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門運用生物進化論的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學多領域的研究成果，研究經濟現象和行為演變規律的學科。它將正統理論中處於背景狀態的技術變遷和制度創新作為核心研究物件，以動態的、歷史的不可逆視角來分析和觀察經濟現象，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分支，被看作是經濟變遷的一般理論。它的現代流派主要由舊制度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奧地利學派和法國調節學派構成。
思想源流 一一般認為，T.凡勃倫、J.A.熊彼特、K.馬克思和A.馬歇爾是經濟演化思想的先驅者，而經濟學演化范式卻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才最終確立，是自然科學革命性進展的結果。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重新檢驗瞭演化經濟學的先驅思想，使演化范式奠定在更堅實的哲學認識論基礎之上。
亞當·斯密在他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以制針業為例說明專業化勞動分工大大提高生產率，而由專業化所引起的機器發明和使用又加速專業化分工，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斯密正是用演化的動態的方法分析經濟增長的。T.R.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在C.R.達爾文進化論的形成中起過重要作用。凡勃倫最早在1898年的經典論文《經濟學為什麼不是一門演化的科學》中提出“演化經濟學”這一術語，並創立制度學派，演化這一術語隨後也被舊制度學派所采用。凡勃倫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把演化隱喻看作是理解資本主義經濟技術和制度變化的基本方法，對新古典范式進行激烈的批判，認為經濟學應該抓住演進和變化這個核心主題，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從物理學中所引入的靜態和均衡思想。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把創新看作是經濟變化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的質變可以是漸進的，也可以是非連續的。與馬歇爾不同，熊彼特還認為自然界確實能發生飛躍，非連續的質變導致系統形態發生一種格式塔式（或整體）的轉變。馬歇爾被看作是演化經濟學的先驅之一，原因在於他認為經濟力學是經濟生物學的先導，並強調時間、報酬遞增和不可逆在經濟過程中的重要性。雖然從凡勃倫到馬歇爾都明確地包含著演化思想，但由於時代的局限性並未形成一個明確的演化框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經濟理論發生危機而引入進化論，美國經濟學傢K.E.博爾丁於1981年出版《演化經濟學》；R.R.納爾遜和S.G.溫特匯集他們多年的研究成果，於1982年出版《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是當今演化經濟學中的一本經典著作，也被看作是演化經濟學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80年代後期，經過B.阿瑟和B.大衛的努力，報酬遞增理論也得到有力的復興和發展，並很快融入演化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進入90年代以後，演化經濟學文獻迅速增加，1991年《演化經濟學》雜志創刊，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D.C.諾思提出的制度變遷理論是典型的演化經濟學理論，而G.M.霍奇遜等也出版瞭大量演化經濟學著作。其中《經濟學與演化——把生活帶回經濟學》(1993)對經濟學中演化含義進行瞭分類。演化經濟學已成為21世紀初社會科學中最重要並取得重大進展的學術領域之一。
K.E.博爾丁
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 演化經濟學的主要議題是解釋經濟變遷，把經濟看成一個演化的、開放的復雜系統，認為系統演化的結果是難以預測的，影響系統演化的基本因素有系統內部成員之間的差異性和易變性以及系統的選擇機制。
有關社會經濟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由遺傳、變異和選擇3個機制構成。①遺傳機制。正如生物基因一樣，制度、習慣、慣例和組織結構等是歷史的載體，它通過模仿而傳遞。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倫，“社會結構的演進，卻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過程”。凡勃倫觀察到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的特征，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②變異或新奇創新機制。有目的地創造新奇和多樣性是人類社會演化最重要的特征，經濟系統的新奇事物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凡勃倫把新奇創造看作是閑散好奇心和操作本能的結果，而U.威特認為有兩個因素起著重要作用：一是經歷新奇的快樂和刺激，這類似於熊彼特創造性歡樂的看法，與個人的偏好結構密切相關，也與社會制度是否鼓勵創新有關。二是現實中經受的挫敗推動著對新奇或變異的搜尋。演化經濟學在H.A.西蒙“有限理性”假定基礎上，接受瞭J.G.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理論中提出的滿意原則。依據這一原理，納爾遜和溫特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如企業利潤低得無法忍受時，企業被迫搜尋新技術及新的組織形式，由此導致企業慣例發生變異。③選擇機制。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因此新奇或變異必定產生新思想和新的操作方法。不管創新者主觀偏好如何，競爭過程將對其進行選擇。
在上述分析框架中，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與傳統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①時間不可逆。G.多西和J.S.梅特卡夫認為，經濟社會系統的不可逆概念與這種可能性有關：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目前的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的未來結構及其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熵過程與“滯後”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如果發生變化，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演化經濟學早期先驅曾論及不可逆現象，隨著現代自然科學對“時間之箭”的發現，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這種探討開始增多，突出的例子是阿瑟關於報酬遞增和路徑依賴的研究，正是由於時間和不可逆過程，微小的歷史事件才能通過正反饋導致某種技術的“鎖定”，諾思後來把這種思想推廣為對制度變遷的研究。時間不可逆反映瞭演化理論的重要信念：演化過程中的事件是準唯一的，歷史至關重要，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②非最優和非目的論。這種信念強調個人行為是有目的的，但不確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會經濟發展不是以目的論方式展開的過程，演化過程沒有必要趨於有效率的和最優的結果。新古典經濟學以最優和趨於完美均衡作為評價經濟活動的標準，新制度經濟學基本上也沿襲瞭這種方法。③共同演化。共同演化這一重要概念是由美國生物學傢B.埃利希和P.拉文分別於1965年提出的，對《共同演化》季刊的出版起到瞭重要作用。研究技術變遷的演化經濟學傢發現技術發展非常類似於一種共生演化的生態系統，技術與制度共同演化、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共同演化等也在演化經濟學中得到更多的討論。
前沿問題 從本質上說，演化經濟學是一門研究演化的科學。由於依賴代表性行為者（正常狀態）和均衡這兩個核心概念，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說明知識、時間和不可逆過程，排除瞭驅動經濟系統的變化和開放性過程。
雖然生物學為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提供瞭重要動力，但佈魯塞爾學派的耗散結構理論意義更大，這是因為它對人類思想中演化這個統一范式的最終確立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與經典物理學不同，這兩種理論或學科都強調瞭自然演化及時間的重要性，但“時間之箭”的方向卻是相反的。經濟學經過100多年的發展，以價格理論為基礎的微觀經濟學已成為正統的經濟學。然而，以價格理論為基礎的微觀經濟學是一種靜態的方法，演化經濟學所作的工作就是回歸到斯密的古典經濟學，以便更好地理解經濟變遷以及經濟發展。
經濟演化范式已滲透到並且在經濟學各個領域和管理學中得到重大的擴展，在經濟學中已成為跨學科和交叉學科最重要的領域。然而，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演化經濟學的發展仍然很不成熟，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前沿問題需要解決：一是如何理解經濟變遷和技術變遷問題，如何理解經濟的演化過程；二是制度方面的挑戰，在演化經濟學中研究創新以及技術變遷時，不能忽略制度對技術變遷以及創新的影響，如演化經濟學應該考慮到政府采取的政策以及制度變遷對經濟演化和技術變遷造成的影響；三是如何形成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抗衡的系統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這些問題的解決，對於演化經濟學將來能否成為經濟學的主流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推薦書目
盛昭瀚, 蔣德鵬. 演化經濟學.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02.
賈根良. 演化經濟學：經濟學革命的策源地.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HODGSON G M. 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Key Concept.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