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天津人民與橫行不法的法國殖民勢力和傳教士進行鬥爭而釀成的案件。為當時重大教案之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天津曾被英法聯軍佔領。戰後法國強佔望海樓皇宮故址為領事署。法國天主教傳教士也乘機在一個廟宇故址興建教堂，1869年6月並要中國官員參加開堂典禮，從而激起天津士紳和居民的義憤。1870年夏，天津不斷發生有人用藥迷拐幼孩事件，天主教仁慈堂又有數十嬰孩死亡。這些拐賣並虐待兒童的事件，群眾疑為法國傳教士所為；被捕的拐拐犯亦供認受教堂門丁指使，事與教堂有牽連。頓時，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6月21日，天津地方官攜拐犯前往天主堂檢查。但遭法駐天津領事豐大業阻撓。午後，群眾齊集教堂前抗議，並推代表5人向法國領事署理論。豐大業暴跳如雷，攜手槍沖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門，秘書西蒙執刀隨行。豐大業向崇厚連開兩槍未中，又拔刀亂砍，咆哮不止。歸途中又向天津知縣劉傑開槍，擊傷其隨從。群眾怒不可遏，當場將豐大業、西蒙毆斃。隨後天津水火會鳴鑼聚眾，焚毀法領事署、天主堂、仁慈堂。英、美4所小教堂亦被毀。先後打死法使館及領事署人員等20人。6月23日，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查辦。次日，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國駐京公使聯合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隨即調派軍艦到天津海口和煙臺進行武力恫嚇。曾國藩到天津後，明知此案曲在洋人，但仍力主“嚴拿兇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這種強人就案，殺民以謝敵的錯誤做法，引起人民群眾堅決反對和一些官吏的譴責。後清政府改派李鴻章為直隸總督負責處理此案。但和曾國藩一樣，他仍堅持判處20人死罪（其中16人立即執行。另4人因屬誤殺俄人暫緩執行。後因天津士紳要求減刑，俄國公使為“緩解天津人民與津市俄商重結仇怨”和“勒索血銀”，同意“分別減等辦理”，隻處死2人），25人充軍，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發配邊疆，賠償白銀50餘萬兩，並特派崇厚赴法道歉，始得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