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1915年9月15日創刊，陳獨秀主編，上海群益書社印行。月刊，6期為一卷。第1卷名《青年雜誌》，2卷1期起改名為《新青年》。1917年初，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編輯部也隨之從上海移至北京。1918年，編輯部改組擴大，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胡適、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參與編輯工作，曾一度實行輪流編輯的辦法。適應形勢的需要，1918年12月，《新青年》同人又創辦報紙形式的週刊《每週周評論》。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5個月。同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期起，仍改為由陳獨秀一人主編。1920年9月8卷1期起，被迫遷回上海印行，實際上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小組的機關刊物。1921年10月出至9卷6期後停刊。1923年6月重新出版《新青年》季刊，已是純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瞿秋白主編，4期後停出。1925年4月改為不定期刊，共出5期，1926年7月最後停辦。
《新青年》和《青年雜志》
《新青年》刊行於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重要歷史轉折時期。它以激進的態度，投入瞭五四運動前後反對封建文化思想和傳統的革命潮流，成為“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重要陣地。《新青年》創刊號發表具有發刊詞性質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瞭“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項希望，已經包含瞭以“民主”和“科學”兩大思想為武器反對封建思想主張的萌芽。該雜志先後發表瞭陳獨秀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駁康有為共和平議》、《復辟與尊孔》，李大釗的《青春》，吳虞的《傢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吃人與禮教》，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我之節烈觀》及其他隨感錄，闡明瞭袁世凱、康有為等人鼓吹儒傢孔教思想和復辟君主制度之間的聯系，對於封建傢族制度和倫理道德的吃人本質進行瞭深刻的批判。《新青年》發表文章討論孔教問題、道德問題、婦女問題、婚姻問題、個性解放問題，批判瞭上海《靈學叢志》宣揚的迷信鬼神的無知妄說。在反對封建思想文化的鬥爭中，《新青年》第一次在進步的中國思想界自覺地舉起瞭民主和科學、即德先生和賽先生兩大旗幟，在當時產生瞭巨大的影響。
魯迅說：“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新青年》原為綜合性的評論刊物，創作並不怎麼著重，除介紹一些歐洲現實主義及其他流派作傢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說及詩都還是文言的。1917年初，先後發表瞭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正式揭起瞭“文學革命”的旗幟。1918年初出版的第4卷第1期《新青年》刊登瞭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的新詩創作。接著於1918年5月第4卷第5期雜志全部改為白話，《新青年》成為當時第一個全部用白話文宣傳新思潮的刊物。這一期上發表瞭魯迅的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的《狂人日記》，充滿瞭對封建社會和傢族制度、封建道德傳統的批判精神。這篇小說和以後發表的《孔乙己》、《藥》、《風波》等的出現，顯示瞭文學革命的實績，它標志《新青年》提倡的文學革命已經突破瞭單純理論的倡導而走上瞭創作實踐的道路。此後在《新青年》上發表新詩的還有李大釗、陳獨秀、魯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沈兼士、沈玄廬、汪靜之、陳衡哲、陳建雷等人。發表小說的除魯迅之外，還有陳衡哲。《新青年》進行過關於舊劇問題的討論，並發表瞭最早的話劇創作《終身大事》（胡適作）。刊物還開辟“隨感錄”一欄，專門刊登時評及針砭舊思想舊文化的短文隨筆，魯迅在這裡發表瞭許多短文，成為雜文這一獨特的文學形式的濫觴。
《新青年》堅持“世界的而非鎖國的”的原則，對於外國文學的各種流派和作傢采取瞭開閎的態度，它先後譯介瞭俄國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安特萊夫、索洛古勃、庫普林、阿爾志跋綏夫，波蘭的顯克維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國的莫泊桑，英國的王爾德、格裡高裡夫人，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武者小路實篤等人的創作。第4卷第6期（1918年6月15日）辦瞭“易卜生號”。該刊還譯介瞭蘇聯高爾基、盧那察爾斯基的文學論文。此外還發表瞭陳獨秀、周作人、陶履恭、胡適、沈雁冰介紹西方文學流派和作傢的論文多篇。這些譯介，對於借鑒外國文學，推進文學革命和新文學創作的發展起瞭積極的作用。
為瞭保衛和推進文學革命，《新青年》還進行瞭反對封建復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學潮流的鬥爭。這主要包括對以劉師培、林琴南為代表的“文選派”和“桐城派”封建復古勢力反對白話文維護文言文、反對新道德維護舊道德的鬥爭；對腐朽無聊的黑幕派文學和鴛鴦蝴蝶派文學的鬥爭；對詆毀革命文學的上海美術界守舊派人物的鬥爭。劉半農的《答王敬軒書》、魯迅的《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錢玄同的一些通信等，都是《新青年》在這一鬥爭中發表的戰鬥文字。1919年1月發表的由陳獨秀執筆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回答瞭整個封建勢力對於思想和文學革命的各種非難，實際上可以看做是《新青年》雜志同人在這場鬥爭中最有代表性的宣言。
1915年到1918年以前的《新青年》雜志的思想傾向，基本上屬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1918年以後，由於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知識界的思想發生瞭深刻的變化。《新青年》營壘的組成，變為由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所主持。1918年10月，李大釗在《新青年》5卷5號上發表瞭《Bolshevlsm的勝利》、《庶民的勝利》等文章，較早地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新青年》革命色彩更為明顯，逐漸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李大釗負責編輯的6卷5號，辦成瞭“馬克思主義思想研究專號”。1919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發表有關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和工人運動的論文和譯介文章130餘篇。與此同時，胡適等人在雜志上大量宣揚“實用主義”等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並在《每周評論》上發表瞭《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接著，1920年末胡適寫信給陳獨秀，提出《新青年》差不多成為美國《蘇俄》雜志的漢譯本的批評，主張公開“聲明不談政治”。這些意見受到瞭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的反對，未能付諸實踐。1920年9月8卷1號起，《新青年》遷至上海，實際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小組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隨著新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新青年》雜志於1922年7月，出至9卷6號停刊。
發表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的《敬告青年》一文
以後復出《新青年》季刊、不定期刊，已是完全政治性的刊物，至1926年7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