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曆有著錄，但篇數不等，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餘字。另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存4篇；1972年，銀雀山漢初墓出土殘簡6篇，與其他版本相應之篇大同小異。《隋書·經籍志》註稱《尉繚子》作者為尉繚，梁惠王時人”，有疑為秦王政時尉繚所作，也有疑為後人偽託。據現有資料推斷，成書似在戰國中期。
《尉繚子》圍繞“刑德可以百勝”之說，廣泛論述用兵取勝之道。天官、兵兵談、制談、武議、治本等篇，著重論述戰爭與政治、經濟的關系等；戰威、攻權、守權、戰權等篇，主要論述攻守權謀和戰法；將理、十二陵、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兵教、兵令等篇，著重論述治軍原則、要求及各種軍事律令。
它強調農戰，富國強兵。認為“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制〕則國治”，這樣才能“威制天下”（《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它強調人事，專篇論述靠天官（天象）、陰陽、求鬼神等，“不若人事”，不如“求己”，註意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在文武的關系上，提出“兵者，以武為植（支幹），文為種（根基）；武為表，文為裡”的卓越見解，含有軍事從屬於政治、是政治的表現的意思。這在古代軍事思想史上是一個進步和發展。
它註重謀略和戰前準備，講究“廊廟”決策，主張“權敵審將而後舉兵”，“先料敵而後動”。在攻守上，講奇正，重變通，註意爭取主動。在進攻中，主張先發制人，出其不意；並論述瞭前鋒、後續部隊與大軍的任務區分和行動配合。防守時，要守不失險，鼓舞士氣，守軍與援軍要“中外相應（內外配合）”，“守必出之(必要的出擊)”，這種守中有攻的思想是積極的。
它在治軍上主張“制必先定”，賞罰嚴明，強調三點：①將帥要愛威並施，執法公允，並要以身作則，暑不張蓋，寒不重衣，臨戰忘身；②把教練作為必勝之道，論述瞭訓練的目的、方法、步驟，提出分級教練及大部隊合練的要求；③“號令明，法制審（縝密）”，使軍令、軍制完備，賞罰有據。其所擬制的一系列律令，內容最為豐富、具體、突出。其中有戰鬥編組、隊形、指揮信號，平時和戰時獎懲，士卒官將上下聯保，營區劃分、宿營、戒嚴、通行以及旗色、著裝、徽章等規定。這些都留存瞭中國早期的戰鬥、內務、紀律等方面法規性的一些具體內容，為其他先秦兵書所少見，對研究中國軍制史有重大價值。
《尉繚子》具有素樸的唯物和辯證思想，大致反映戰國時軍隊和戰爭情況，繼承《孫子兵法》、《吳子》有關軍事思想。其所論甚廣博，頗得用兵之意，對後世有重要影響。唐、宋時杜牧、何延錫、張預都引有《尉繚子》文註釋《孫子》，在一些類書和兵書中亦多引述。該書主張重刑、殺戮，甚至稱道“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可“威加海內”，反映瞭封建階級治軍思想的殘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