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中國漢代唯心主義哲學傢和政治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他的哲學體系的基本要點，並建議“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採納。其後，任江都易王劉非的的國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膠西王劉端的國相，4年後辭職回傢。此後，居傢著書，朝廷每有大議，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傢而問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著作很多，據《漢書·董仲舒傳》稱：“凡百二十三篇”，外加說《春秋》的《玉杯》等數十篇十餘萬言。現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嚴可均《全漢文》輯錄的文章兩卷。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傢、道傢、陰陽傢思想，建立瞭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瞭較為系統的回答。
“天”的學說 在董仲舒哲學體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學概念，主要指神靈之天，即西周以來傳統宗教神學所說的“百神之大君”，是有意志、知覺，能主宰人世命運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屬性賦予蒼蒼的天，使其神秘化、倫理化。
董仲舒吸收陰陽五行思想，建立瞭一個以陰陽五行為基礎的宇宙圖式。他說：“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認為陰陽四時、五行都是由氣分化產生的，天的雷、電、風、霹、雨、露、霜、雪的變化，都是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的結果。他說：“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旋，朝夕不息”。“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董子文集·雨雹對》）。董仲舒又把天體運行說成是一種道德意識和目的的體現。在《對策》中，他說：“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認為天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四季的變化體現瞭天以生育長養為事的仁德。董仲舒給天體加上瞭道德的屬性，自然現象成為神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風霜也成瞭天的情感和意識的體現，說：“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春秋繁露·王道通》）。
天人感應說 董仲舒哲學所要解決的主要是天人關系問題。在探討這一問題時，他顛倒自然和精神的關系，構造瞭一個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唯心主義體系。
天人感應說有兩個要點：①神學的災異譴告說。認為“國傢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惕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對策》)。災異譴告，被認為是天對君主的愛護和關心。②“天人同類”、“天人相副”說。認為“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召》）。上述兩點往往交錯或一道出現。天人感應說牽強附會，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有礙人們正確地認識自然和社會。他宣揚這一學說，也包含著限制君權、維護封建地主階級長遠利益的目的。
人性論 在天人感應的基礎上，董仲舒提出瞭他的人性理論。他認為人是宇宙的縮影，是天的副本。他說：“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人，人的性情稟受於天。他比附說:“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他還指出，人與禽獸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質，但這種善質是潛在的，要經過教育才能轉化為人道之善，說：“循三綱五紀，通人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董仲舒將性劃分為“三品”，認為“聖人之性”是善性，“鬥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隻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認為被統治者的大多數屬於“中民之性”，需要統治者加強道德教育。
倫理學說 董仲舒對先秦儒傢倫理思想進行瞭理論概括和神學改造，形成瞭一套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說為理論基礎的系統化、理論化的倫理思想體系。他認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現，他說“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從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出發，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於天”的資質，並明確指出人性包括“性”與“情”兩個方面。他認為，性表現於外則為仁，可以產生善；“情”表現於外則為貪，可以產生惡。因此，必須以“性”控制“情”，“損其欲以輟其情以應天”。人性雖然體現瞭天，可以產生善的品質，但這隻是就其可能性而言，隻有接受“聖人”的道德教育，然後才可以為善。所以必須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並出”。董仲舒繼承瞭先秦時期孔子、孟子的義利觀，提出“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張，強調義重於利。在志與功的關系上，他強調志，主張“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認為動機（志）不善就可以懲罰，不必等到釀成事實。
董仲舒所建立的倫理思想體系，反映瞭加強君權、鞏固封建中央集權的客觀需要，在歷史上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但體現在他的倫理思想中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卻是束縛中國人民的四條極大的精神繩索，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給人民帶來瞭深重的災難。
歷史觀和社會政治思想 董仲舒認為，歷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統不斷循環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須根據赤黑白三統，改正朔，易服色，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封建社會的根本原則，是不能改變的。“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這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以後成為封建社會綱常名教萬古不滅的僵死教條，起瞭阻礙社會發展的作用。
董仲舒生活的時代，土地兼並日趨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劇烈。官僚、貴族、侯王憑借封建特權，對土地進行大規模的掠奪，種種違法逾制行為十分嚴重。針對這些情況，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並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漢書·食貨志》）。他主張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節約民力，保證農時，使土地和勞動力有比較穩定的結合，以緩和階級矛盾，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鞏固大一統的封建國傢，這些建議和主張在當時有進步意義。
董仲舒把儒學神學化，為當時封建制度提供瞭主要的理論根據。因而被尊為群儒首，成為漢代和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理論傢。
董仲舒所處的時期，是地主階級和封建制度上升的階段。他的哲學思想適應瞭這一社會發展的需要，對社會的發展有積極意義；但隨著封建地主階級趨於保守，他的哲學 -神學理論越來越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見彩圖）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
楊春瑞繪
董仲舒石像（河北省棗強縣）
河北省景縣文化館文物組提供
《春秋繁露》（明天啟五年刊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