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傢。字襲美，一字逸少。居鹿門山，自號鹿門子，又號間氣佈衣、醉吟先生。襄陽（今屬湖北）人。出身於貧苦傢庭，早年即志在立功名、佐王治，追蹤房玄齡、杜如晦的事業（《七愛詩·房杜二相國》）。出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至長安，應進士舉不第。南行寓壽州。懿宗鹹通八年（867）登進士第。次年東遊，至蘇州。咸通十年為蘇州刺史從事，與陸龜蒙相識，並與之唱和。其後又入京為太常博士，出為毗陵副使。僖宗乾符五年(878)，黃巢軍下江浙，皮日休為黃巢所得。黃巢入長安安稱帝，皮日休任翰林學士。中和三年(883)，曾至同官縣。他的死，說法不一。或說他因故為巢所殺（孫光憲《北夢瑣言》、錢易《南部新書》、辛文房《唐才子傳》等），或說黃巢兵敗後為唐王朝所殺（陸遊《老學庵筆記》引《該聞錄》），或說後至浙江依錢鏐（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銘》、陶嶽《五代史補》），或說流寓宿州以終，墓在濉溪北岸（《宿州志》）。
現存皮日休詩文，都作於他參加黃巢起義軍以前。他對當時封建統治下的黑暗政治，早就有所不滿。他認為：“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又說：“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鹿門隱書》)所以他肯定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國君如“有不為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為甚矣”（《原謗》）。並指出孟子並不否定商湯、周武王的推翻當代暴君，“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請孟子為學科書》）基於這種認識，所以論文主張“上剝遠非，下補近失”（《文藪序》），不為空言；主張發憤著書，認為“昔者聖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況斯文之怨抑歟！”（《九諷系述序》）論詩也特別重視美刺，反對浮艷，以為“樂府，蓋古聖王采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今之所謂樂府者，唯以魏、晉之侈麗，陳、梁之浮艷，謂之樂府詩，真不然矣”(《正樂府序》)。這與白居易詩論的精神相通。但他並非不重視才華，對李白詩的“五嶽為辭鋒，四溟作胸臆”（《七愛詩·李翰林》）的雄奇風格，也予肯定。
皮日休的文章，如《憂賦》、《河橋賦》、《霍山賦》、《桃花賦》、《九諷》、《十原》、《春秋決疑》、《鹿門隱書》等，都是有所為而作的。他的詩，包括兩種不同的風格。一種繼承白居易新樂府傳統，語言平易近人，以《正樂府》10首、《三羞詩》3首為代表。《三羞詩》其二寫人民所受征兵之苦，其三寫人民遭旱蝗而流離饑餓之苦，《正樂府》的《卒妻怨》、《橡媼嘆》、《貪官怨》、《農夫謠》、《哀隴民》寫人民種種不同遭遇之苦，具體而生動地反映瞭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他同情人民、抨擊暴政的態度。另一種詩，走韓愈逞奇鬥險的一路，以在蘇州時與陸龜蒙唱和描寫吳中山水之作為代表，沈德潛說皮、陸“另開僻澀一體”（《唐詩別裁》）者即是。至於所謂“吳體”和回文等作，則大都缺乏現實內容。
著有《皮子文藪》10卷，收其前期作品，為懿宗咸通七年皮氏所自編。有《四部叢刊》影明本及中華書局排印蕭滌非整理本通行。《全唐文》收皮日休文4卷，其中有散文7篇，為《文藪》所未收。《全唐詩》收皮日休詩，共9卷300餘首，後8卷詩均為《文藪》所未收，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蕭滌非、鄭慶篤重校標點本《皮子文藪》，將皮日休自編《文藪》以外的詩文附於書後。
皮日休生平事跡，主要見於孫光憲《北夢瑣言》、錢易《南部新書》、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銘》、陶嶽《五代史補》、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計有功《唐詩紀事》、辛文房《唐才子傳》、《宿州志》等。近人考訂有繆鉞《皮日休的事跡思想及其作品》和《再論皮日休參加黃巢起義軍的問題》、李菊田《皮日休生平事跡考》、蕭滌非《論有關皮日休諸問題》、張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樣死的》等，可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