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風格與體裁的統稱。文體在中國古代已有文章的風格和文章體制形式兩種含義。如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雲:“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南朝齊梁時期劉勰《文心雕龍·體性》雲:“八體雖殊,會通合數。”曹丕所謂的文體,是指作傢的稟賦氣質在作品中體現的不同風格;劉勰所謂“八體”,則是指“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8種文學風格。這種以風格定體的觀念,既可以針對不同作傢,也可按不同時代、不同題材來區分。如宋人嚴羽在《滄浪浪詩話》中,將詩歌分為4類,而前3類按時代分為建安、永明諸體,按題材分為玉臺、西昆諸體,按作傢分為陶謝、徐庾諸體,依據均是作品的題材兼風格。直到現代,各類文學史把章回小說分為神魔、傳奇、歷史演義小說,把戲劇分為悲劇、喜劇、正劇之類,遵循的大致也是這樣的標準。

  文體的第二種含義,即文章的外在形式,系指文章為適應表達內容的需要,而形成的語言文字的各種組織樣式和體制結構。這種含義的文體又稱“體裁”,是文章構成的種種規格和模式的統稱。它反映的其實應是文章從內容到形式的整體特點,但其主導方面屬於外部形態的范疇。體制形式意義的文體,其構成包括文章的語言特征、內容功用、結構方式、表現手法、形態表象等多種因素。文體的不同特點及劃分,是由文體的構成諸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差異而形成的。

  中國古代對外在文體予以分類的做法,在先秦已有萌芽。《詩經》的風、雅、頌分類,《尚書》的典、謨、訓、誥名稱,以及《周禮》中的六辭、六詩,雖然基本是依內容及相應風格而分類,但由於內容與形式的相互制約性,不同內容風格文體在外在結構形態上也隨之顯示出相對差異,經劉向《七略》到班固《漢書·藝文志》,將賦、詩獨立分類,已形成對作品的體制形式予以分類的不自覺嘗試。有意識地研究作品體制形式差異,似當首推東漢末年蔡邕的《獨斷》,而對文體認真而全面的研究,則要到“文學自覺時代”的魏晉。曹丕的《典論·論文》中“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此四科(奏議、書論、銘誄、詩賦)者不同,唯通才能備其體”的論述,到稍後的陸機 《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任昉《文章緣起》等對文體形式進行的愈見精細的分類,均為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文體分類的周詳體例和理論框架的確立,奠定瞭堅實基礎。而大體同時的《昭明文選》,則從實踐的角度,對各種作品的分類予以具體定位,從而形成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的范例。

  六朝以後的唐宋元明清,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的文體著述均代有新作。如初唐歐陽詢《藝術類聚》,宋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鑒》,元蘇天爵《元文類》,明程敏政《明文衡》,清姚鼐《古文辭類纂》,以及南宋陳騤的《文則》,元陳釋曾的《文說》,明吳訥的《文章辨體》、徐師曾的《文體明辨》、王世貞的《藝苑卮言》,清王兆芳的《文體通釋》,近代章太炎的《國故論衡》,直到當代褚斌傑近年出版的集古代文體研究大成的《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在文體分類上日趨科學精密,但沿襲的仍是魏晉六朝開創的兩種分類范式,即將所有文體歸納為有韻(文)、無韻(筆,即散文)兩大類。介於二者之間,又分出賦與駢文等。而在散文、駢文、賦、韻文之下,又根據形式、用途乃至內容的差異,再分為更多細類,從而在以形式體裁分類的總體框架下,兼顧及按內容題材予以分類的方法。

  在中國古代的文體歸類中,實用文體和文學體裁通常是混雜不分,這是中國傳統儒傢的功利主義文學觀所導致的雜文學體制的獨特現象。同時,歷代正統的文體論著對小說、戲劇不屑置辭,從而形成中國小說戲劇在正統文體論中的空白,這同樣是由言志載道、風動教化、事父事君、為時為事的儒學觀念造成的。

  在現代文體論中,文體一方面可按外部形體的不同而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大類,同時這四大類的所有作品,又可按社會功用的不同而分為實用文章和文學作品兩大類。實用文章主要指散文類下的記敘文中的消息、通訊、報告文學、遊記、回憶錄、特寫、速寫、傳論,和議論文中的社論、評論、宣言、札記、心得、學術論文、雜文,以及說明文中的說明書、介紹信、廣告、解說詞、章程、規則,乃至各類相對來說不具備文學意味的應用文。而屬於文學作品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大類,又可分為更多的細類。如僅按其內容特點,就可將詩歌細分為敘事詩、抒情詩、哲理詩;散文亦可細分為敘事、抒情、議論散文;小說可細分為敘事、推理、意識流小說;戲劇則可按表演形態不同,細分為話劇、歌劇、舞劇、戲曲、啞劇等。如按另一種標準,自然還可以呈現其他的細類分法。

  各種已經成形的文體,是歷史性和穩定性的統一。每種文體所展示的獨特蘊涵和外部形態,既同一定社會的歷史背景、文化發展以及人們表達的需要相適應,又有某種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形式因素。

  總體說來,任何文體都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一方面,內容表達的成功與否,取決於相應的文章體裁;另一方面,選擇、運用某種文體,也取決於文章表現對象所獨具的特殊性,以及作者自身所持的態度。

  從文體發展而言,新文體的產生,決定於新的歷史環境和社會需要,同時也有一定的繼承性;然而新的文體一經形成,則又會有相對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