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在中國北京爆發的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北洋軍閥統治的全國規模的愛國民主運動。
圖1 1919年年5月4日北京大學學生的遊行隊伍
圖2 五四運動時街頭張貼的“毋忘國恥”的標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借口對德宣戰，攻占青島和膠濟鐵路，奪取瞭德國在山東強占的各項權益。1918年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所謂“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由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組成聯合代表團出席和會。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二十一條”，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轉讓給日本，而北京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和強烈反對。
首先行動起來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們獲悉相關消息後，立即邀請北京部分學校學生代表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並決定於5月3日夜在北大舉行學生大會。是日夜，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大會如期在北大法科大禮堂召開，一致議決：①聯合各界，力爭國傢主權；②通電中國代表，拒簽巴黎和約；③通電各省，在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全國性遊行示威；④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與此同時，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部分學生也舉行會議，對遊行事宜有所議決和準備。
4日下午，北京大學、高等師范學校、法政專門學校、工業專門學較、匯文學校等13所學校的3 000多名學生，沖破軍警重重阻撓，前往天安門舉行集會演講，然後舉行遊行示威。學生們手持各色小旗，從天安門出中華門，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抵制日貨”等口號，同時要求懲辦親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一路浩浩蕩蕩，直奔東交民巷使館區。學生們的愛國行動表達瞭全國人民的意願和要求，得到各界市民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不少市民主動加入瞭學生隊伍。遊行隊伍行至東交民巷西口時，遇到使館巡捕的阻攔，轉而折向趙傢樓胡同曹汝霖住宅。曹聞訊後，急忙躲藏起來，學生們沖入曹宅，未能尋見曹汝霖，對恰在此處的章宗祥一頓痛打，又放火焚燒曹宅，軍警當場逮捕學生30多人。
圖3 1919年5月4日北京數千學生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遭軍警鎮壓
當天晚上，各校學生紛紛召開會議，討論營救被捕同學和如何繼續堅持鬥爭等問題。北大校長蔡元培出席瞭北大學生會議，表示自己可負責營救被捕同學，婉勸學生照常上課。學生們則一致主張罷課，並成立學生幹事會，負責組織和實施。次日，各大專學校實行總罷課，通電各方，請求支援。十餘所學校的校長組成以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積極參加營救被捕學生的活動。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宣告成立學生聯合會，成為學生運動的統一領導機構。北京政府當局懼怕事態的進一步擴大，不得不於五七國恥紀念日有條件地釋放瞭被捕學生。各校學生宣佈復課。但是，釋放被捕學生，不等於北京政府放棄瞭對愛國學生運動的鎮壓政策。第二天，大總統徐世昌重又命令警察廳將釋放學生送交法庭審辦。一向同情、支持愛國學生運動的蔡元培也被逼得留下辭呈，出走滬杭，而同情蔡的教育總長傅增湘則被明令免職。
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激怒瞭廣大師生，各校學生於19日再次宣佈總罷課，除大專學校學生外，還有不少中學生，總計2.5萬餘人。大多數學校的教職員工也紛紛加入瞭學生的鬥爭行列。罷課學生組成“十人團”，深入街、巷、郊區，或開展救國演講，或宣傳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還出版刊物，開展愛國教育。組織護魯義勇軍，從事軍事訓練。
學生愛國運動的發展，引起列強各國和北京政府當局的極大恐慌，21日晚，日本公使小幡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對北京愛國學生運動提出嚴厲責問，要求中國政府取締反日言論及抵制日貨等“過激”行動，否則將“引起兩國國傢上重大之交涉”。英、法、美等國駐華公使也頻頻向北京政府施加壓力。6月1日，北京政府秉承列強旨意，一面公開表彰被學生斥為賣國賊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3人，一面公然命令取締一切學生愛國運動。軍警當局隨即派出大批軍警，包圍校舍、檢查新聞、查封報刊、逮捕演講學生、驅散聽眾。而教育當局則采取宣佈各校停課，提前放假，應屆畢業生照常舉行畢業考試的策略，分化瓦解學生的愛國運動。
圖4 五四運動期間學生在街頭講演
6月3日，20餘校數百名學生頂著當局軟硬兼施的壓力，重新走上街頭，展開更大規模的愛國演講活動，結果178人被軍警捕去。次日，更多學生前赴後繼出現在北京街頭，又捕去700多人，北大校舍竟被辟為臨時監所。5日晨，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發表《宣言》，痛斥政府當局的暴虐行徑。5 000多名學生再次上街演講，不少學生隨身攜帶衣物洗漱用具，準備隨時入監，為國下獄。
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自始得到全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5月4日天安門遊行事件發生後，影響迅即擴至全國。5月5日，山東濟南各校學生紛紛上街宣傳。23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舉行總罷課。5月7日，天津學生舉行遊行示威，隨後成立學生聯合會。23日，15所大中學校學生一致罷課。5月9日，上海學生宣佈停課一天。11日，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26日，近2萬名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紛紛參加罷課。5月9日，湖北武昌各校學生通電聲援北京學生。17日，成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次日組織3 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此外，長沙、西安、廣州、南京、蘇州、安慶、南昌、開封等城市及國外中國留學生和華僑也紛紛舉行遊行示威，支援北京學生的正義鬥爭。
北京當局6月3日大捕學生消息傳出後，各地民眾情緒更加激昂、憤怒。上海學生、工人、商人立即掀起聲勢浩大的“三罷”運動，特別是工人自5日起連續數日發動政治大罷工。他們發文告，散傳單，遊行示威，抗議北京當局大捕學生暴行，堅決要求“斥退”並“永不起用”曹、章、陸等賣國賊，甚至提出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則“通告中外，不承認賣國政府”。上海已成為愛國運動的新的中心，運動主力也在學生之外增添瞭工人階級這支生力軍。隨後，天津、南京、武漢、濟南、成都、長沙、廈門、開封、保定、安慶等地民眾也競相效法上海人民的鬥爭精神，相繼舉行瞭大規模的“三罷”鬥爭，形成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全國性愛國運動。北京當局迫於全國人民的壓力，不得不於6日釋放瞭全部被捕學生。10日，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3人的職務。愛國民眾贏得初步勝利。
自6月中旬起，隨著巴黎和約簽字日期的迫近，全國人民的鬥爭目標開始轉向拒簽和約問題。16日，由各地學聯聯合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發表反對簽約宣言。19日，山東各界聯合會派出80餘人的請願團抵達北京，要求當局拒簽和約。23日，上海工商學界發表宣言，呼籲全國人民“共謀抗拒簽字”。27日，北京各界舉行支持山東代表要求的聯合請願活動。同日，上海各界和全國學聯聯合召開拒簽和約的萬人大會。拒簽之聲，此起彼伏，響徹南北。28日，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公同決定，不往簽字”。北京政府對於和約簽字問題，表示可“審度情形，自酌辦理”的電報，也於中國代表團拒簽之後到達巴黎。拒簽對德和約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罕有的事件，五四運動以愛國民眾所贏得的這一寶貴勝利而告一段落。
五四運動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次年改稱《新青年》，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猛烈抨擊舊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化運動的主旨是宣揚民主主義，批判專制主義。最有影響的人物為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蔡元培等人。他們積極宣揚科學和民主，反對專制與迷信。大力提倡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學。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中國人民中產生瞭巨大的影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傢命運的工具。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佈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代表瞭中國先進分子的新覺醒。新文化運動不僅為五四愛國運動作瞭思想準備，而且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使社會主義思潮逐漸成為運動的主流思潮，並在思想和幹部準備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瞭準備。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中國革命從此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5月4日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定為青年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