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北宋政治傢和思想傢。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仁宗朝進士。嘉祐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期間，為瞭挽救當時“積貧積弱”的政治、經濟危機，向仁宗上萬言書，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張。神宗熙寧三年（1070）至熙寧九年年間兩度任宰相，積極推行青苗、均輸、市易、免役、更戍、保甲等新法，即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為此，列寧曾稱他為“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傢”。變法失敗後，退居江寧(今南京)。元豐二年(1079)再拜左仆射，封荊國公。世稱荊公。著作多散佚。現今流傳的有《臨川先生文集》和《周官新義》（輯本）。他的法律思想的要旨是德、禮、刑、政並用，而強調德本刑末，大體遵循儒傢正統而力主變更不合時勢發展需要的舊制，要求變風俗、立法度。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的德，禮、法並用說 他認為，社會上所以產生非禮、非法的行為，主要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為此，統治者必須首先使人們有富足的財用。但是在人們“足於財”之後，如果不用“禮”加以節制，不用“法”加以束縛，仍然會發生“放僻邪侈、無所不至”的現象。因而統治者還必須運用“禮樂刑政”，對人民教之以“道藝”和“禮節”，並待之以刑律，要求他們守禮而遵法。這就是所謂“任德”、“任察”和“任刑”三者兼有並用。但是，這並不是以“刑名法術”為本。“刑名法術”不過是“吏事”，而不是“主道”，隻有統治者用自己“至誠”的“精神之運，心術之化，使人自然遷善遠罪”，才是“主道”。因為人們遵禮守法，並不僅僅是依靠“禁嚴”和“治察”所能達到的。政事不在大小，隻要統治者以德和心術去“教化”人民，人民就一定“化服”，並從而消除獄訟。所以他說：“不先教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他認為，法是“德”和“禮”的保障：“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沒有法的強制去對付那些教以德和禮而仍不化服的人，也是不行的。這就是他的德、禮、法三者必須並用，不能“專用”其一的道理。這些道理並沒有脫離封建儒傢正統的“德主刑輔”、“先教後刑”等思想的窠臼。
“度世之宜而通其變”的變法革新論 在他看來，法從來都是統治者根據時勢的需要而制定或修改的：“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之節。”宋王朝當時“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原因是“不知法度”，不知法“先王之政”。因此他主張變法，“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但所謂法“先王之政”，並不是要照搬舊制，而是要“法其意”，“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並制定善法以代之。他說:“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隻有立善法，才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據此，他除制定並推行青苗、均輸等新法外，在刑事立法方面，他認為當時隻註意於“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而對於一些法所先急的犯罪，卻皆不可得誅，例如對官吏的貪污規定瞭嚴厲的懲罰，而對造成官吏貪污的“奢靡無節”，卻沒有規定應有的重處，這是“禁其末而馳其本”，是造成法令“滋而不行”，使壞人幸免好人遭殃的原因，必須切實加以改變。在審判程序上，他強調朝廷對全國司法活動應有統一的監督和管理。他認為當時司法部門審理案件，自行其是、擅作決斷的情況，對加強法制不利，應當加以改變。他說：“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敕許奏裁。若有司輒得舍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為瞭嚴格掌握對疑案的最終裁判權和類推的適用權，他提出瞭逐級審核，最後由宰相、副宰相幹預中央司法機關的審判，直至由皇帝裁決的主張：“有司用刑名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名不當，則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他駁斥那些反對這一措施的人說，這關系到國傢的體制和法制的推行，“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這些論點，都有力地支持瞭他的變法革新活動。
“大明法度”、"眾建賢才"的“法治”與“人治”統一觀 他重視法制，同時也重視甚至更強調“人”、即統治者在立法、執法中的作用。在他看來，是否具備實行“法治”足夠的和勝任的“人才”，是實行變法的前提。他說，當時皇帝想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為什麼竟會辦不到呢？就是因為“人才不足”。所以他主張在建立法度之前，“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這一方面是立法過程中離不開賢才的參與：“興利除弊，非合眾智則不能盡天下之理。”另一方面是有瞭好的法律，沒有好的官吏，也不行：“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據此，他還提出瞭培養、選拔、任用和考核司法官吏的具體方案：①列“刑名書數”於教學內容之中，使“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②設“明法科”，以律令、《刑統》大義和斷獄為考核內容。凡經進士諸科考試而被錄取者，必須再考一次“律令大義或斷案”，合格的才可委以官職。③對已任用者“試之以事”，不以“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改變“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的現象，使“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總之，他認為不但“人”與“法”相輔相成，不可偏廢；而且“人”比“法”更重要：“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既有“善法”，又有“忠臣良士”，才可以保證法度的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