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
現代詩人。原名蔣海澄，曾用筆名有莪加、克阿、納雍、林壁等。
生平事略 艾青1910年3月27日生於浙江省金華縣畈田蔣村。其父蔣景鋆，畢業於浙江江省立第七中學堂，是個有文化的，既封建又開明的中等地主。艾青出生後，被算命先生測為“克星”，被送到本村一位稱為大堰河的貧苦農婦傢裡撫養。大堰河對艾青的恩愛勝於父母，這使他從小感染瞭中國農民的純樸與憂鬱。5歲時始回傢進本村蒙館開蒙，繼而就讀於喬山小學、育德小學和浙江省立第七中學。1928年夏初級中學畢業後，艾青考進杭州國立西湖藝術學院繪畫系。在院長、畫傢林風眠鼓勵下，於翌年春天赴法國勤工儉學。後因傢裡中斷經濟接濟，在巴黎一傢經營中國漆的工藝美術小廠做工，工餘自學繪畫兼習法文，並大量閱讀哲學和文學著作，包括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的小說，蘇維埃十月革命時期的小說和詩歌，以及法文版的現代詩。其中受影響較深的是比利時詩人凡爾哈侖的詩作。由文學作橋梁，艾青開始接受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影響，參加過《世界》周刊主辦的左傾集會以及反帝大同盟東方支部的活動。
1929年艾青在法國巴黎近郊
有感於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艾青於1932年1月啟程回國，投入革命文藝運動，並潛心於詩歌創作，他的創作經歷，大致有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從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艾青歸國途中，寫瞭《那邊》等憂國憂民的詩作。1932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美術傢聯盟，和畫傢江豐等人組織“春地藝術社”，舉辦“春地畫會”，得到魯迅的支持。7月間遭國民黨密探逮捕入獄，手無寸鐵的艾青被誣控為顛覆政府判刑6年。囚徒生活促使艾青從繪畫轉到詩歌創作：“我借詩思考，回憶，控訴，抗議……詩成瞭我的信念、我的鼓舞的力量，我的世界觀的直率的回聲。”(《母雞為什麼下鴨蛋》)在獄中，他寫瞭《蘆笛》、《透明的夜》、《巴黎》、《馬賽》、《叫喊》、《九百個》等大量詩歌。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詩，使艾青一舉成名。茅盾首先稱贊此詩是“用沉鬱的筆調細寫瞭乳娘兼女傭大堰河的生活痛苦”（《論初期白話詩》）。1935年10月艾青被釋出獄後，曾到江蘇常州武進女子師范學校任教半年，繼又流浪到上海，創作瞭《太陽》、《黎明》、《春》等為民族的命運歌唱的作品。1936年經友人資助在上海自費出版瞭第一本詩集《大堰河》。這一階段，是艾青從歐羅巴帶回蘆笛和歌唱“大堰河”的時期，是詩人的準備期也是成名期，並由此確定瞭一生的奮鬥方向。
第二階段 從1937年到1945年。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是艾青詩歌創作的高潮期。1937年7月抗戰爆發後，艾青從上海到武漢，後到臨汾、西安、桂林等地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先後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教員、陜西抗日藝術隊隊長，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刊物《文藝陣地》編委，《廣西日報》副刊《南方》編輯等職。1940年春到重慶，任育才學校文學系主任。1941年春“皖南事變”後，奔赴延安，被選為陜甘寧邊區參議員、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並主編《詩刊》。他參加瞭延安文藝座談會，結識瞭工農兵群眾中的英雄模范，創作中開始註重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艾青當選為模范工作者，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期間，有《向太陽》(1940)、《北方》(1942)、《火把》(1941)等9部詩集出版。詩人從大半個中國的滾滾烽煙中汲取詩情，筆端呈現嚴酷的鬥爭，悲壯的畫面，有著血肉之軀的人物，以及進取、樂觀、昂奮的戰鬥精神，使艾青的詩作具有時代感和現實性，排斥瞭種種與生活絕緣的雕琢氣與意念化，把自己的詩作投入到爭取進步藝術的前沿。
1944年艾青在延安和勞動英雄索木耳合影
第三階段 從1945年抗戰勝利到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團覆滅。這31年間，艾青的生活和創作經歷瞭諸多變化曲折。1945年9月，率華北文藝工作團從延安到張傢口，不久該團歸並於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艾青任副院長，兼授文藝理論與創作的課程。因忙於行政事務，創作相對減少。1949年1月北平解放，艾青又以軍代表身份參與接管中央美術學院，還參加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籌備工作，被選為中國文聯委員。同年10月起任《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1950年秋訪問蘇聯，著詩集《寶石的紅星》(1953)。1954年秋應邀到智利訪問，有組詩《南美洲的旅行》問世。1957年初被聘任《詩刊》和《收獲》的編委。不久，在反右派運動中，艾青被錯劃為右派。1958年4月，艾青離開文藝界，先到黑龍江國營農場的一個林場落戶，翌年又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幾年間積累瞭數十萬字的創作素材。“文化大革命”中，艾青一再遭到批判鬥爭。1973年和1975年春因眼疾赴京治病，並在北京定居。在這一漫長階段，艾青長期處於或譽或毀的十字街頭，創作不如前期活躍。這期間寫有抒情詩集《春天》(1956)、《海岬上》(1957)和敘事詩《黑鰻》(1955)；其中組詩《南美洲的旅行》和長詩《大西洋》在國際題材的詩歌中令人矚目。
第四階段 從1976年10月起，艾青重新獲得自由寫作的權利，出現瞭第二個創作的高潮期。1979年2月，艾青20年的沉冤終於洗雪，同年6月被增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11月當選中國文聯委員和中國作傢協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中心副會長；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1985年3月，法國授予艾青文學藝術最高勛章。自1979年起先後訪問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奧地利、意大利、法國、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艾青幾年裡寫作並出版瞭《歸來的歌》(1980)、《彩色的詩》(1980)、《雪蓮》(1983)3本新詩集和一本新的論著《艾青談詩》(1982)，共創作長短詩200多首，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光的贊歌》、《魚化石》、《墻》、《古羅馬的大鬥技場》、《盆景》等。詩集《歸來的歌》和《雪蓮》，先後獲得中國作傢協會的全國優秀新詩獎。另有重要論文《中國新詩六十年》、《從“朦朧詩”談起》等篇。
詩歌創作與主張 艾青是中國新詩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具有獨特風格的現實主義詩人。
艾青的詩，往往較多地把個人的悲歡融合到時代的悲歡裡，反映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苦難與命運，反映現實的生活和鬥爭，從而比較鮮明地傳出時代的呼喚和人民的心聲。《大堰河──我的保姆》以真摯虔誠的赤子之心，贊美養育瞭自己的農婦，為她的淒苦命運而抒發悲憤與不平，表達瞭詩人對中國廣大農民的遭際的同情與關切。抗戰時期的重要詩作《北方》、《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手推車》等篇，忠實地記錄瞭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創傷與不幸，為社會的底層和人民艱苦的鬥爭染上悲壯的色彩；另一首名篇《我愛這土地》中發出的“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的傾訴，更是把個人的情感、命運都賦予時代、人民、祖國和土地的明證。作於延安時期的敘事長詩《雪裡鉆》，通過一匹馬寫抗日戰爭的艱苦與戰士的英勇。在參加土地改革過程中創造的《佈谷鳥》，反映瞭翻身農民在回春的大地上幸福勞動的景象，滲透著詩人的欣喜之情。及至60、70年代間震蕩中國大地的浩劫剛剛平息，艾青率先創作瞭長詩《在浪尖上》，以“天安門事件”為背景，將憤怒和仇恨投向江青反革命集團，把深沉的哀思獻給人民英烈，對“政治風暴浪尖上的海燕”──當代先進青年給予熱情的評價。他眾多作品的樸素雄渾的風格中流露著真實情感，以及力求變革現實的決心和勇氣。
1954年艾青在智利訪問
在中國廣大讀者心目中，艾青詩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現為對光明的熱烈向往、追求和謳歌。太陽、光、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斷出現於他的許多作品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以不同的新意競放異彩。在《太陽》、《春》、《黎明》、《煤的對話》等早期作品中，發出瞭“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煤的對話》）的朦朧而真誠的呼喚。抗日戰爭爆發後，詩人從浴血奮戰的人民中找到瞭光明之所在，創作瞭充滿熱情、樂觀和希望的長詩《向太陽》及其姐妹篇──在寬闊的社會背景下描寫青年知識分子在人民大眾的集體行動中堅定起來的敘事詩《火把》。這兩首噴射著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強烈地傳達瞭抗戰的民族情緒和時代氣氛，曾鼓舞過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來到延安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詩人將對光明的歌頌和對新時代的禮贊歷史地、具體地結合起來，歌頌瞭“把歷史的重載馱在自己的身上”、去創造光明的革命領袖(《毛澤東》)，歌頌瞭含蘊著革命內容和力量、使世界“甦醒起來！喧騰起來！”的野火(《野火》)，歌頌瞭在新世紀“早晨的陽光裡，一刻也不休息”的“春姑娘”(《春姑娘》)。而在20年沉默中歸來以後，基於對“光中也有暗”，“暗中也有光”的新的認識，艾青在他新作的長詩《光的贊歌》中，以真善美相統一，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觀點。謳歌瞭“隻知放射、不求報償”，“大公無私、照耀四方”的光明，鞭撻瞭“凝固得象花崗巖”似的黑暗，集中地反映瞭作傢的宇宙觀、真理觀和美學觀，表達瞭“和光在一起前進，和光在一起勝利”的內心渴望。在黑暗時把希望寄托給黎明，在勝利的歡欣中歌唱太陽，是艾青作品的基本趨向；沒有對光明的執著追求，便沒有艾青的詩。
艾青作為現實主義的詩人，他的作品中緊密結合現實、富於戰鬥精神的特點又同新鮮的詩美結合在一起。他曾寫道：“一首詩的勝利，不僅是那詩所表現的思想的勝利，同時也是那詩的美學的勝利。──而後者，竟常被理論傢們所忽略。”（《詩論·美學》）在他的詩歌中，不拘泥於直接地如實地反映生活，飽滿的進取精神和豐富的生活經驗總是伴之以新奇的想象、象征而來，造成鮮明的形象並給讀者以一定的暗示與啟迪。他在抗戰前夜作的《太陽》一詩中寫太陽：“從遠古的墓塋／從黑暗的年代／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震驚沉睡的山脈／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溶進瞭深刻的感受，使形象充滿血肉，更深刻地顯示著光明來自黑暗，需通過流血死亡的代價去換取的生活真諦。詩人在《魚化石》一詩中寫瞭“活著就要鬥爭”這類抽象的觀念，他是把觀念轉化為具體可感的魚化石，並通過對它的凝視，探索著事物之間的互相聯系：“當死亡沒有來臨，把能量發揮幹凈。”及至晚年，艾青的詩更為練達圓熟，形象更簡潔明確，語言更質樸純凈，除繼續保持真實與想象相結合的特色，又增添瞭深沉的思考和睿智的哲理，詩作趨於冷靜、沉鬱，更具內向的特點。
艾青把現實主義精神當作自己詩歌創作的原則，同時也不拒絕其他文學潮流中的藝術精華。他善於從繪畫、雕塑、音樂等多種藝術樣式以及包括“現代派”在內的中外諸多藝術流派中，吸收有益的藝術養料，加以消化、吸收。作為現代詩人凡爾哈侖的詩中所描寫的城市的興起，農村的衰敗以及由純粹的個人感知走向集團的感情等思緒，同艾青當年所面臨的社會現實和自身的心境相似；他的詩裡跳蕩的時代律動，詩風的豪放、自由、開闊和出語的形象、明朗、尖新，也深刻地影響瞭艾青詩歌藝術風格的形成。艾青傾心於動蕩而變革的時代，以大量的現代口語入詩，詩作中註重內容的象征性，形象虛實結合的對應性，結構的跳躍性，打斷慣常的邏輯聯系，以及“觀念省略”等等抒情特點，都得益於現代藝術的膏粱，但本質和精神卻是艾青對自己民族的生活、命運和前途的歌吟。艾青註意在詩中體現音樂效果，但這種旋律感是通過現代語言的自然音節和應合感情的內在節奏呈示的。他還在不少作品中，註重運用滲合自己情感的構圖，用準確而鮮明的色彩描繪生活，從輪廓、線條、光澤、對照到畫面的佈局，同詩的意境渾然一體。
1979年夏艾青在維也納
在中國現代詩歌發展史上，艾青是繼郭沫若、聞一多等人之後推動一代詩風的重要詩人。他對新詩發展的貢獻在於：以對現實生活的深入觀察和對民族與人民命運的深沉關註，加強瞭詩的時代感和現實性；以來自生活而又詩化瞭的語言，以對浮泛的喊叫的摒棄和對審美意象的自覺追求，增強瞭新詩的表現力；堅持新詩對時代、對現實的從屬性和新詩自身的獨特性，以不受格律拘束、自由流動的詩行，和眾多的同行們一起，鞏固瞭順應時代潮流、日益為群眾所歡迎的自由詩在中國詩壇上的地位。艾青的作品首先在中國現代人的精神生活中產生影響，許多抗戰時期和開國以來成長起來的中國詩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過艾青詩歌的啟示，比如在民族解放的戰火中成長起來的“七月”詩派的眾多年輕詩人，幾乎都接受過他的影響。
艾青同時又是中國新詩界溝通中外詩歌的橋梁之一，他的作品譯成10多種文字在國外發表與出版，在世界上享有聲譽。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曾在他的回憶錄裡，稱艾青為“中國詩壇的泰鬥”(《我承認，我歷經滄桑》)。
艾青不僅從事長期的文學實踐，還根據自己豐富的創作經驗，寫瞭《詩論》及其他論文，提出瞭一系列關於詩的見解。
艾青認為，“詩與偽善是絕緣的”，詩人“必須有勇氣向大眾揭示真理”（《詩論》）。他說：“詩人隻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搖撼人們的心。詩人也隻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樂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氣都來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詩人必須說真話》)他反對以個人自私的動機或看著“天氣預報”去寫“詩”。他認為忠於人民和忠於時代應不可分割地聯系起來，強調詩人必須有時代的使命感：“最偉大的詩人，永遠是他所生活的時代的最忠實的代言人；最高的藝術品，永遠是產生它的時代的情感、風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實的記錄。”（《詩與時代》）
艾青主張用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觀點去評價詩歌。他首先認為，“沒有思想內容的詩，是紙紮的人或馬”（《詩論·思想》），指出寫詩“應該偏重在：它怎樣以真摯的語言與新鮮的形象表達瞭人的願望，生的悲與喜，由暗淡的命運發出希望的光輝，和崇高的意志，等等”(《詩與宣傳》)。他進而認為中國新詩的主流，應是“以自由的、素樸的語言，加上明顯的節奏和大致相近的腳韻，作為形式；內容則以豐富的現實的緊密而深刻的觀照，沖蕩瞭一切個人病弱的唏噓，與對於世界之蒼白的凝視”（《詩與時代》）。他反對某些人在中國豐富的現實生活面前閃避過去，或機械仿制外國詩的技巧，或一味摹擬中國古代詩詞格律，或憑空制造奇瑰虛玄的形式，主張應當依照變動的生活內容而變換形式。為瞭使詩從矯揉造作、華而不實的風氣中擺脫出來，艾青還倡導詩的“散文美”，讓詩自然地“服從自己的構思，具有內在的節奏，念起來順口，聽起來和諧”（《與青年詩人談詩》）。艾青反復強調，要“以現代的日常所用的鮮活的口語，表達自己所生活的時代──賦予詩以新的生機”（《詩論》再版前言）。
1982年艾青與王震合影
艾青還指出：“詩人必須比一般人更具體地把握事物的外形與本質。”（《詩論·形象》）他主張自覺地運用形象思維於詩歌創作，“給思想以翅膀，給情感以衣裳，給聲音以彩色，給顏色以聲音”（《詩論·詩人論》）。在《形象思維和藝術魅力》一文中，他分析瞭詩歌創作中形象思維方法的特征：“使一切難以捕捉的東西，一切飄忽的東西固定起來，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把一切抽象的東西，轉化為具體的──可感觸的東西”，“使所有滯重的物質長上翅膀；反之，也可以使流動的物質凝固起來”，在各種分離著的事物之間尋找到形象的聯系。
新詩的民族性和多樣性也是艾青的一貫主張。他認為不能把詩的民族形式狹隘地理解為這種或那種固定的模式，把民族語言也簡單地理解為幾個節拍或幾個音組，而要看是否符合民族的精神、思想、感情、氣質和語言習慣。“一個作品之具有民族氣派，不是因為它僅僅在體裁上和別的民族的作品不同，而主要是由於那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思想、感情具有民族氣派”（《詩的形式問題》）。這種民族氣派和民族風格，艾青認為在多種多樣的形式中表現出來。因此，他主張要有適應表現時代精神和民族氣派的各種形式的百花齊放。他自己在自由詩體的創作上比較得心應手，但不排斥其他詩體之長。艾青提出自由詩應是“在變化裡取得統一，是在參錯裡取得和諧，是在運動裡取得均衡，是在繁雜裡取得單純，自由而自己成瞭約束”的藝術見解。將古典和現代的詩美學的特點結合起來。他還從美學的角度，對民族的、多樣的詩歌提出瞭總體的要求；樸素、單純、明快、集中（《我對詩的要求》）。這些主張，引起瞭中國詩歌界的重視與研究。
作品集 艾青詩集，先後出版的有《大堰河》(1936)、《北方》(1939)、《他死在第二次》(1939)、《曠野》(1940)、《向太陽》(1940)、《火把》(1941)、《土地》(1941，詩文合集)、《吳滿有》(1943)、《黎明的通知》(1943)、《雪裡鉆》(1944)、《獻給鄉村的詩》(1945)、《反法西斯》（1946）、《歡呼集》(1950)、《寶石的紅星》（1953）、《黑鰻》（1955）、《春天》(1956)、《海岬上》(1957)、《歸來的歌》（1980）、《彩色的詩》(1981)、《落葉集》（1982）、《雪蓮》（1983）、《域外集》(1983)，以及多種版本的《艾青詩選》、論文集《詩論》(多版本)、《新文藝論集》(1950)、《艾青談詩》(1982)，散文集《走向勝利》(1950)以及譯詩集《原野與城市》（1948，凡爾哈侖著）。此外，蘇聯、法國、日本、美國、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朝鮮、馬來西亞、泰國、尼泊爾等國均有選譯的《艾青詩選》出版。
參考書目
曉雪：《生活的牧歌》，作傢出版社，北京，1957。
駱寒超：《艾青論》，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2。
海濤、金漢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艾青專集》，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82。
楊匡漢、楊匡滿：《艾青傳論》，上海文藝出版社，上海，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