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對犯罪者使用的五種刑罰手段的總稱。有關五刑的記載，最早見於《尚書·舜典》:“流宥五刑”。“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又《大禹謨》：“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皋陶謨》還記載，有一次皋陶問禹：“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說：“女言致可績行”(《史記·夏本紀》)。五刑的具體名稱，見於《尚書·呂刑》的為：墨、劓、剕、宮、大辟（見死）；見於《周禮·秋官·司刑》的為墨、劓、宮、刖、殺。
五刑起源於何時，眾說不一。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來看，中國從夏代開始進入階級社會，建立起奴隸主專政的國傢，就開始有瞭刑罰。漢應劭《風俗通》說:“夏禹始作肉刑。”《國語·魯語上》說：“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說明禹已開始用刑罰手段，懲罰遲到的防風氏。《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漢書·刑法志》也說:“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夏代刑罰的具體情況已不可考。商代的刑罰則略詳於夏代，墨、劓、剕、宮、大辟等在古文獻和甲骨文中都有記載。西周的刑罰制度，據《周禮·秋官》說：司刑之職“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這是周初的情況。到穆王時期，由於階級鬥爭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進一步激化，於是命甫侯“作修刑辟”，定：“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這次修訂比原來增加瞭500條，但五刑制度未變。從文獻資料看，西周已較普遍地施行墨、劓、剕、宮、大辟五種刑罰。
《唐律疏議》中“五刑”一節
西漢初，封建統治者為瞭發展生產、增加勞動力以及緩和階級矛盾，從鞏固地主階級專政出發，曾宣佈廢除肉刑，以笞、杖來代替。雖然終漢之世，肉刑並未真正廢除，但是，夏、商、周以來的傳統五刑制度，已開始發生變化。封建地主階級從他們的統治經驗中認識到，即使犯罪者受到懲罰，又使其保持勞動能力，比單純地切斷肢體、割裂肌膚更為有利。所以自漢代以後，歷魏、晉、南北朝，不斷有關於除、復肉刑之議，並對原有的五刑屢加更定。至北齊，已確定鞭、杖、耐(後為徒刑)、流、死為五刑。到封建制高度發展的隋、唐時期，商周以來的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制度，終於為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所代替。這是中國古代刑制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這一變化標志著中國古代刑罰制度由野蠻階段進入較為文明的階段。新的五刑制度直至明、清沿用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