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傑出的軍事學著作。相傳為春秋末吳國將軍孫武所著,故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簡稱《孫子》。《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漢書·藝文志》記載《吳孫子兵法》共82篇,孫武著13篇,其餘各篇當是後人增補。三國時曹操為13篇作註,此後13篇流傳較廣,其餘69篇約在宋代亡佚。

  據《孫子吳起列傳》記載,戰國時齊國軍師孫臏,為孫武後裔,也著有兵法。《漢書·藝文志》說《齊孫子》89篇,,已佚。1972年在山東臨沂縣銀雀山漢墓中同時發現瞭《孫臏兵法》與《孫子兵法》13篇和另外幾篇佚文的殘簡,證明歷史上確有孫武其人,有《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孫子兵法》中有一些戰國時代的內容,可能是後人潤色增改所致。現存《孫子兵法》的重要版本有:宋刊《武經七書》本、曹操等註《宋本十一傢註孫子》、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線裝本、平裝本等。

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竹筒的一部分

  《孫子兵法》具有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思想,它主張從客觀存在的實際情況出發來認識和指導戰爭,提出“知彼知已,百戰不殆”,隻有全面、準確地瞭解和研究敵我雙方的真實情況,才可立於不敗之地。它明確地提出決定戰爭勝敗的五大因素:“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首先指政治是否修明,其次指戰爭是否正義,再次指是否得到人民擁護,即“令民與上同意也”。道是戰爭勝利的政治前提。“天”指天時,即晝夜、寒暑等。“地”指地利,即道路的遠近和地形地勢等。“將”指統帥的修養和才能。“法”指軍隊組織、指揮、訓練、供應、賞罰等方面的法令制度及其執行情況。它還主張開戰之前就要對敵我雙方的上述五個方面進行全面的比較,據以制定戰爭的方針策略。強調對敵方情況和行動計劃事前預見的必要性,認為這種預見“不可取於鬼神”,不能依靠類推和觀測星辰度數,而“必取於人”。又主張“禁祥去疑”,即禁止酎祥迷信和謠言,防止軍心的動搖。認為戰爭中的失誤“非天之災”,而是“將之過也”,反對把勝敗歸結為天意。

  《孫子兵法》中的辯證法思想相當豐富,它為瞭解決戰爭中的一系列問題,探討瞭矛盾的對立、轉化及其轉化過程中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書中認為,治亂、勇怯、強弱、勞佚、饑飽、安動、眾寡等的對立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生和轉化的。“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又認為,“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敵雖眾,可使無鬥”,關鍵在於正確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條件使矛盾朝有利於我而不利於敵的方向發展。它強調戰爭中掌握主動權和保持機動靈活的重要意義,主張“致人而不致於人”,“形人而我無形”。它提倡交替使用“正”(正規)、“奇”(靈活多變)兩類戰法,出奇制勝。對敵人要“避實而擊虛”,“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用“示形”即制造假象的辦法迷惑、引誘、調動敵人,使之兵力分散、混亂、疲勞、饑餓,造成“以治待亂,以靜待嘩”,“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的態勢,從而奪取勝利。

  因當時進行統一戰爭的條件尚未成熟,《孫子兵法》較多地強調瞭速決、防禦和“歸師勿遏(阻攔),圍師必闕(留缺口),窮寇勿迫”的方面,又提出“愚士卒之耳目”的愚兵政策,反映瞭時代與階級的局限。

  《孫子兵法》作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兵書,不僅為中國的歷代兵傢所重視,而且也為其他國傢的軍事傢所重視。書中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推動瞭古代中國辯證思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