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G.費希特
德國古典哲學的重要代表，唯心主義哲學傢，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戰士。
生平和著作 費希特1762年5月19日生於拉梅諾。父親是織帶子子的手工業者，傢境貧寒，9歲時得到鄰人的資助開始上學。1774年進波爾塔貴族學校，課外讀過該校禁讀的G.E.萊辛的著作。1780年入耶拿大學，1781年轉萊比錫大學神學系，接觸過B.斯賓諾莎的哲學。1788年因經濟困難，棄學赴蘇黎世當傢庭教師，結識瞭當地狂飆運動代表人物J.K.拉法特等。1790年重返萊比錫，計劃創辦雜志未成，再任傢庭教師，並開始研究I.康德哲學，深受啟發，自稱“讀瞭《實踐理性批判》，已生活於一個全新的世界”。1791年秋赴柯尼斯堡，以就地寫成的《一切天啟的批判》一文向康德請教，深得康德贊賞，立即推薦發表。1792年該文出版。因漏印瞭著者的姓名，哲學界一度誤認為即是康德的著作，自此費希特被公認為最重要的康德派哲學傢。1793年再去蘇黎世，結識瞭平民教育傢J.H.裴斯泰洛齊等進步思想傢。當時法國的革命進程嚇壞瞭向往革命的德國資產階級，政治思潮出現逆流，他發表瞭《向歐洲君主們索還迄今被壓制的思想自由》和《糾正公眾對法國革命的論斷》兩本激進民主思想的小冊子。與此同時，他自己的哲學體系也已醞釀成熟。
1794年費希特應聘任耶拿大學教授。他一面開課講授“知識學”，發表他的主要哲學著作：一面作課外通俗學術講演。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對文化教育事業的獻身精神，使他受到該校師生自對J.C.F.von席勒以來最熱烈的歡迎，但同時遭到封建和教會勢力的聯合暗算，指責他的星期日講演蓄意幹擾禮拜活動、破壞青年的宗教陶冶。隨後，他在自己主編的《哲學雜志》上發表《論我們相信上帝統治世界的根據》一文，反對勢力以此為借口制造瞭蠱惑輿論的“無神論事件”。1799年他被解除教授職務，離開耶拿大學。以後他遷居柏林，在動亂生活中從事著述、講演和社會活動。1805年臨時去愛爾蘭根大學任教一學期。1806年拿破倉入侵期間，隨政府遷住柯尼斯堡，又短期在大學兼課。1807年後，普魯士戰敗，費希特重返柏林，籌建柏林大學。同年冬開始，在法軍占領下連續14次發表號召德意志國民發揮精神力量振興德意志民族的愛國主義講演。1809年柏林大學建成，任文學院長，1810年當選為第一任校長。1813年普法再戰前夕，作《論真正的戰爭》講演，激勵青年為德國的“自由戰爭”而獻身。1814年1月27日，因染疫突然去世，時年52歲。
他的主要著作有：《全部知識學基礎》（1794）、《論學者的使命》(1794)、《知識學特征論綱》(1795)、《自然法基礎》(1796)、《知識學第一導論》，《第二導論》(1797)、《倫理學體系》(1798)、《人的使命》(1800)、《當前時代的基本特征》(1804)、《至樂生活指南》(1806)、《對德意志國民講演》(1812)。
知識學的哲學思想 費希特認為哲學體系隻有兩種，或者從知識主體出發，或者從知識客體出發，沒有第三條路，單憑感性確認未經理性論證的客體的存在，隻是一種無根據的信仰，一切直接從客體出發的哲學隻能是獨斷論，唯一真正的哲學是以主體意識為基點來解釋世界的唯心主義。
關於自我 費希特起初篤信康德的批判哲學。康德給自己哲學規定的首要任務是解決普遍必然有效的“先天綜合判斷”，即科學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費希特也認為哲學應該闡明科學知識所據以發生和發展的原則和方法。他把自己的哲學體系叫做知識學，並自稱他的體系就是康德的體系。
但知識學同康德的哲學實際上有本質的區別。最主要的是取消瞭康德哲學裡的“物自體”，認為這不可知的物自體是使康德唯心主義體系不能貫徹始終的一個唯物主義贅瘤。費希特基於思維與存在同一的觀點，斷言知識的形式和知識的實質都來自意識主體。他把一切知識和一切實在的共同根源叫做“自我”。這個自我不再隻是康德所說的現象界事物的立法者，而是任何可能的和實在的事物的創造者。知識學就這樣克服瞭康德哲學中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化和割裂二者的傾向，把唯心主義貫徹到底瞭。費希特的哲學由於不承認有獨立的自存的客體，把客體統一於主體，視整個客觀世界為自我的產物，所以一向被視為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體系。
在費希特看來，作為知識學起點的自我，不是人的有限的經驗的自我，而是絕對的無限的自我，它是一般的主體性、我性是先於一切實在又產生一切實在並包括它自身的實在在內的那種最初的純粹的精神性活動，費希特稱之為“本原行動”。因此，也有人認為費希特的哲學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
費希特斷言，自我作為純粹的精神性活動，其第1個無條件行動隻可能面向自己，反思自己，從而設定自己，使自己具有實在性。這叫“自我設定自我本身”。但是，如果沒有不同於自我的東西，自我也就不成其為自我，因此自我的第2個行動就是創造自我的對立面。這叫“自我設定非我”。這樣，費希特就用自我本身所創造的非我替換瞭康德的物自體。在既設定自我又設定非我之後，自我與非我陷入矛盾，為瞭使矛盾雙方得以統一，自我不得不采取第3個行動，限制雙方。這就是“自我設定可分割的非我以與可分割的自我相對立”。自我在被分割之後成為有限的，對自己的行動才有意識，被分割的非我才成為有限的非我，並被主體認為是獨立外在的客體。費希特認為主客雙方不斷地互相限制、互相對立，出現層出不窮的矛盾，就構成我們經驗世界的全部內容。整個世界“總在自己永恒的轉化中匆匆忙忙地前進”，這在費希特看來，就是絕對的純粹的自我本身的矛盾發展的表現。他這個關於意識內在發展的思想，對他以後的哲學很有影響，也是他和康德兩人的哲學體系的又一不同之點。
關於外化 費希特針對自我與非我互相限制會出現自我能動而非我受動的情況，提出瞭一個關於“外化”的思想，認為自我可以部分地把自己的能動性外化或轉讓給非我，使非我取得一定程度的能動性，同時自己也產生瞭同等程度的被動。他的外化概念，包含瞭他對人的活動中主觀東西向客觀東西轉化的猜測，並且對G.W.F.黑格爾的異化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費希特認為，自我限制非我是主體作用於客體，要求客體符合於自己的理想，是實踐活動；自我受非我限制是主體需要形成相應於客體的表象、概念等等，是認識活動。實踐和認識存在於自我與非我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中，實踐是合理的，認識是能動的。
關於認識 費希特認為認識雖然發生於自我受非我的限制，但自我的受動隻是部分的，而且自我受動於非我本是自我所設定的，所以自我在認識中始終保持著不同程度的能動性。例如直觀，它能主動產生感覺表象；再如想象力，能把表象想象為對某某事物的模象，從而想象有存在於時空中的某某事物；知性或理解力，能對外界事物進行概括，形成關於外物的概念；判斷力是活動於概念之間的，構成命題知識；最後，能就命題進行推理的是具有最高能動性的理性。康德曾指出理性在推理中有二律背反，並斷言這是不可避免的邏輯謬誤，而費希特卻認為理性矛盾恰恰是深入本質的辯證認識所必要的。他依據認識活動中主客關系不斷引出的理性矛盾，按正、反、合三段進程，推導康德視為主體單方固有的先驗范疇。例如，由實在而否定而限制，由限制性而交互作用而因果關系等等，企圖建立一個思辨的范疇系統，從而說明思維基本要素的發生和發展。這個思想後來也為黑格爾所接受。盡管費希特不能理解理性矛盾是現實矛盾的反映，不懂得從人類世世代代的物質實踐中尋找范疇的真正起源。但他斷言，不是理論能力使實踐能力成為可能，而是實踐能力使理論能力成為可能。這表明他也抽象地認識到瞭實踐對於認識的重要意義。
關於實踐 費希特認為實踐是符合於自我本性的行動。人作為有限自我，本來是絕對自我自身設定的產物，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既有以外物為目標的感性沖動的一面，又有以自身為目的的純粹沖動的一面。實踐就是有限自我所作的一種無限的努力，它爭取遠離感性沖動，接近純粹沖動，或者使感性沖動受純粹沖動所主宰，從而超脫非我的阻礙以恢復絕對自我的自由。費希特把自由分為3種：①本原行動是無條件的，也就是自由的，它是絕對自我固有的自由，叫做“先驗的自由”；②世界上的有限事物，不作外物的手段，獨立自存，各得其所，這叫“宇宙的自由”；③人在社會裡除自己賦予的權力之外不承認任何其他權力，這叫“政治的自由”。他認為先驗自由是我們一切有限事物雖不可及而心向往之的理想，政治自由是我們應該而且必須享有的社會生存條件，而宇宙自由雖不是我們有限自我所有，卻是我們文明教化的目標。自我面對著非我，永遠有阻礙，永遠得不到完全自由。但自我在其限制非我規定非我的無限努力中，顯示出瞭有限自我的無限性和自由本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行動！行動！這就是我們生存的目的”。
費希特的知識學，從整個結構上說，是一切從絕對自我出發，最終又要求通過人的實踐行動而復歸於絕對自我。
社會政治思想 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是費希特哲學中的社會政治內容，他堅決反對教會特權和封建壓迫，公開宣稱讓君主們去當奴隸他們就會懂得尊重自由瞭。他認為思想自由是個人不可讓渡的權利，是一切政治權利的根本；國傢無權壓制，否則它就失去瞭存在的根據，人民就可以用暴力推翻它。這在當時德國是最激進的思想。在他空想的閉關商業國傢裡，勞動是人的義務也是權利。國傢為控制生產確保勞動機會，親自掌握對外貿易，禁止個人進出口的自由；但是個人享有進行思想與文化交流的充分自由。他不同意J.-J.盧梭把文化視為人類不平等起源的觀點，認為文化教育正是人類自由、進步和完善的可靠保證。國傢最重要的任務是推行全民教育，促進文化發展。
關於教育 教育在他看來應以德育為主，智育、體育也是為瞭有助於培養不為物欲所染的自由意志。不過意志自由並不等於可以為所欲為，而是與義務結合著的。人在社會的不同崗位上各有自己應盡的義務。當人作為有限自我，其意向同絕對自我的動向趨於一致時，意志最自由，同時對其使命或義務的認識也最明確。這種義務感叫做良心。聽從良心呼喚而見義勇為就是道德，“隻有人的行動才是決定人的尊嚴的東西”。從事文教工作的“學者”，理應是道德最完滿的人，當然實際上也免不瞭時代的局限性。他堅信，教育事業世代相傳，教育者教學相長，道德總有一天會臻於完善。國傢最終完成瞭自己的任務，就將自行消亡。
關於歷史 費希特對於人類歷史持高度樂觀態度。他認為人類理性的發展分5個階段，人類歷史也分5個時期。初民社會是理性本能時期，雖然民智初開，道德上卻是“天真無邪”；隨後是理性權威時期、人發現和崇信外人的理性，反而抑制瞭自己的理性，產生奴性，這是“邪惡興起”；再後是理性解放時期，人重新獨立思考，計較個人得失，但一切唯利是圖，可謂“罪惡滿盈”；再後將是理性認識時期，人能認清自己的價值和使命，在道德上又“開始向善”；最後是理性藝術時期，人將象創造藝術作品一樣自由地享度自己的“至樂生活”，達到“至善完成”，並且大傢共同地形成一個“倫理世界秩序”，整個人類都“將掌握自己的命運，服從自己的思想，絕對自由地從自身做出隻要他想做的一切”。費希特認為歷史發展與理性發展同步，表明他猜測到瞭邏輯與歷史的同一。不過他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並且和他的宗教思想結合著。他認為，在至善的最高歷史時代，人充滿瞭“愛心”，愛別人，愛上帝，“神性本身就以它原始的形態重新進入你的心裡”。
費希特對法國革命的歷史意義曾高度贊揚，並為之辯護。他所以反對拿破倉的對外擴張政策，是認為革命的道德原則遭到瞭背叛。對於當時的德國，他認為不僅經濟落後政治分裂，而且道德敗壞到瞭極點；不過按照歷史的必然，它正在轉入理性認識時期，復蘇有望。他沙文主義地認為德意志民族具有優越於一切其他民族的“原始性”，一旦它認清自己的特殊使命，必能對人類的進步作出特殊的貢獻。普法戰爭期間，他奮不顧身奔走呼號，支持德國抗擊拿破倉。就是基於這兩方面的認識，他的德意志民族觀後來被納粹分子嚴重歪曲利用。
費希特的哲學思想，對當時德國社會的發展起過巨大的積極作用；在F.W.J.謝林和黑格爾的哲學裡得到直接繼承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對他闡發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予以一定的歷史評價。
參考書目
L.Parayson，Fichte，Turin，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