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說傢。又名寶凱,字伯元,別號南亭亭長,筆名遊戲主人、謳歌變俗人等。祖籍江蘇武進(今屬江蘇常州市),咸豐年間,遷居山東。李寶嘉3歲喪父,隨母親與堂伯父李翼清一傢合住。李翼清在山東歷任知縣、同知、知府等職。寶嘉受堂伯父撫養教育,擅長八股詩賦,能書畫篆刻,多才多藝。光緒十八年(1892)李翼清辭官歸籍,寶嘉一傢也跟從由山東返回常州。鄉居期間,曾從傳教士學習英文;並考中秀才。光緒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編撰《指南報》,次年五月創辦《遊戲報》,並設“文社社”。光緒二十七年(1901),他將《遊戲報》轉讓,另辦《世界繁華報》。這些報紙是中國小報的鼻祖,它“假遊戲之說,以隱寓勸懲”(《論〈遊戲報〉之本意》),雖然談風月,說勾欄,載社會新聞,但也嘲罵腐朽的官僚買辦,暴露社會種種黑暗,為創作譴責小說積累瞭豐富的素材。光緒二十九年(1903),應商務印書館之聘,主編《繡像小說》半月刊。上海的10年間,因戊戌變法、庚子事變等重大事件,他不滿意清王朝的腐敗,帝國主義的侵略,以痛哭之筆,寫嬉笑怒罵之文,一面辦報,一面從事小說創作。作者在小說《活地獄》的“楔子”裡有詩說:“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書生一掬傷時淚,誓灑大千救眾生。”他創作小說的目的在於揭露時弊,洗刷污濁,改進政治,推動社會進步。這是與他的社會改良主張一致的。他希望學習西方的文明與進步,“興利的地方興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補朝廷之失,下救社會之偏”,“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不贊成激進的改革,連變法維新也感到過激,至於民主革命更被斥為“破壞天理國法人情”(《文明小史》),這種想法,不僅是一種幻想,而且給他的創作帶來局限。

  李寶嘉的作品有《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中國現在記》、《活地獄》、《海天鴻雪記》以及《庚子國變彈詞》等。

  《官場現形記》最初於《世界繁華報》上連載,起光緒二十九年(1903)至光緒三十一年,共60回。在此過程中,世界繁華報館分5編(每編12回)陸續刊印單行本。較早的翻印本有粵東書局石印本和假托吉田太郎著、日本知新社出版的刊本。

  《官場現形記》是李寶嘉的代表作,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作品以官場為對象,著重揭露各種官僚的“齷齪卑鄙”、“昏聵糊塗”(《官場現形記》),集中暴露晚清官場的污濁,吏治的敗壞,統治集團的腐朽。

  作品涉及的官僚十分廣泛,外官從“未入流”的佐雜,到州府長吏、直至督撫方面大員;內官從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樞的軍機、大學士。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為瞭升官發財,無不蠅營狗茍,迎合、鉆營、蒙混、羅掘、傾軋,極盡卑污茍賤之能事。軍機大臣華中堂在京城開個古董店,專門經營買賣官缺的生意。黃胖姑公然說出“一分行錢一分貨”(25回)。最高統治者也公開提倡“撈錢”。一個旗員出身的兵部大堂兼內務府大臣,被派瞭赴浙江查辦重大案件的欽差,就是因為在京裡苦瞭多年,“上頭有意照應他”,“好叫他撈回兩個”。這個欽差到浙江後,“隻拉弓,不放箭”,很快逼上來二萬兩銀子的賄賂。所以連慈禧太後也不得不承認“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裡來的清官”(18回)。胡統領奉命赴嚴州剿“匪”,心裡恐懼,一路上吃喝玩樂,有意拖延,待得到“匪”已遠去的情報,卻兼程進軍,縱容兵丁“洗滅村莊,奸淫婦女”,並亂拉良民,指作“強盜”,以報功邀賞(12~18回)。

  作品還揭露瞭統治階級對帝國主義奴顏婢膝的醜態和喪權辱國的劣跡。外國人打死中國小孩子,當地官員迫於群眾壓力,將兇手判處監禁五年。而清政府的總理衙門,卻按照“同外國人打交道”“隻有順著他辦”的邏輯,竟依照外國公使的要求,將巡撫撤換,並由他們指定繼任巡撫(57、58回)。徐大軍機糊糊塗塗地在出賣安徽省礦產的契約上簽字,將國傢主權拱手獻給洋人(52回)。這些描寫充分地揭示出朝廷大小官吏懼怕外國人的無恥嘴臉。

  《官場現形記》突出地反映瞭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黑暗現實,多少觸及瞭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人民大眾和封建主義的矛盾,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書中所寫不少有現實影子。李錫奇曾披露說:“所寫種種,大都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所用假名亦皆有寓意。”《官場現形記》的問世,促進瞭人們對清王朝腐朽不堪的認識。由這部小說起,逐漸形成瞭晚清譴責小說的高潮,而描寫他界如商界、學界、女界等“現形”之書也接踵而起。

  小說在結構安排上仿《儒林外史》,一人演述完畢,即轉入下一人,如此蟬聯而下。作者用誇張的手法揭露人物的醜惡面貌,頗為生動。但人物缺乏典型化,描寫過於渲染誇張,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笑柄連篇,反而減弱瞭感人力量。又官場中人之伎倆,大同小異,寫之不已,則難免雜沓重復之感。

  《文明小史》是李寶嘉另一部重要創作,共60回,署南亭亭長著。原載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月至光緒三十一年七月《繡像小說》,每回有自在山民評語。光緒三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分上下冊。作品主要描寫庚子(1900)以後幾年間,中國輸入新文明時的社會各方面動態。它是《官場現形記》的姐妹篇,也以官場為主,但著重從維新與立憲的角度和官場對新政、新學的態度方面落筆,突出地反映瞭清政府實行“維新”、預備“立憲”時期官場與社會的真實情況,新舊思想的沖突。作品涉及的地域很廣泛,包括全國主要省份,而且從通商城市到窮鄉僻壤。反映的方面也很多,從內政到外交,從統治集團到人民群眾,從假維新派到守舊黨。官僚的懼外、媚外,洋人的挾勢欺壓,假維新派的徒襲皮毛、投機以謀私利,官場對維新的敷衍塞責,人民群眾的自發鬥爭,無不收攝筆端。但把發動變法維新運動的康有為、梁啟超,即小說中的安紹山、顏軼回也寫成投機分子加以謔化,則與作者認為變法維新運動也屬過激的立場有關。《文明小史》的結構方式與《官場現形記》略同,事隨人物的轉換而起迄。頭12回寫湖南永順事件,刻畫頗見功力。人物以描寫各種新學人物為最成功,頗能見出一些個性。

清代光緒二十九年石印本《官場現形記》

  《中國現在記》,12回,未完。最初連載於光緒三十年(1904)的《時報》。未署名,吳沃堯《李伯元傳》中列有此書。作品用與《官場現形記》一樣的寫作手法,著重暴露瞭捐班出身官吏種種貪污穢跡以及相互爭奪傾軋的醜行。其中關於河政方面,揭露河工弊端,有許多局外人不知道的材料。

  《活地獄》,共43回,未完,署南亭亭長著。連載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至光緒三十二年的《繡像小說》半月刊,每回有願雨樓評語。李寶嘉寫至第39回因病重停筆。第40至42回為吳趼人(署名繭叟)所續,第43回為歐陽巨源(署名茂苑惜秋生)所續。1956年11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始刊印單行本,由趙景琛校訂並作序。作品用15個故事連綴而成,筆鋒集中於司法制度,著重揭露州縣衙門的暗無天日,書吏胥役的卑鄙無恥,監獄牢房以及種種酷刑的慘無人道,確是使人目不忍睹的活地獄。寫出瞭廣大群眾橫遭迫害的苦難。

  《海天鴻雪記》,未完,署“二春居士編,南亭亭長評”。光緒二十五年(1899)《遊戲報》所刊廣告說,二春居士為浙中人,寓居上海。阿英(見錢杏邨)以為即李伯元作。光緒三十年(1904)世界繁華報館刊行單行本,共4冊20回,卷首有茂苑惜秋生序。這是一部以妓院生活為題材的吳語小說,描繪瞭海上繁華世界中一個特殊的悲慘側面。對書中的人物有褒有貶,而以暴露為主。用方言寫人物對話頗為真切傳神。

  《庚子國變彈詞》,40回。開始連載於光緒二十七(1901)至二十八年《世界繁華報》。光緒二十八年十月,由報館刊印成巾箱本6冊。作品演述瞭庚子事變的整個過程,是彈詞中第一部以社會歷史為題材並表現瞭反帝精神的作品。彈詞從清平縣武舉與教民沖突,官吏左袒教民,釀成武舉復仇事件寫起,中經義和團入京,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光緒西竄西安,直至李鴻章、慶親王為全權大使與各國簽訂《辛醜和約》,兩宮回鑾為止。作品嚴厲譴責瞭利用義和團“鬧事”的大臣官吏,抨擊瞭帝國主義聯軍奸盜燒殺的罪行,揭露瞭在國難當頭“兵即是匪匪即兵”的官軍暴行,表現瞭當時人民刀下殘生、屍橫溝壑的苦難生活。書中對光緒變法維新的失敗,表示惋惜。但對慈禧亦有諛詞,頌揚李鴻章的外交,對帝國主義是庚子國變的真正罪魁禍首缺乏認識,特別是對義和團的反帝本質沒有理解,描寫成一味燒殺搶掠的“匪人”,反映瞭作者的思想局限。

  在晚清譴責小說創作方面,李寶嘉是一位多產而卓有成就的作傢,他雖然寄希望於封建統治者的“覺悟”和改良,但痛切地看到社會政治的腐敗,廣泛運用諷刺手法,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反映瞭清末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特別是對清末官場的種種罪惡行徑進行瞭有力的揭露與鞭撻,在晚清小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魯迅說清末的譴責小說以“南亭亭長與我佛山人名最著”(《中國小說史略》)。

  李寶嘉的著作,還有《南亭筆記》、《南亭四話》,以及《芋香印譜》、《藝苑叢話》、《滑稽叢話》、《塵海妙品》、《奇書快睹》、《醒世緣彈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