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科學界從人文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持批判態度的各種左派激進觀點的統稱。特指20世紀5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學中批判西方社會學自然主義理論，進而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激進觀點。它不同於從社會哲學方面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的法蘭克福學派和其他各種“新馬克思主義”觀點。代表人物有C.W.米爾斯、A.W.古爾德納等人。
50年代，在西方社會學中，，一方面，T.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宏觀巨型理論廣泛流行，但由於忽視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個人以及小群體之間的互動，無法用它進行微觀社會研究，因而缺乏經驗資料的驗證，成為一種高度抽象的“廣涵理論”。另一方面，以P.F.拉紮斯菲爾德和S.A.斯托福等人為代表的科學主義占據著人際關系和市場研究及其他經驗研究領域，使社會學研究專註於經驗資料，而無相關的理論指導，成為“抽象的經驗主義”。這兩種主要傾向造成結構與互動、秩序與沖突、理論與實踐的割裂，致使社會學在研究個人生活和社會歷史時脫離瞭作為行動主體和社會主體的人及其文化。文化批判主義正是針對美國社會學中的上述表現提出瞭對社會學改革的見解。
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1959)中，對帕森斯的“廣涵理論”以及“抽象的經驗主義”中的自然主義模式提出瞭尖銳的批評，指出自然主義方法論的盛行導致當代社會學失掉“想象力”，主張應在社會學研究中確立“文化的主線”方式。在米爾斯看來，社會學想象力正在成為當代文化生活的主線，成為文化生活最顯著的特征。社會學想象力是指一種理解歷史和個人經歷以及在社會中兩者關系的能力。社會科學都要涉及個人經歷和歷史以及這兩者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的相互交叉和聯結，這三個因素是與對人的恰當研究相一致的，這也是古典社會學一直沿襲下來的傳統。針對結構功能分析的共時態研究社會方法，米爾斯強調歷史是社會研究中的骨骼；針對科學主義的社會學方法，他堅持對社會的研究還應包括關於人的心理研究，這種心理研究須以社會學為背景，恪守與歷史的相關性。米爾斯刻意突出社會學研究應在歷史學的脈絡中以個體心理學為基礎，突出文化的主線用以糾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學中自然主義觀點的迷誤。米爾斯在對權力精英、白領階層等問題的研究中，具體地表達瞭他的上述立場。古爾德納在《西方社會學面臨的危機》(1970)中，通過對以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的批判，分析、揭露作為當代美國社會學基礎的各種偏見和假設，指出當代西方社會學正在面臨著深刻的理論危機，表現為功能主義在社會學中統治地位的衰落，無力尋找出一種可供替代的新的理論模式。古爾德納認為，自然主義方法論所津津樂道的“價值中立”的社會學僅僅是一種理念，呼籲社會學應有反省的態度，用研究其他課題的同樣方法分析自身，以便揭示自身存在的一切偏見、虛妄。在《意識形態和技術的辯證法》(1976)中，古爾德納詳細分析瞭當代美國社會學與意識形態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指出自然主義社會學自認為可以掙脫意識形態的困擾，恰恰是社會學缺乏反省意識的表現。他主張在分析美國社會學和美國社會時要增強反省性，要更多地自我認識，隻有這樣才可以克服社會學和意識形態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