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德國法西斯政權被摧毀之後，大部分流亡國外的反法西斯作傢回到當時的蘇軍佔領區，其中有佈萊希特、貝希爾、西格斯、沃爾夫、魏納特以及阿諾爾德·茨韋格等。1945年7月在柏林成立瞭以貝希爾為主席的“德國民主改革文化聯盟”，並出版《建設》雜誌。在建立反法西斯民主制度的口號下，團結瞭大批社會主義的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作傢。其中的社會主義作傢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戰後文學的主要力量，他們的創作不僅揭露瞭法西斯的暴行，而且力圖揭示使德意志民族陷入這場巨大災難的原因。。安娜·西格斯的《死者青春長在》(1949)、維利·佈雷德爾的《兒子們》（1949～1952）、斯蒂芬·赫爾姆林的短篇小說集《同生死的時代》(1950)等，均以德國或歐洲現代史的重大事件為背景，展示瞭德國人民同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進行的鬥爭。西格斯的小說《死者青春長在》結構宏偉新穎，具有雄辯的政論式的藝術效果，是戰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小說創作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第三帝國時期隱居在國內的漢斯·法拉達的《每個人都孤獨地死去》（1947），凱勒曼的《亡靈舞》(1948)，描寫自發的反法西斯鬥爭，暴露瞭希特勒的殘暴統治。
沃爾夫的劇作《種豆得豆》(1945)和《好似森林裡的野獸》(1948)，批判地表現瞭法西斯主義在人們思想中的流毒。佈萊希特的《公社的日子》(1948～1949)以1871年巴黎公社為題材，試圖為德國人民面臨的任務提供歷史經驗。
庫巴的長篇組詩《人之歌》(1948)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以自由體的形式，描述瞭一部“人類社會的詩體傳記”。佈萊希特在《建設之歌》(1948)、《背時的遊行或自由與民主》(1947)等詩歌中，以其特有的政治敏銳性，表現瞭德國人民戰後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貝希爾在流亡期間創作的《德國詩集》於1946年出版。他還在文化界進行瞭大量組織工作，團結各種傾向的人士共同工作。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文學的發展也相應地進入瞭一個新的歷史階級。暴露德國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慘無人道的統治，批判它的罪惡和反動的道德觀念，歌頌反法西斯戰士的獻身精神，仍是這個時期文學的重要主題。阿諾爾德·茨韋格的《停火》(1954)、《時機成熟》(1957)，博多·烏澤的《愛國者》(1954)，弗蘭茨·菲曼的中篇小說《戰友們》(1955)，赫伯特·奧托的《謊言》(1956)等，都是這方面的重要作品。佈魯諾·阿皮茨的長篇小說《赤身在狼群中》(1958)，則以反映集中營囚犯鬥爭的題材和扣人心弦的情節，吸引瞭廣大讀者。
這個時期還出現瞭一批後來被稱為“工廠文學”的小說，重要的有愛德華·克勞狄烏斯的《站在我們一邊的人》(1951)、漢斯·馬爾希維查的《生鐵》（1955）、魯道夫·費舍的《四號馬丁爐》(1955)、瑪麗婭·朗格納的《鋼》(1951)、卡爾·蒙德施托克的《燈火通明的夜》(1952)。這些作品描寫瞭工人為建設新生活而作出的努力和犧牲，反映瞭個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新關系。以農村土地改革為題材的作品有奧托·戈徹的長篇小說《深深的壟溝》（1949）、瓦爾特·波拉切克的《土地的主人》(1951)、維爾納·賴諾夫斯基的《小腦袋》(1952)、本諾·弗爾克納的《卡文佈魯赫的人們》(1955)與《卡文佈魯赫的農民》(1959)等。在描寫農村題材方面成績卓著、表現瞭鮮明藝術個性的是埃爾溫·施特裡馬特，他的長篇小說《丁柯》(1954)充滿德國農村的鄉土氣息，富於想象，語言幽默。
在戲劇方面，佈萊希特組織的柏林劇團在表演藝術上進行的實驗，引起瞭世界的註目。弗·沃爾夫的《托馬斯·閔采爾》(1953)，赫達·青納的《偽證》（舊譯《魔鬼集團》，1953）是戰後戲劇文學中的優秀作品；尤其是施特裡馬特的《貓兒溝》(1954)，繼承德國民間戲劇傳統，第一次把現代農村階級鬥爭搬上德國舞臺。
這個時期的詩歌，大多表達瞭人們對新生活的感受，歌頌建設的成就。50年代的詩人，除貝希爾、佈萊希特、菲恩貝格、赫爾姆林、庫巴外，又湧現瞭一批新人，如毛勒爾、菲曼、庫納爾特、博佈羅夫斯基、維因斯等。貝希爾晚年還撰寫瞭4卷關於詩的理論著作，總結瞭自己詩歌創作的經驗，闡述瞭文學理論中的一些重要問題。
50年代的文學，在體裁、題材等方面開始呈現多樣化局面。然而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形式主義傾向，引起瞭作傢、批評傢的註意。1951年，德國統一社會黨五屆中央全會批評瞭文藝中的“形式主義”傾向，同年成立由威廉·吉爾努斯等人組成的國傢藝術事業管理局，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族文學的任務。隨著關於文學藝術的風格和文藝思想問題的爭論的展開，特別是1957至1958年對盧卡契、漢斯·邁耶文藝思想的批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文學隊伍逐漸失去瞭初期那種團結的局面。另一方面，1956年以來開展的對於個人迷信、教條主義的批判，促使作傢、藝術傢思想活躍，提高瞭在選材和藝術方法方面進行新探索的熱情。作傢在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傾向性、同人民休戚與共的原則下，開闊瞭藝術活動的視野。1959年和1964年召開的比特菲爾德作傢會議，在促進文學藝術及其創造者同勞動人民與實際生活相聯系，開辟文藝創作的源泉方面，發揮瞭積極作用。而年輕一代作傢的出現與成長，他們對社會生活的感受和經驗，也為文學創作帶來瞭新的氣象。這些都對50年代以後文學的發展產生瞭影響。
60年代以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文學出現瞭繁榮局面，並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由於德國的分裂引起的個人生活道路與兩種社會制度的抉擇，成瞭作傢們關註的重要主題。這個主題最早表現在菲恩貝格與庫巴合寫的《世俗贊美詩》(1958)和赫爾姆特·拜爾的教育劇《確定》（1957）裡。克裡斯塔·沃爾夫的《分裂的天空》(1963)最早在讀者和批評界引起強烈反響。安娜·西格斯的姊妹長篇《抉擇》(1959)與《信任》（1968），是同類作品中的佳作。沃爾夫和西格斯對主題的開掘比較深，他們的筆鋒深入到包括傢庭、婚姻、愛情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作傢讓人物在兩種社會制度上做出抉擇，從而抓住瞭德國現實生活中的重要矛盾。此外，象赫伯特·納赫巴爾的《萊奈肯的婚禮》(1960)、貝恩哈特·澤格的《秋煙》(1961)、馬克斯·瓦爾特·舒爾茨的《我們不是隨風飄蕩的塵埃》(1962)、迪特·諾爾的《維爾納·霍爾特歷險記》（上下集，1960，1963）等，都從不同角度表現瞭對於兩種社會制度的抉擇，肯定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社會制度。
第二，作傢們從日常生活中攝取題材，描寫和探索隨著社會變革而來的新人的成長過程與社會道德觀念的變化，著力表現普通人，特別是青年一代的精神風貌。佈裡吉特·賴曼的小說《生活的歸宿》(1961)、卡爾—海因茨·雅科佈斯的《夏天的故事》(1961)和海爾曼·康德的《大禮堂》(1965)都表現瞭這個主題。賴曼被認為是沿著“比特菲爾德道路”成長起來的新作傢，她生前未完成的最後一部長篇《弗蘭齊斯卡·林克漢特》(1974)，表現瞭青年一代敢於向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挑戰的勇氣，被批評傢譽為70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文學中的優秀作品。君特·德·佈隆的小說《浦裡丹的驢子》(1968)和《授獎》(1972)，從婚姻、愛情、友誼的角度反映瞭人們的道德風貌。
第三，作傢對思想僵化、因循守舊、壓制民主、不負責任、瞎指揮等現象進行鋒利的批判性描寫，其中兩部公認的優秀小說—施特裡馬特的《奧勒·畢恩科普》(1963)和埃裡克·諾伊奇的《石頭的痕跡》(1964)，都描寫瞭基層幹部、生產積極分子同教條主義、官僚主義領導人的沖突。此外，福爾克·佈勞恩的短篇小說《未完結的故事》(1975)、劇本《翻鬥車工人》(1967)和佈勞恩、庫納爾特、畢爾曼等人的政治諷刺詩，也屬同類作品。
這個特點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文學中最為突出，但這類作品在出現之初，就引起爭論。而正因為這些作品切中時弊，它們的社會效果也隨著爭論的深入越來越大，從而更加引起人們對現實生活中各種弊端的註意，同時在理論上也促進瞭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異化”問題、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個性的充分發展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的討論。
第四，隨著新題材的開拓，作傢的藝術表現手法也有瞭新的突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已經克服瞭50年代多數作品那種簡單化的傾向，作傢常常刻畫復雜的、不尋常的人，表現他們的各種側面以及豐富的內心世界。如施特裡馬特的劇本《荷蘭人的未婚妻》(1961)、赫爾姆特·拜爾的《弗琳茨大娘》(1961)、烏爾裡希·普倫茨多爾夫的《少年 W的新煩惱》（1973）等，都塑造瞭成功的典型形象。在表現手法上，多層次結構、內心獨白、蒙太奇等，得到普遍應用，如克裡斯塔·沃爾夫的小說《回憶克裡斯塔·T》(1968)和康德的《大禮堂》(1965)等。
第五，70年代以來，在散文方面出現瞭一種追求事件客觀真實性的“紀實文學”。作傢利用現代技術提供的錄音器材，把采訪來的材料加工整理成文學性的人物傳記或小說，如薩拉·基爾施的《馴豹女郎》（1973）、卡爾—海因茨·雅科佈斯的《采訪者》(1973)。這類作品雖然強調客觀真實性，但又不完全放棄文學的虛構，有一定的藝術特色。另一方面，具有濃厚傳奇和幻想色彩的作品，也引起瞭批評傢與讀者的註意。代表性作品有安娜·西格斯描寫果戈理、霍夫曼和卡夫卡在佈拉格邂逅的《旅途相逢》(1972)、克裡斯塔·沃爾夫的《一隻公貓的新生活觀》(1974)。同60年代相比，70年代以來的文學在發掘和借鑒傳統（特別是德國浪漫派傳統）來豐富藝術手法和創造獨立的個人風格方面，表現瞭更大膽的實驗與探索興趣。
參考書目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Bd.11，Literatur der DDR，Berlin，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