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國末期秦相國呂不韋組織門客編寫的著作。又稱《呂覽》。《史記·呂不韋傳》說：“呂不韋乃令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今本排列次序是“十二紀”在前，“八覽”、“六論”在後，與《史記》所說次序不同，當是後人改定。“十二紀”後附有《序意》篇，是全書的序，其中提到“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秦八年”，有人認為是指秦始皇八年（前239年），也有人認為是指從秦滅東周的次年起算的第八年，即秦始皇六年。當時的習慣是全書寫成後再寫寫序，故序言寫作的年代也就是全書完成的年代。
呂不韋（?～前235）原是陽翟（今河南禹縣）巨商，因幫助秦始皇的父親子楚繼承秦國王位，被任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秦始皇繼位後，尊他為相國，號稱“仲父”。秦始皇十年被免職，十二年自殺。他曾“招致賓客遊士，欲以並天下”，對秦統一六國的事業有過貢獻。《呂氏春秋》全書體例劃一，篇與篇之間內容有一定的聯系與分工，表明它是按統一的計劃有組織地編寫的。《序意》中敘述著作大旨的部分冠有“文信侯曰”4字，表明書中貫徹瞭呂不韋的政治思想意圖。
戰國末期統一趨勢加強，各傢思想迅速走向融合。在此情況下產生的《呂氏春秋》，因博采各傢學說，從漢代以來一直被稱為“雜傢”。寫作《呂氏春秋》的目的，是為瞭綜合各傢學說之長，指導秦國統治階級兼並六國，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並實現長治久安。它對各傢學說有所吸收，有所揚棄，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較合理、進步和有利於實現上述目的的成分。因此它是“雜而不雜”。在自然觀上，它將道傢關於世界具有統一本原的思想與《管子》中《心術》等4篇表述過的“精氣”說結合起來，提出“太一”是產生天地、陰陽、萬物的本原，“太一”又稱精氣或元氣，指細微的原始物質。在認識論上，吸取宋尹(見宋尹學派)的“別宥”思想、《管子》4篇的“靜因之道”和荀子唯物主義認識論中某些因素，強調認識其理必須破除主觀成見；判斷言論的是非必須“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並且“驗之以理”；對“有道之士”的言論要“愉易平靜以待之”，“因然而然之”；對自以為已經認識而毫不懷疑的東西要“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認為“聖人”所以能“先知”，“非神非幸”，而在於能夠“審征表”，即審察事變之前出現的各種征兆，認為“無征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在歷史觀上，吸取陰陽傢的“五德終始”學說，作為以秦代周的理論根據。在政治思想上，主張以德治為主，兼用法治。吸取儒傢德治、仁政學說和有關教育、音樂等理論，強調人君“以愛利民為心”，並對人民進行道德和音樂的感化。吸取法傢“因時變法”、重視耕戰和賞罰必信的思想，但又批判其“嚴罰厚賞”的主張，斥為“衰世之政”。吸取道傢貴生、清靜無為的思想，主張統治者節欲、養生，君主無為而臣下有為。對墨傢學說吸收較少，但也吸取其節用，薄葬的思想。在戰爭問題上，批判墨傢等的非攻、偃兵之說，主張“誅暴君而振苦民”，以義兵、義戰實現統一。又根據儒傢的“公天下”和道傢的“貴公”思想，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主張限制天子的權力。《呂氏春秋》兼采各傢學說之長的思想政治路線，與秦始皇的偏重法傢學說是不同的。
《呂氏春秋》記載瞭許多史實與傳說，保存瞭有關先秦思想傢如鄧析、楊朱、宋鈃、尹文、田駢、華子、關尹、詹何、惠施、公孫龍等人的材料，還記錄瞭當時先進的農業生產知識和其他科學知識，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呂氏春秋》明萬歷七年（1579）刻本
《呂氏春秋》的註釋本有:《呂氏春秋註》，漢高誘撰，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靈巖山館刊畢沅校正本，《諸子集成》本；《呂氏春秋集釋》，許維遹撰，民國二十四年(1935)清華大學排印本，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