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
中國春秋末期思想傢、政治傢、教育傢，儒傢創始人。字仲尼，後人尊稱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西元前551）生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先世是宋國貴族，因遭傢難，遷居魯國。少貧且賤，及長，做過“委吏”(司會計)和“乘田”（管畜牧）等。。學無常師，34歲時聚徒講學，從事學術政治活動，自稱“三十而立”。40歲左右，思想逐漸成熟，稱“四十而不惑”。儒傢學派在此期間形成。50歲時，由魯國中都宰升任司寇。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魯齊夾谷之會時擔任“相禮”，據禮力折齊君，收回鄆、灌、龜陰三城池。定公十三年，協助魯定公發動“墮三都”之役，未能成功。55歲時因政見不合，憤而去魯，周遊宋、衛、陳、蔡、楚等國，終不見用。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歸魯，致力教育，整理典籍。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病逝。史稱其弟子中“身通六藝者”72人。孔門弟子及後學編輯的《論語》，記載瞭孔丘與弟子及時人論學議政的言論。孔丘論學議政的言論也散見於先秦其他典籍中。
主要政治思想 孔丘生活的魯國是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地區，而春秋時代諸侯力政、天子式微的政治局面，以及隨之而來的觀念變化，共同構成孔丘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丘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他把文武周公時代稱作“天下為傢”的“小康”社會。他奮鬥的第一步是重建西周時代“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禮記·禮運》)的小康社會。第二步是實現大同社會的最高理想。針對春秋諸侯混戰、互相殘殺的社會現實，孔丘大力宣傳“仁”。《論語》曾從不同方面記載瞭他對“仁”的解釋，“仁”是他心目中為人、處世、接物、從政的最高準則。他對“仁”雖有多方面的解釋，但其核心則是仁者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針對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局面，孔丘強調禮治。在傢庭關系上力主長幼有序，孝悌忠信。在君臣關系上，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在國傢政治體制上要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而不能自諸侯、陪臣出。針對當時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亂現象，孔丘提出正名的主張。他認為如果他從政的話，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正名”，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針對春秋時期諸侯無道的暴政，孔丘提出“為政以德”，主張對民眾“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他的德政具體主張為富民、教民、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使民以時，等等。由於當時民族關系復雜，孔丘提出嚴夷夏之防。他以行不行周禮來區分夷狄與諸夏，指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他高度贊揚同夷狄鬥爭有功的管仲。在為政問題上，孔丘主張中庸之道，反對偏頗，認為“過”和“不及”都是一種偏頗。例如，他贊成一張一弛和寬猛相濟。指出“張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禮記·雜記下》）。又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孔丘反對大貧大富，主張相對均平，他曾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論語·季氏》)。針對當時用人唯親的社會現象，孔丘主張“舉賢才”（《論語·子路》），並且認為“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他十分強調統治者個人的作用，認為隻有道德高尚的賢才才有資格成為執政者。
孔丘在哲學上是個二元論者。他一方面相信天命，另一方面又有無神論和無鬼論的傾向。在教育上，他提倡“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主張學以致用。他以《詩》、《書》、《禮》、《樂》等為教本，分文、行、忠、信四科教育弟子。在教學方法上，主張“循循善誘”，在學習方法上提倡學與思考相結合。
影響 孔丘的政治思想是一個復雜、多側面的體系，其中的仁學德政和禮治思想分別為儒傢的另外兩位代表人物孟軻和荀況所繼承和發揚，形成先秦儒傢政治思想的龐大系統。孔丘的政治思想奠定瞭中國古代正統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中華民族的政治心理素質，也曾對東亞、東南亞、歐洲產生過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