平安時期作為貴族之間“歌合”餘興的“連歌”，逐漸浸透到民間去，成為貴族、僧侶、武士、町人各階層廣泛喜愛的、帶有社交性的集體文學創作活動，連歌的宗師有二條良基(1320～1388)、救濟(1284～1378)等人，作品有《菟玖波集》(1356)。
在散文方面，出現瞭吉田兼好(1283～1350)的《徒然草》（14世紀20年代）；在物語方面，出現瞭《曾我物語》。前者是由100多段的小章節構成的隨筆集，對後世的日本民族思想的形成很有影響；後者是一部最早的描寫傳奇性的個人波瀾起伏、悲歡離合故事的作品。曾我兄弟的復仇故事，成為後世戲劇的重要素材之一。
室町戰國時期文學 14世紀末至16世紀中葉，史稱室町時期，15世紀末至16世紀末，史稱戰國時期。這200 年間，政治上，是從幕府的集權統治逐漸走上各封建主分立的時期。經濟上，自平安中期以來的莊園制逐步被消滅，代之以不斷發展的地區經濟。這一時期民眾力量不斷高漲，民眾思想十分活躍。
在文學上，前一時期興起的連歌，仍在不斷發展。著名的連歌師飯尾宗祇（1421～1502）著有《新撰菟玖波集》(1495)。另一個連歌師、俳諧師山崎宗鑒 (1465～1553) 著有《新撰犬築波集》（又名《俳諧連歌抄》），說明連歌正逐漸向滑稽幽默為主的“俳諧連歌”方面轉變。此時連歌已逐步為近世的俳句的興起準備條件。
“能”與“狂言”有瞭飛躍的發展。既是“能”的演員、又是劇作者的觀阿彌(1333～1384)和世阿彌(1363～1443)父子的出現，使“能”的詞章(通稱“謠曲”)達到瞭集大成的地步。世阿彌所著的能樂理論，通稱《世阿彌十六部集》，成為日本民族表演藝術、古典戲劇理論方面的權威著作。
“狂言”從作為演“能”的附隨物，逐漸定型，有瞭固定的腳本。現存的狂言腳本《狂言集》是在17世紀以後由各流派的藝人整理出來的，大約有300出。從這些腳本中可以窺見“狂言”的幽默、諷刺精神。
江戶時期文學 17世紀初至19世紀中葉，史稱江戶時期。諸侯分立的局面，由德川幕府進行瞭統一。幕府實行瞭“幕藩體制”，建立瞭世襲的封建等級制度，並加強瞭對民眾的思想統治。自室町時期起，全國就已經建立起地域經濟，加速瞭貨幣的流通，城市工商業也逐步壯大。以大阪、江戶兩大城市為中心的町人階級（市民階層），成為社會結構中的巨大力量，也是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的主要力量。由於它是寄生於武士階級的、進行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活動的近代資產階級的前身，政治上還處於軟弱無權的地位，具有追求金錢和享樂的頹廢的世界觀。當時城市經濟的不斷畸形發展和木板印刷術的普及，促使反映町人階級生活及其思想的作品大量產生。出現在17世紀80年代至18世紀20年代的代表作傢和作品，史稱“元祿文學”。代表作傢有井原西鶴(1642～1693)、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松尾芭蕉(1644～1694)。
井原西鶴以寫“浮世草子”(以現實為題材的小說)著名。在他這類作品中，以描寫町人階級愛欲生活和經濟生活的作品成就最高。作品有《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間費心機》等。
近松門左衛門以寫“木偶凈瑠璃”（一種古典木偶戲）的腳本著名。他在這類戲中，寫瞭不少以下層町人的愛情悲劇為題材的“情死劇”（“心中物”），著名作品有《曾根崎情死》(1703)、《冥土傳書》(1711)、《天網島情死》(1720)、《女殺油地獄》(1721)等。
西鶴與近松兩人的主要作品，從不同角度反映瞭上升時期町人階級的生活與感情。作品中現實主義的藝術成就與批判精神，使他們的作品成為日本古典文學的重要遺產，即使對近代文學，也有深遠影響。
俳句的作者松尾芭蕉，對俳句進行瞭重要革新。17世紀中葉出現的、以松永貞德（1571～1653）為宗師的“貞門”俳諧，著重於平易滑稽的表現。作品大多近於語言遊戲。繼之而起的以西山宗因(1605～1682)為首的“談林派”俳諧，以奇拔機智的俳風見長。松尾芭蕉在青年時期受過這兩派的影響，但他很快就開創瞭獨自的風格，稱為“蕉風”俳諧。他的俳句以“閑寂”、“風雅”趣味見長，反映瞭在近世封建社會中知識階層孤潔的反俗精神。芭蕉的俳風出現後，直到本時期末，一直起著支配整個俳壇的作用。
除瞭芭蕉外，近世的俳句作傢還有擅長寫生的作者與謝蕪村(1716～1783)、農民出身的一生坎坷漂泊的小林一茶(1763～1827)等人。
自18世紀中葉起，近世文學已喪失元祿時期那種現實主義精神與批判傾向，逐漸演變為“戲作者文學”。這種文學大多以庸俗的寫實手法描寫市井間的風俗世態或嫖妓生活，投合讀者的低級趣味。其中較有意義的作品，有滑稽小說的作者十返舍一九(1765～1831)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式亭三馬(1776～1822)的《浮世澡堂》，以及曲亭馬琴（1767～1848）的《南總裡見八犬傳》。其他絕大部分的“戲作者文學”，大多給近代文學以消極的影響。
近代文學 近代文學初期 1868年，爆發瞭社會的巨大變革“明治維新”。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革命結束瞭德川氏三百年的封建統治，建立瞭絕對主義天皇制政權。以後，日本近代社會所走的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道路，形成瞭近代社會的深刻矛盾。日本的近代文學，就是在批判封建主義、軍國主義的總目標下，幾經曲折，逐步發展起來的。
1868至1884年是近代文學的啟蒙階段。以福澤諭吉為首的啟蒙主義思想傢的活動，江戶時期作傢以通俗文學形式對西方知識的介紹和西方作品及近代詩的翻譯，模仿新體詩運動，以及與“自由民權運動”相呼應的“政治小說”，都說明“明治維新”盡管樹起瞭資產階級革命的旗幟，但在思想上卻處於後進的狀態。產生真正的近代文學，條件還不具備。
文學改良運動 近代文學開始於1885年坪內逍遙(1859～1935)的《小說神髓》。這是一部文學上的啟蒙主義著作，它排斥江戶時期曲亭馬琴所主張的“勸善懲惡說”，排斥瞭一般的功利主義，把文學的任務單純規定為“人情”與“世態風俗”的模擬，從封建文學觀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1887年出現瞭日本近代文學中第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浮雲》，作者二葉亭四迷(1864～1909)接觸過俄羅斯19世紀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這部作品著重揭露絕對主義天皇制官僚機構加給具有近代自我覺醒的青年的重壓。它是第一部響應“言文一致運動”、以清新流暢的口語寫成的作品。盡管它在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但在發表時，卻未能為人所理解。
“硯友社”的文學運動，開始於出現《小說神髓》的同一年，領導者是尾崎紅葉(1867～1903)。這派作傢還未擺脫江戶文學的影響，描寫“世態風俗”的表面現象，追求情節的變幻和行文華麗，被人譏之為“洋裝的元祿文學”。到瞭日俄戰爭後，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這一派作傢中有些人重視社會題材，寫瞭一些暴露性的“深刻小說”。
浪漫主義文學運動 森鷗外（1862～1922）的《舞女》，發表於1890年。森留學德國，對西方文學有很深的修養。這篇作品以感傷的情調，寫明治官僚機構中一個青年，一度有瞭覺醒，企圖沖破樊籠，最後又與現實妥協。這是一首與現實妥協的青春哀歌，反映瞭“自由民權運動”失敗後處於天皇制沉重壓迫下一部分人的心理，被譽為日本近代文學中最早的浪漫主義作品。
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前後，有名無實的君主立憲制，經濟恐慌與工農業發展的不平衡，天皇制步步準備的對外軍事冒險，反動的民族主義與國粹主義的橫行，使得日本社會陷入深刻的不安。在這種形勢下，在北村透谷(1868～1894)的領導下，掀起瞭一次浪漫主義文學運動。雜志《文學界》創刊。北村提倡“內部生命論”，強調解放個性、追求理想和作傢的主觀戰鬥精神。他反對為天皇制張目的國粹主義，主張從德川時期平民思想中去尋取源泉。但日本社會現實的重壓，使北村的這種帶有唯心的、空想的戰鬥精神，很快陷於幻滅，北村本人也於爆發中日甲午戰爭的一年悲憤自殺。失去北村的《文學界》，雖然持續出刊瞭6年，但已流為享樂主義與藝術至上主義。這說明在日本近代文學中，由於日本社會的具體條件，不可能有積極浪漫主義真正生根開花的土壤。
女作傢樋口一葉(1872～1896)在“文學界”這群青年詩人的影響下，寫出瞭一些獨具特色的短篇小說，如《青梅竹馬》、《大年夜》、《濁流》等。她的作品同情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交織著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精神。她的創作生活隻有短短的五、六年，就因貧病夭折。
國木田獨步(1871～1908)是這一時期出現的由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過渡的作傢。他的早期詩集《獨步吟》(1897)和抒情詩文《武藏野》(1901)，表明瞭他對日本現實的失望，寄情於不受現實玷污的大自然的心情。中期作品大多是對“山野水濱小民”的不幸表示同情之作，帶有濃鬱的感傷情調。晚期寫出瞭若幹現實主義的佳篇。
繼《文學界》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之後，1900年出現瞭一個以和歌為中心的中期浪漫主義運動──由與謝野寬(1873～1935)、與謝野晶子(1878～1942)夫婦主持“新詩社”，創辦機關刊物《明星》，發表瞭許多贊揚戀愛自由、大膽歌頌官能愉悅的作品。
與此同時，正岡子規(1867～1902)先是發動瞭俳句革新運動，然後於1902年發表《致歌人書》，發出瞭改革和歌的號召。他主張打破封建時代對和歌的一切陳腐觀念，提倡“寫生”和“寫實”。正岡子規的和歌、俳句革新運動，培養瞭許多門人，不但使和歌、俳句走上瞭近代化，而且與以後小說中現實主義的發展遙相呼應。
自然主義文學運動 1900年以後，法國作傢左拉提出的自然主義文學觀，由日本作傢介紹到日本。在1905至1910年這段時期，出現瞭許多鼓吹自然主義文學理論的論客，形成瞭風靡一時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
日本近代文學不斷接受西方的影響。20世紀初，日本社會經歷瞭兩次非正義戰爭，特別是1904年的日俄戰爭，標志著日本正式進入帝國主義的行列，絕對主義天皇政權日益強化，這就意味著一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改革的希望均成泡影。在這種形勢下，日本資產階級文學理論傢們，從西方的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和西方世紀末思想中找到瞭理論根據。他們提出“破理顯實”的口號。在創作方法上，他們主張“原封不動地寫真實”，並由此引出“事實即真實”的錯誤主張。作傢隻能照原樣子寫自己的生活，大膽暴露自己的醜惡，進行“懺悔”。在寫醜惡方面，著重寫情欲、生理遺傳對人的支配力量等。
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理論與作傢創作實踐的關系，十分微妙、復雜。作傢們在不同程度上贊同自然主義文學理論，但同時又將西方的現實主義作品當做創作的范本，而且往往將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混為一談。因此同一作傢的不同作品，所受的自然主義影響的輕重大不相同。
由寫作浪漫主義詩篇轉為散文的島崎藤村 (1872～1943) 於1906年發表長篇小說《破戒》。這是一部很少受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影響的作品，它接觸瞭許多具有深刻意義的社會問題，塑造瞭一些典型人物，表達瞭作者反對邪惡勢力的正義感，具有強烈的批判現實傾向。但作者以後寫的《春》(1908)和《傢》(1910～1911)，由於更多地采取瞭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描寫煩瑣的傢族、友人的關系，有意地避開對現實社會的剖析，使作品的成就受到很大損害。
另一被視為自然主義作傢的田山花袋(1871～1930)於1907年發表著名的短篇小說《棉被》。這是一篇按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寫成的作品，受到當時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傢的贊許。這篇作品不但為日本文學的自然主義傾向提供瞭范本，而且也為日本獨特的“私小說”傾向開辟瞭道路。
其他有名的自然主義作傢還有以寫庶民暗淡生活而著稱的德田秋聲(1871～1943)和以描寫青年一代虛無主義精神狀態而著稱的正宗白鳥(1879～1962)等。
反自然主義的文學動向 當自然主義風靡一時的時期，作傢夏目漱石（1867～1916）於1905年發表處女作《我是貓》。他的早期作品，以獨特的諷刺，幽默的風格，對日本近代社會給予有力抨擊。後期的作品轉入以現代人的倫理道德問題為主題，利用細致的心理剖析，揭示出個性解放與社會習俗的沖突。夏目的創作方法，與自然主義大相徑庭。自然主義者批評夏目作品中的人物出於虛構，不贊成他的心理描寫，夏目則予以反駁。夏目的作品對以後的“白樺派”與“新思潮派”均有很深的影響。
自然主義極盛時期，一些不滿於自然主義文學對現實的沉鬱描寫的作傢，於1908年組成一個文藝懇談會“牧羊神之會”。參加者有詩人和小說傢吉井勇、木下杢太郎、北原白秋、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高村光太郎等人，並在森鷗外的積極支持下，出版瞭文藝雜志《昴》(1909)。他們不是從積極意義去克服自然主義的缺陷，而是陷於唯美主義和藝術至上主義。谷崎潤一郎（1886～1965）和永井荷風(1879～1959)對日本近代頹廢主義文學有很大的影響。這一派詩人大多數傾向於象征主義。
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初版封面
青年詩人石川啄木（1886～1912），最初也參與瞭“昴派”的活動，但很快就宣佈脫離。1909至1910年他寫瞭幾篇批判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論文，指出瞭自然主義文學和象征派詩歌遠離生活的缺陷。石川在死前對天皇政府制造的“大逆事件”，表達瞭強烈的正義感。他是一個具有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詩人與和歌的革新者，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樺派 1910年左右，以“大逆事件”為轉折點，自然主義文學運動已逐漸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白樺派”，它的代表作傢有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志賀直哉(1883～1971)、有島武郎(1878～1923)等人。他們共同創辦瞭雜志《白樺》。“白樺派”本身並沒有提出系統的文藝主張，在日本近代文學上一般將他們稱為“人道主義文學”。但這並不能概括他們的本質，他們的文學創作實質上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追求個性解放的文學。
“白樺派”反對自然主義和作傢隻處於旁觀地位的傾向。他們認為應對“自我”加以積極的肯定，從而求得精神上的滿足。“白樺派”作傢的創作道路不盡相同。武者小路偏於空想的理想主義，志賀偏於表現“自我”與現實的沖突，有島對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表示強烈的關心。“白樺派”作傢在語言和藝術形式上也取得瞭新的成就，打破瞭自然主義文藝的沉悶的描寫，代之以清新的生動的口語。志賀通過對形象的精確刻畫來揭示內心世界的手法，給後來的小說創作以很大影響。
新現實主義與新思潮派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社會上層小資產階級迅速擴大為背景，出現瞭表現這個階層的思想感情的各種流派。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有人給它們一個籠統的名稱──新現實主義。這些眾多的流派，大多屬於作傢的結合，以同人雜志來命名，例如“新思潮派”、“人間派”、“奇跡派”等等。代表作傢有“新思潮派”的菊池寬、芥川龍之介，“人間派”的吉井勇、山本有三，“奇跡派”的廣津和郎、葛西善藏等人。新現實主義的作傢對自然主義的客觀描寫和用自然主義的方法暴露現實以及他們重視本能、個人脫離社會的傾向表示不滿，也不接受“白樺派”和“唯美派”肯定積極的人性的立場，尊重自由個性和人道主義觀點以及唯美享樂情趣。他們主張表現現實的片斷，重新加以解釋，進行理智的、心理的描寫，強調運用多種技巧。這一流派中最足以代表這一時期文學動向的是“新思潮”派。
新思潮派是指菊池寬(1888～1948)和芥川龍之介等人創辦的第3次《新思潮》（1914）與第4次《新思潮》(1916)而言。芥川在此期間先後發表《羅生門》和《鼻子》等作品，菊池發表戲曲《屋頂上的狂人》、《父歸》和小說《忠直卿的行狀》等。芥川的作品一反“白樺派”對自我加以樂天的肯定的傾向，而是從極端的懷疑主義出發，對所謂“人性的自私”給予悲觀的回答；有時則以諧謔的手法，對現實報以冷笑與嘲弄。菊池則站在理智主義的立場上，對現實的各種矛盾，按資產階級的道德規范給予解答，或企圖加以調和。這是一種反映上層小資產階級對現實的懷疑與不滿的文學。其中尋求與現實調和的傾向，導致瞭後來通俗文學的流行。
無產階級文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出現瞭反映勞動人民悲慘處境和勞動人民的自發鬥爭的“勞動文學”。20年代初期，十月革命的影響逐漸傳播到日本。1921年左翼文學雜志《播種人》創刊。社會上關於“第四階級的文藝”的議論也活潑起來。1924年，革命文學雜志《文藝戰線》創刊，翌年成立“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藝聯盟”(簡稱“普羅藝”)。這期間出現的革命作傢有《生活在海上的人們》的作者葉山嘉樹(1894～1945)和在短篇創作上顯示特殊才能的黑島傳治(1898～1943)。以後左翼文學組織經過瞭數次分裂與聯合，到1928年，革命作傢大多集結於“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簡稱“納普”）的周圍，出現瞭戰前無產階級文學的兩個旗手:小林多喜二 (1903～1933)和德永直(1899～1958) 。小林的批判天皇制的小說《蟹工船》、德永直的反映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大罷工的小說《沒有太陽的街》，成為同時期世界革命文學的優秀作品。其他還有著名的詩人、作傢中野重治和作傢佐多稻子等人，形成瞭一個龐大的革命作傢隊伍。
《小林多喜二選集》中譯本
1928至1933年，日本共產黨遭到鎮壓，革命文學陣營也隨之不斷遭到破壞。1933年以小林多喜二被殺害為分界線，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顯露光芒的革命文學陷於無法活動的境地，第二年“納普”被迫解散。
《德永直選集》中譯本
戰時文學 30年代初至40年代初，日本軍國主義連續發動侵略戰爭，社會籠罩著一層日益法西斯化的暗影。“納普”被迫解散後，20年代與革命文學對壘的形式主義文學流派“新感覺派”（它的代表作傢為橫光利一、川端康成），這時已成過去。一些作傢利用革命文學的低潮時期，喊出“昭和文藝復興”的口號，但他們的作品多為平庸的“風俗小說”或表現格調低沉、迷離與頹廢的作品。也有一些創作態度比較嚴肅的作傢，如室生犀星、阿部知二、石川達三、伊藤永之介等。左翼文學興盛時被視為“同路人作傢”的山本有三、廣津和郎、野上彌生子等人，這時也寫出瞭許多比較有意義的作品。從事過左翼戲劇運動的戲曲傢久保榮、久板榮二郎，這時也都寫出具有社會意義的劇本。無產階級作傢德永直、中野重治、宮本百合子、佐多稻子等人，在不斷遭受警憲的迫害下，時斷時續地從事寫作。其間，從1937年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文壇許多中堅作傢被征集從軍，迫使他們寫從軍小說。40年代初，作傢們的創作活動遭到種種限制與壓抑，陷於沉寂不振的境地。
戰後文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30多年，是日本歷史發展的一個帶有轉折性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資產階級民主空前擴大，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演變，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中也有所反映。
日本戰後文學的特征之一是流派繁多，就一個作傢來看，其作品的創作方法、藝術風格和思想傾向又很復雜。但從創作題材和創作傾向來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即從1945至1965年，從美國軍事占領走向實際上獨立自主的第一階段，以及從1966年迄今，即日本經濟繼續迅速發展，成為經濟大國的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在戰後初期的文壇，一批戰爭期間被迫停止寫作或堅持秘密創作的老作傢，紛紛發表作品，引起人們註目。同時，新一代作傢也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這一時期作品的題材，以揭露戰爭罪惡的占有相當大的部分。老作傢中，詩人金子光晴在戰時寫成、戰後出版的著名詩集《降落傘》、《蛾》和《鬼子之歌》等，抨擊瞭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和法西斯統治。正宗白鳥的《戰爭受害者的悲哀》、野上彌生子的《狐》、井伏鱒二的《遙拜隊長》等優秀短篇小說，都從不同角度揭露侵略戰爭給日本人民帶來的苦難。廣津和郎的長篇小說《到泉水去的道路》，寫日本青年在新的歷史時期健康成長，走向為正義而鬥爭的道路。石川達三的《風中蘆葦》、《人墻》、《金環蝕》和《破碎的山河》等長篇小說和雜文集《我的少數意見》，都是針砭時弊之作。耽美派老作傢谷崎潤一郎的長篇小說《細雪》，盡管所描寫的是大阪地區婦女的戀愛、婚姻等日常生活，對社會並無多少批判；但在戰前侵略戰爭緊迫時期，由於被認為隻描寫風花雪月、未宣傳“國策”而遭查禁。他卻堅持創作並自費出版前一部分，戰後繼續完成，全部出版。一般認為，這是作者對侵略戰爭的抵制。
戰前作為無產階級文學反對派登上文壇，曾以其優秀處女作《伊豆的舞女》成名的老作傢川端康成，戰後發表長篇小說《雪國》、《千隻鶴》、《山之音》和《古都》等，他側重於描寫愛情，塑造纖弱、順從的婦女形象。有的作品表現瞭日本第一代現代主義作傢已陷入頹廢和耽美主義的境地。他的作品在日本國內外獲得較多讀者的欣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日本共產黨的重建，一批革命文學傢開展民主主義文學運動。他們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成立“新日本文學會”，出版機關刊物《新日本文學》，聘請評論傢中島健藏擔任主席，並得到一些頗負眾望的老作傢的贊助。
新日本文學會領導革命作傢和進步作傢開展創作和評論活動，產生瞭不少作品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揭露美國占領者的暴行，歌頌愛國主義，描寫工農鬥爭，鼓吹進步和革命。其中長篇小說有江口渙的《新娘子和一匹馬》、宮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和《兩個院子》、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和《靜靜的群山》、壺井榮的《二十四隻眼睛》、高倉輝的《箱根風雲錄》、山代巴的《板車之歌》、霜多正次的《沖繩島》等。此外，西野辰吉、半田義之和畔柳二美的短篇小說，村山知義的劇本，壺井繁治、大島博光和西澤隆二的詩歌等，也獲得好評。
戰後，日本重要的文學流派──“近代文學”派出現較早。他們在1946年創辦同人刊物《近代文學》雜志，發表評論和作品。這一派的文學傢大多接觸過戰前的革命文學運動，但對革命並無正確理解；身受過對外侵略的災害，不滿法西斯統治，但又對其本質缺乏足夠認識。由於他們不少人曾被征去當兵，其作品大多反映戰爭和兵營生活。在創作方法上較多地從生理學和病理學方面著眼，描寫戰爭給人們在心理和肉體上留下的創傷。這方面著名的短篇小說有大岡升平的《俘虜記》、《野火》，梅崎春生的《櫻島》，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等。野間宏的長篇小說《真空地帶》堪稱獨樹一幟。
這批作傢一般都是戰後登上文壇，他們的思想感情帶有戰後青壯年人的特點，被稱為“戰後派”作傢。他們多為新日本文學會會員，由於對戰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和戰後民主主義文學運動的方針和組織原則等持有不同意見，從1946至1965年的20年間，不斷地發動論爭。在這期間，有不少各類現代派文學傢參加這一流派的行列。他們迫使以江口渙為首的日共黨員作傢退出新日本文學會，另外成立“民主主義文學同盟”，出版機關刊物《民主文學》。
日本戰後還湧現瞭為數眾多的新作傢，在日本讀者中發生較大影響的有井上靖、田宮虎彥、水上勉、山崎豐子、城山三郎、深澤七郎、司馬遼太郎、松本清張、有吉佐和子、三浦哲郎、開高健、遠藤周作和安部公房等。井上靖以富有抒情性的優美文筆，創作瞭不少反映日本社會現實和中國歷史包括西域故事的小說。《獵槍》、《鬥牛》和《天平之甍》等，已成為一代名著。田宮虎彥的短篇小說《足折岬》、《畫冊》和《異母兄弟》等，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重要收獲。水上勉的長篇小說《饑餓海峽》、《越前竹偶》和《紅花的故事》等也都獲得好評。城山三郎的揭露日本官僚機構腐敗現象的小說，與松本清張描寫同類題材的推理小說，都是這一時期受歡迎的作品。深澤七郎的中篇小說《楢山小調考》和堀田善衛的長篇小說《鬼無鬼島》，表現瞭偏僻農村的陋習和愚昧，後者還對封建統治和美軍占領有所揭露。司馬遼太郎的歷史小說《龍馬奔走》、《竊國故事》、《多謀善斷的人》等，取得較高的成就。在日本眾多的女作傢中，山崎豐子的《華麗的傢族》和《白色巨塔》，有吉佐和子的《木偶凈瑠璃》、《並非因為膚色》等小說，一般評價較高。此外，被認為是優秀作品的還有三浦哲郎的《忍川》、開高健的《巨人和玩具》和《恐慌》、遠藤周作的《架雙拐的人》和《媽媽》等。
第二階段：日本從60年代開始的經濟高速增長，引起社會很大變化。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政治鬥爭趨向緩和，不少人也逐漸陷入貪圖安逸、精神空虛的境地。大致從60年代後期起，文學上反映精神空虛、頹廢的作品逐步增多。女作傢大庭美奈子在1968年獲得《群象》雜志新人獎的短篇小說《三隻蟹》所描寫的就是人們精神生活空虛而去尋找新的刺激。這篇作品以對話俏皮得到贊賞。一些宣揚日本的國土必然毀滅、末日即將來臨的所謂“末日文學”，渲染兇殺恐怖和警特破案伎倆的推理小說，描繪醜惡的色情狂和虐待狂等不堪入目的新式春宮小說等，風行一時。這種現象引起一些文學傢和讀者的不滿，當一些文學獎評選委員會決定授獎給以色情描寫為主的小說時，曾出現個別委員宣佈退出評選委員會的事件。
評論傢小田切秀雄在《文學概觀79年》一文中，引用作傢開高健在1979年向26名作傢和評論傢提出“衣食足而忘文學？！”的回答，26名文學傢中相當數量的人都承認“現狀正是如此”。小田切指出，開高的提問最清楚地說明“現在的文學正在陷入深深的停滯之中”。
但是，戰後文學第二階段仍有一批保持嚴肅創作態度的作傢，他們寫出瞭有一定社會意義的作品。如井上靖的《夜聲》、《櫸樹》、《方舟》，水上勉的《輪椅之歌》，大岡升平的《萊特戰記》，野間宏的《青年之環》，佐多稻子的《樹影》，司馬遼太郎的《坂上風雲》、《世上日日》、《空海的風采》，石川達三的《金環蝕》、《青春的蹉跎》和《骨肉至親》等。
小田切秀雄從1979年的作品中提出一些他認為是比較嚴肅的篇章，如加賀乙彥的《宣告》、山口瞳的《血族》、藤枝靜男的《隻有悲哀》、吉行淳之介的《果子節》、三木卓的《野玫瑰衣》、瀨戶內晴美的《比叡山》、富岡多惠子的《斑貓》、水上勉的《全閣火焰》、宮原昭夫的《平日》等。他還認為日本文壇在70年代出現瞭“內向文學”，這一派作傢大多是在戰後成長的，註重描寫人們日常生活及其心理狀態，脫離社會現實較遠；在創作方法上受現代主義的影響。主要作傢有阿部昭(1924～ )、小川國夫(1927～ )等。
參考書目
片岡良一等編：《近代日本文學講座》，東京，1931～1933。
巖波書店編：《巖波講座·日本文學》，東京，1933。
西鄉信綱等：《日本文學史》，東京，1954。
小田切秀雄：《日本現代文學史》，東京，1975。
佐藤靜夫：《戰後文學的三十年》，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