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現代劇作傢。原名萬傢寶，字小石。1910年9月24日生於天津一個封建官僚傢庭。祖籍湖北潛江。父萬德尊，畢業於日本東京士官學校，辛亥革命後曾任黎元洪秘書，後賦閑在傢。曹父喜愛文學，常與友人飲酒賦詩，有時也令曹禺做詩，使曹禺從小小就接受瞭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曹禺幼時由傢庭教師啟蒙，學習四書五經，但也偷偷閱讀《紅樓夢》、《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鏡花緣》等中國古典小說，還讀一些林紓譯的西方小說。曹禺生母早逝，繼母喜歡看戲，他從小就跟隨繼母看瞭很多京戲、地方戲和文明戲，還常常閱讀《戲考》；除文學之外，又培養瞭他對戲劇的興趣。
創作前的生活經歷和藝術準備 曹禺童年是在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前夕這一段時間度過的。整個社會非常腐朽黑暗，父親對傢人嚴厲專橫，曹禺雖生活在比較富裕的傢庭但並不感到溫暖。“我生長在一個曾經闊綽過，後來又沒落瞭的傢庭裡。少爺們有自己的傭人，自己的書房。住的相當舒服，但是悶得很。整個傢庭都是鬱悶的。每天都可以聽到和看到很多亂七八糟的事。對周樸園逼繁漪吃藥那類事情，從我的親戚、朋友的口裡經常可以聽到”（張葆莘：《曹禺同志談劇作》）。另一方面，他也從保姆段媽那裡聽到農村生活的痛苦和農民破產的慘狀。這一生活經歷，使他產生瞭貧富之分的觀念，並在頭腦裡埋下瞭憎惡舊社會和舊傢庭的種子，這常常成為他後來戲劇創作的內容。
1922年，曹禺進入天津南開中學。南開是北方業餘話劇運動中心之一，“南開新劇團”是有影響的戲劇團體。曹禺在張彭春老師的啟發幫助下參加瞭劇團，並於1925年開始演戲。這是他從事話劇事業的開端。他在霍普曼的《織工》、易卜生的《國民公敵》、丁西林的《壓迫》等劇中扮演角色。後又主演過易卜生的《玩偶之傢》、高爾斯華綏的《鬥爭》、莫裡哀的《慳吝人》等劇。由於當時男女不能同臺合演，曹禺有時不得不扮演女角，他的表演才能受到同學們的好評。這些演出活動，不僅使他熟悉瞭舞臺，瞭解瞭觀眾，而且也從劇本中接受瞭民主自由的思想影響。他還改編過一些劇本。
曹禺在中學時代還廣泛接受瞭“五四”新文化運動和進步書刊的影響，特別是從魯迅的小說和郭沫若的詩歌中汲取到改造社會的精神力量，增強瞭對黑暗社會憤懣不平的正義感。在南開中學時，曹禺就嘗試寫作新文學作品。最初的作品有小說《今宵酒醒何處？》，新詩《雨中》、《四月梢，我送別一個美麗的行人》、《南風曲》等。
曹禺1933年在清華大學
1928年南開中學畢業後，曹禺進入南開大學政治系，學習政治經濟學等課程，由於對這些學科不感興趣，1930年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攻西方語言文學。在此期間，曹禺廣泛涉獵歐美文學作品。他曾被希臘悲劇作傢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裡庇得斯所深深吸引，也曾對莎士比亞的作品十分著迷，還非常喜歡契訶夫、奧尼爾等人的劇作。所有這些作傢都給他後來的戲劇創作以影響，從不同方面豐富和提高瞭他的藝術表現力。大學期間，曹禺仍然是中國戲劇的熱烈愛好者。課餘，他經常同靳以，還有新結識的巴金一起看戲，觀賞瞭著名京劇演員楊小樓、餘叔巖、劉鴻聲等人的精采演出，他對昆曲和曲藝也很入迷。這些傳統藝術對他後來的戲劇創作同樣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曹禺的戲劇創作，可分三個時期。
跨上成熟的起點──從《雷雨》到《原野》 1933年大學行將畢業時，曹禺根據少年時代的生活積累，借助多年學習探索歐洲戲劇藝術所掌握的技巧，寫出他的處女作《雷雨》。
這部作品由巴金推薦，1934年7月在《文學季刊》第1卷第3期上發表。《雷雨》的問世，使中國有瞭足資同世界優秀劇作相媲美的話劇作品，它是話劇藝術開始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
《雷雨》第一幕劇照 1941年延安青年藝術劇團演出
《雷雨》是四幕悲劇(初版本有“序幕”和“尾聲”)。它通過周、魯兩個傢庭，八個人物，前後30年間復雜的糾葛，寫出舊傢庭的悲劇和罪惡。在作者看來，這場悲劇和罪惡的制造者正是那些威嚴體面、道貌岸然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當時作者雖還不能從理論上清楚認識他的人物的階級屬性和特性，但具體描寫上，已經接觸到瞭現實階級關系的某些本質方面。周樸園與侍萍的矛盾分明帶有階級對立的性質，周樸園與魯大海的沖突，更可看出社會階級鬥爭對作者的直接影響。劇本雖然從性愛血緣關系的角度寫瞭一出傢庭的悲劇，但客觀上也反映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某些側面。充滿不義和邪惡的舊傢庭正是整個舊社會舊制度的縮影。《雷雨》在藝術上達到瞭較高的成就。作者對舊傢庭的生活非常熟悉，對所塑造的人物有著深切的瞭解，對人物性格的把握相當準確。周樸園的專橫偽善，繁漪的乖戾不馴，都給人以鮮明的印象。《雷雨》接受瞭希臘命運悲劇的影響，洋溢著一種不可名狀的悲劇氣氛。作者善於把眾多的人物納入統一的情節結構之中，制造出一個又一個緊張的場面和強烈的戲劇沖突，再加上語言的活潑和生動，使《雷雨》獲得空前的成功。1935年4月《雷雨》首次在日本東京演出，同年秋在國內上演；從此，《雷雨》成瞭最受群眾歡迎的話劇之一，一直保持旺盛的藝術生命力。（見彩圖)
曹禺劇作《雷雨》劇照(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
曹禺劇作《日出》劇照(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
1933年大學畢業以後，曹禺曾到河北保定的一所中學教英文。不久又回到清華大學當研究生，專攻戲劇。1934年應河北女子師范學院之聘，赴天津任教。同年夏天他由天津到上海參觀。大都市的畸形社會生活，激發瞭曹禺的寫作欲望。在教課之餘，他深入社會底層搜集素材，醞釀新作。1935年夏寫成又一部四幕悲劇《日出》。
《日出》以都市生活為背景，反映瞭3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黑暗現實。上層社會的腐朽糜爛，爾虞我詐與下層社會的饑寒交迫，痛苦掙紮同時展現在舞臺上，對比非常鮮明。《日出》較之《雷雨》，題材擴大，生活面更為廣闊。在《雷雨》中出現的傢庭糾葛已不復存在，代之以對舊中國都市生活的深刻解剖。《雷雨》還隻是從側面揭示出剝削階級和舊制度的不義和罪惡，《日出》則正面抨擊瞭以金錢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罪惡制度。批判的力量顯著加強瞭。在《日出》中還體現出作者對光明未來的追求。他認為，依附於黑暗的人們不配有好的前途，真正代表光明未來的力量是工人，這一藝術構思表現瞭作者的勞工神聖的思想，也透露出他對工人階級的景仰。隻是由於作者當時對工人生活的不夠熟悉以及藝術處理上的具體困難，工人形象被放在幕後，未能成為正面的舞臺形象。但“日出東來，滿天的大紅”的歌聲和閉幕前窗外越來越光明的日出景象仍給人以鼓舞和力量。
《日出》改變瞭《雷雨》“太象戲瞭”的結構，不再把戲集中在幾個人物身上，不再把情節用一條線索縱貫起來，而是采取生活橫斷面的寫法，“用多少人生的零碎來闡明一個觀念”（曹禺《日出·跋》）。《日出》還顯露出作者善於在悲劇中加入喜劇性的細節，以及用抒情手法增強戲劇氣氛的特點。《日出》在寫法上雖然同《雷雨》不同，但仍然保持著從《雷雨》就開始瞭的對刻畫人物、處理場面、安排沖突的重視，同樣具有藝術吸引力。《日出》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尤為突出。陳白露、李石清、黃省三，乃至王福升、顧八奶奶都栩栩如生，各具特色。《日出》曾獲《大公報》文藝獎。
《雷雨》與《日出》的相繼問世，震動瞭當時的劇壇，也奠定瞭曹禺在中國話劇史上的地位，表明他是一位有才能有特點的戲劇傢。
1936年曹禺應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校長餘上沅的邀請去該校任教，是年冬他寫瞭《原野》。這是曹禺唯一一部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劇本。
《原野》通過農民仇虎復仇的故事，一方面寫出農民反抗的必然性，一方面也反映瞭農民復仇的盲目性。在強大的黑暗勢力面前，孤軍奮戰的仇虎失敗瞭。劇末他雖然拋開瞭象征壓迫的鐵鐐，但卻付出瞭生命的代價，暗示著自由要靠犧牲來換取，也預示著應當有另一種更為有效的鬥爭方式，這便是仇虎悲劇的意義。
在藝術處理上，《原野》註重農村風土人情和自然環境的渲染，註重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運用較多的直覺、幻象以及隱喻、象征手法。
從《雷雨》到《原野》是曹禺創作的第一個時期。
這一時期的作品顯示瞭作者這樣的特點：熟悉生活，但不寫身邊瑣事；善於構思，且不墨守成規。三部作品雖然題材不同，但都有共同的重大主題：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社會的腐朽和黑暗，貫串著鮮明的現實主義精神。三部作品都是悲劇，但結構方式和風格特點各不相同。《雷雨》以情節結構的曲折復雜取勝，《日出》以日常生活場景的深刻展現見長，《原野》則以象征手法和傳奇色彩的運用別開生面。三部作品各以自己的獨特性蜚聲劇壇。
抗日戰爭至勝利以後的話劇創作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這時，正在南京戲劇專科學校任教的曹禺，被全國人民奮起反戰的熱情所鼓舞，思想和創作都發生瞭很大變化。1938年他隨學校經長沙遷到重慶，為瞭宣傳抗日救國，以抗戰現實生活為題材，以反漢奸鬥爭為主題，與宋之的合作寫瞭《全民總動員》（又名《黑字二十八》）並在演出時親自扮演角色。學校於1939年遷往川南的江安。在江安期間，曹禺先後創作瞭獨幕劇《正在想》、四幕劇《蛻變》和三幕劇《北京人》。《正在想》(1940)是根據墨西哥作傢約瑟菲納·尼格裡的《紅色絲絨外套》改編的。寫於1940年的《蛻變》以大後方某傷兵醫院的變化，寫出“我們民族在抗戰中一種‘蛻’舊‘變’新的氣象”(曹禺《關於“蛻變”二字》)，作者後來解釋說，劇中梁專員和丁大夫兩個正面形象是根據共產黨人事跡和白求恩精神寫成的。但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具體環境下不可能賦予他們以本來的身份，相反，梁專員被寫成國民黨政府的賢明官員，丁大夫身上則有著母親、醫生、戰士的先進品格。關於這兩個人物形象是否具有典型性，他們生活的社會環境和他們的作為之間是否存在著矛盾，評論界有不同的意見。《北京人》（寫於1940年，1941年出版）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把著色點放在封建傢庭走向衰落和崩潰的必然性上。曾傢不僅經濟上坐吃山空、債務臨門，更為嚴重的是精神空虛，道德墮落。老太爺曾皓的昏聵自私，管傢婆曾思懿的虛偽詭詐，其夫曾文清的畏葸怯懦，再也無法維持曾傢昔日的榮華和體面瞭。生活在這個傢庭裡的人物不是“活死人，死活人”就是“活人死”。隻有象瑞貞、愫方那樣沖出舊傢庭的樊籠，才能獲得光明的新路。作者安排行將入木的曾老太爺與暴發戶杜傢同爭一口壽木的情節，用來象征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將走上滅亡的結局。作者的這一思想，也體現在另一劇中人“北京人”身上。做為汽車修理工人身份出現的“北京人”，既是遠古的“北京人”的模特兒，又是可以引導人們走向未來的新人的象征。“北京人”的出現，未必是要憧憬原始，返歸自然，而是要否定黑暗的現實社會。在作者看來，往古的人類和未來都比現實的要好。他隻是通過肯定過去和未來，來否定現在，目的是加強對現實的批判力量。劇本的不足在於隻強調瞭封建傢庭自身的腐朽性，而沒有充分寫出促使傢庭崩潰的外部力量。《北京人》不刻意追求情節的曲折，也不故作人為的沖突，而是在樸實中求深刻，在濃鬱的抒情氣氛中揭示生活的真理，具有淳厚清新而又深沉的藝術風格，表明作者的藝術技巧更臻圓熟。
曹禺(中)1940年春在江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
曹禺劇作《北京人》劇照(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
曹禺劇作《傢》劇照(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加緊對進步文藝界的迫害，曹禺劇本常遭禁演。黑暗的社會現實使曹禺十分憤慨，但一時又找不到出路，再加上生活的不安定，因此整個抗戰後期創作不多。1942年春，曹禺辭去學校的職務來到重慶，先後擔任戲劇刊物的編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理事和電影廠的編劇等職務，也曾在大學兼課。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收獲是1942年夏天寫成的四幕話劇《傢》，這是根據巴金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劇本保留瞭原著的基本情節，但有所取舍和創造。巴金的《傢》主角是覺慧，通過他的覺醒和出走，說明封建傢庭是窒息人、摧殘人的牢籠。曹禺的《傢》主角是瑞玨，通過覺新、瑞玨和梅小姐的愛情婚姻悲劇，控訴封建傢庭和舊禮教吃人的罪惡。劇本《傢》在把小說的一二句對話和一二個細節發展成為完整的戲劇場面上，表明作者付出瞭巨大的創造性勞動，收到很好的舞臺效果。《傢》還發展瞭《北京人》的抒情的特點，運用瞭大量內心獨白，寫得極富詩情畫意。
繼《傢》之後，曹禺於1943年發表獨幕喜劇《鍍金》。這是根據法國作傢臘皮虛的劇本《迷眼的砂子》改編的，諷刺瞭小市民的自私和虛榮心理。
在經過幾年的沉默後，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曹禺才又寫瞭多幕劇《橋》，這部以揭露官僚資本扼殺民族工業為內容的劇本隻發表瞭二幕三場（載《文藝復興》第1卷第3～5期），因應邀到美國講學，餘下的幾幕未能寫完。
1947年夏，他擔任上海文華影業公司編導，寫瞭電影劇本《艷陽天》，這是曹禺第一次創作電影劇本，並由他導演於1948年攝成影片上映。它以一個見義勇為的律師為主角，表現必須明辨是非，同惡勢力鬥爭的主題。
從《全民總動員》到《橋》是曹禺創作的第二個時期。同上一時期比較，作品題材的現實性明顯增強，《蛻變》、《橋》等都是直接反映抗戰現實的作品。由於這一時期作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事業有瞭更多的瞭解，使他的作品增加瞭明亮的色彩，並出現瞭具有高尚思想品格的正面人物形象。人物自殺毀滅的悲劇結局，更多的被反抗奮爭所代替。許多劇本不再隻是對光明未來的籠統期望，而是化作對社會黑暗勢力的具體鬥爭。在藝術上，這一時期又做瞭多方面創新的嘗試。由多幕劇到獨幕劇，由情節劇到抒情劇，由傢庭悲劇到社會正劇以及諷刺喜劇，不斷開拓瞭戲劇表現生活的領域。這一時期作品的風格也由精雕細刻、濃艷繁麗向平易樸實、清淡雋永方面發展。在把外國戲劇技巧與民族傳統戲劇表現手法相結合方面也有新的進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劇作和文學活動 1949年初，曹禺經香港、煙臺，來到剛剛獲得解放的北平，從此開始瞭生活和創作的新階段。開初幾年，曹禺忙於參加社會活動，他是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戲劇傢協會理事、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1951年為出版《曹禺選集》，對四部舊作做瞭修改。此後，他曾到工廠參觀學習，到治淮工地采訪，到安徽參加土改運動，在北京高等學校參加思想改造運動，特別是1952年他又參加瞭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思想改造運動和同時正在進行的抗美援朝運動，所有這些生活都吸引瞭曹禺，並為新的創作積累瞭素材。1954年，他以協和醫學院的見聞為基本素材，創作瞭反映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三幕六場話劇《明朗的天》。這是曹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寫成的第一部劇本。1956年第一屆全國話劇觀摩演出大會期間，《明朗的天》榮獲劇本和演出一等獎。
1956年7月，曹禺加入瞭中國共產黨。這一年開始，曹禺擔任中國作傢協會書記處書記。廣泛參加國際國內各項社會活動。他還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身份，視察上海等地，訪問工商業者，計劃寫作以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題材的劇本。這個計劃雖未能實現。但1958年卻出版瞭一部散文集《迎春集》，收在集子中的包括作者建國以來寫作的散文、隨筆、遊記、雜文等多種形式的文章，它記錄瞭作者成長、戰鬥的歷程。
1961年曹禺同梅阡、於是之合作，由他執筆寫成五幕歷史劇《膽劍篇》。這部以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故事為題材的劇本，出現在我國人民自力更生、戰勝困難的60年代初，很有現實意義。劇本深刻揭示瞭“一時強弱在於力，千古勝負在於理”的主題。在同類題材的作品中，《膽劍篇》較好地處理瞭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它不是單純地從現實需要出發去搜尋歷史材料，強令歷史為現實服務，而是從歷史事實本身提供的具體形象中引出必要的歷史教訓，從而為現實服務。劇本的層次分明，劇情緊湊，作者善於利用劍、膽、犁、稻等物件開展劇情，使結構緊嚴，首尾照應。文白相間的語言，也容易把觀眾帶進歷史的氛圍中去。這些成就的取得使《膽劍篇》成為開國以來最好的歷史劇之一。
1980年1月曹禺率中國戲劇傢代表團訪問英國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曹禺擔任瞭中國戲劇傢協會主席，發表瞭許多關於話劇創作的文章和談話，並對自己過去的創作經驗進行瞭藝術總結。1978年又發表瞭一部新作──以歌頌民族團結為主題的五幕歷史劇《王昭君》。曹禺筆下的王昭君同過去同類題材作品相比，是一個新的創造。她聰明美麗，有膽有識。出於民族和好的願望，自願去匈奴。這是“一個笑嘻嘻而不是哭哭啼啼的王昭君，一個促進民族團結的王昭君”（曹禺《關於話劇〈王昭君〉的創作》）但就人物形象是否符合歷史真實來說，也是一個有爭議的王昭君。
曹禺在北京木樨地傢中寫作
從《明朗的天》開始，曹禺的創作進入瞭第三個時期。在新的社會環境和新的觀眾面前，他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課題：無論主題、題材和創作方法都需要做新的選擇和處理。因此不斷進行新的嘗試。這一時期作者把註意力越來越多的轉向歷史題材，他認為“有著悠久文化歷史傳統的中國，歷史劇題材是非常廣的，這方面大可深入探索”。用歷史題材為現實服務，對一個老作傢來說，是較為易行的創作方式。
戲劇創作的成就和影響 曹禺在把歐洲近代劇的寫作技巧運用於中國話劇創作，表現中國社會現實方面；在塑造鮮明獨特的人物形象，特別是女性形象方面；在使劇本富於激情和詩意，特別是悲劇藝術的建樹方面；在把生活中的口語加工成文學語言，使對話藝術趨向完美方面，以及在使劇本同時具有可讀性和可演性等方面，都取得瞭重大的成就。他的作品不僅在國內不斷出版和上演，受到讀者和觀眾的歡迎，有的作品已被譯成日、俄、英等國文字，並在許多國傢上演，也受到國外讀者和觀眾的好評。
參考書目
陳瘦竹：《現代劇作傢散論·曹禺的劇作》，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79。
錢谷融：《〈雷雨〉人物談》，上海文藝出版社，上海，1980。
田本相：《曹禺劇作論》，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