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中國詩人、劇作傢、歷史學傢、古文字學傢、社會活動傢。
生平 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樂山一個中等地主傢庭。原名開貞，字鼎堂。5歲入學傢傢塾，喜讀唐詩。1906年進入樂山高等小學。1907年升入嘉定府中學堂，後因參加學潮被開除，轉入成都府中學分設中學，又因領導罷課於1910年被校方開除。這期間他除熟讀中國古典文學《莊子》、《楚辭》、《史記》等之外，也愛讀章太炎等人的政論文章，崇拜秋瑾、徐錫麟、鄒容等革命傢。辛亥革命失敗後，郭沫若在失望苦悶中為尋求真理，於1913年赴北京，年底東渡日本，先後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習10年。其間他在R.泰戈爾、惠特曼、J.W.von歌德等人的詩歌影響下，開始寫一些新詩。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的先後爆發，激起瞭郭沫若反帝反封建的強烈革命要求，使他進入“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產生瞭《鳳凰涅槃》、《匪徒頌》、《晨安》、《天狗》等著名詩篇。郭沫若從此成為中國浪漫主義新詩的奠基人。他的第一部詩集《女神》的出版，為中國新詩開辟瞭一個新時代。
從1919年秋開始，郭沫若嘗試以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故事為題材寫詩劇，先後創作瞭《女神三部曲》（《女神的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和《三個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聶嫈》)等一批詩劇片斷和詩劇。
1921年夏，郭沫若與成仿吾、鬱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日本發起成立創造社。
1923年春，郭沫若結束在日本的學習，回國在上海定居。他一方面參加創造社的文學活動，一方面研讀社會科學理論著作，參加社會調查。1924年夏，他翻譯瞭日本經濟學傢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同年初冬又去宜興調查瞭浙江齊燮元與盧永祥之間的軍閥之戰。這使郭沫若從理論上接觸瞭馬克思主義，又在實踐上深入瞭解瞭中國社會的性質與階級狀況。1925年，郭沫若目睹“五卅”慘案，於激憤中寫出《為五卅慘案怒吼》一文，號召國人外察仇國內察當局，並在“五卅”慘案的抗議高潮中，改寫《棠棣之花》為《聶嫈》，突出瞭反抗暴政、勇於犧牲的精神。他自述這出戲是“一個血淋淋的紀念品”。
在這個時期的理論研討和與社會接觸中，郭沫若實現瞭從泛神論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變。他對自己和創造社前期的“純文學”思想也進行瞭批判，提出瞭“革命文學”的口號，主張“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現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
1926年3月郭沫若離滬赴粵，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與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等共產黨人時常接觸，深受影響。同年7月投筆從戎參加北伐戰爭，由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升為中將軍銜的政治部副主任，從廣州打到武昌城下，經歷瞭血與火的考驗，也敏銳地覺察到革命潛在的危機，即中共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身為總司令的蔣介石的叛逆。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撰寫瞭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及時揭露瞭“三·二三”安慶慘案的真相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反革命兩面派，表現瞭一個革命傢的預見性和堅定性。“寧漢”合流後，郭沫若毅然參加瞭“八一”南昌起義，任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和宣傳委員會主席，並在革命軍南征途中，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起義失敗後，為躲避國民黨的通緝，於1928年2月攜眷旅居日本10年，其間從事古史考證和金文甲骨研究，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石鼓文研究》等10多部專著出版，對中國史學和古文字研究作出瞭重要貢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郭沫若秘密逃離日本，於7月27日抵上海，並賦詩明志，一時廣為傳誦。他的民族氣節和文化藝術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高深造詣，使他成為文藝和學術界的抗日救亡領袖。“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他為抗日救亡奔走於江浙前線和後方，領導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開展抗日宣傳及慰問工作，並接受中國共產黨委托，籌辦《救亡日報》，自任社長。
1938年郭沫若赴武漢，任國共二次合作後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主管宣傳工作。他團結文藝界知名人士和廣大文藝工作者共赴國難，組織瞭抗敵演劇隊和戰地文化服務站，動員後方，慰問前方，使武漢三鎮一時成為抗日宣傳的大本營。
1940年政治部改組，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郭沫若為主任。
1941年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掀起反共高潮。為瞭反擊逆流，郭沫若以歷史劇為武器，連續寫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築》等6部話劇。這一時期他的創作才思敏捷，氣勢磅礴，是繼《女神》詩集之後的又一次“火山爆發期”。
《虎符》劇照
1944年，郭沫若發表瞭總結農民起義歷史教訓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澤東在延安讀到此文後，指定為中共黨員必讀的“整風文件”。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郭沫若積極領導、參加民主運動，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發動內戰的陰謀，為此曾遭特務毆打。1946年5月回到上海，同年7月民主鬥士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特務暗殺，郭沫若奮筆疾書《祭李聞》一詩，抗議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行為，歌頌李、聞二公“為人民作前驅的精神”。
1947年秋，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中共地下組織護送郭沫若去香港，1948年底離港赴解放區，後進入北平。
《蔡文姬》劇照
1949年7月，郭沫若在北平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同年9月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等職。當選為第一屆至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第九、十屆中央委員。在政務、外事活動浩繁的情況下，郭沫若繼續從事文藝創作，其中寫有歷史劇《蔡文姬》和《武則天》。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
戲劇創作 郭沫若的戲劇創作有詩劇、話劇，除一個劇目是現代題材外，均為歷史劇。他的戲劇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
《武則天》劇照
早期詩劇 共有10多部。是一些篇幅比較短小的詩劇、詩劇片斷和對話形式的詩，如《女神的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女神的再生》取材於“女媧補天”的神話，其主題是創造光明、讓殘暴與黑暗同歸於盡。後兩部詩劇分別取材於屈原的身世和刺客聶政的故事，40年代創作的多幕劇《屈原》、《棠棣之花》即在此基礎上發展而成。這個時期的代表作是收集在《三個叛逆的女性》中的《卓文君》、《王昭君》和《聶嫈》。《卓文君》描寫漢代孀居才女卓文君不從父命，私奔司馬相如的故事，歌頌卓文君反抗封建禮教、追求自由和愛情的精神。《王昭君》根據歷史上漢代女子王昭君被選入宮，後又遣嫁匈奴的身世寫成。但作者將王昭君的“命運的悲劇”改寫成“性格的悲劇”。王昭君為瞭維護人格的尊嚴，敢於冒犯帝王淫威，自願出嫁匈奴。這兩部劇作寫於1923年，曾多次在女子學校上演。《聶嫈》著重表現聶嫈、聶政姐弟舍身除暴的俠義精神。此劇是郭沫若於“五卅”運動中在《棠棣之花》基礎上寫成，7月1日由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公演。這3部詩劇，不僅體現瞭時代精神，而且也初步顯示瞭郭沫若歷史劇豪放、熱情、詩情迸發的特點。
抗日戰爭時期的戲劇創作 抗日戰爭時期是郭沫若戲劇創作的高峰。他在1941年冬到1943年春的一年多時間裡，連續寫瞭6部劇作，不僅產量驚人，而且，以《屈原》為標志，思想藝術也達到瞭他戲劇創作的頂峰。郭沫若是浪漫主義詩人，又是歷史學傢，他在歷史劇的創作上，使史與戲、戲與詩達到瞭和諧的統一。他的歷史劇在內容上以古鑒今，具有強烈的戰鬥精神；在藝術上則發揮激越的詩情和豐富的想象，從而產生出巨大的感染力量。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郭沫若認為：“……現實，最迫切地，要求文藝須作為反納粹、反法西斯、反對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力而發揮它的作用。”於是重新加工幾經改動的《棠棣之花》，突出瞭“主張集合反對分裂的主題”。此劇於1941年11月20日為“紀念郭沫若誕辰50周年和創作25周年”在重慶首演，由石凌鶴導演、舒繡文、張瑞芳、周峰、江村、孫堅白主演，影響很大。一時，以歷史劇形式參與現實鬥爭的劇目活躍於大後方的舞臺，形成瞭歷史劇創作的高潮。
1942年1月，郭沫若繼《棠棣之花》之後，以10天時間完成瞭他的傑作《屈原》。《屈原》取材於戰國時代詩人屈原的事跡，但劇本並未拘泥於實事，而是把屈原與楚懷王為首的統治集團的矛盾集中在一天之內，以南後對屈原的引誘不成，陰謀陷害為主線，以屈原的弟子宋玉變節攀附權貴，而侍女嬋娟卻代屈原誤飲毒酒而死為陪襯，生動地表現出偉大詩人憂國憂民、不畏強暴、磊落堅貞、大義凜然的崇高品質。屈原在暴風雨中的悲憤呼號“雷電頌”，作為“道義美的化身”和“詩的魂”的嬋娟之死，控訴瞭舊中國的黑暗，道出瞭廣大人民的心聲，引起當時觀眾的強烈共鳴，這是中國話劇史上的光輝一頁。1942年4月，中華劇藝社在重慶國泰大劇院演出此劇，由陳鯉庭導演，金山飾屈原，白楊飾南後，張瑞芳飾嬋娟，顧而己、孫堅白、施超等人都參加瞭演出，引起轟動。其後，《屈原》曾多次演出。1953年9月，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重新上演《屈原》，仍由陳鯉庭導演，趙丹飾屈原，白楊飾南後，王蓓飾嬋娟。《屈原》曾在日本、蘇聯上演。1979年第四次在日本公演時，演出500餘場。1980年11月，河原崎長十郎率演出團來華演出，自扮屈原，受到中國觀眾的歡迎。
《屈原》劇照
1942年2月，郭沫若創作瞭歷史劇《虎符》，通過信陵君和如姬竊符救趙的故事，歌頌瞭維護正義和團結、反對侵略和投降的信陵君以及為瞭求得“人”的權利、“不惜殺身以成仁”的如姬。1943年，中國萬歲劇團在重慶抗建堂演出瞭《虎符》，導演王瑞麟，由舒繡文、江村、孫堅白等主演。
1942年6月17日，郭沫若完成瞭歷史劇《高漸離》。此劇以《史記·刺客列傳》中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的故事為題材，抨擊瞭專制主義者的兇狠殘暴，表現瞭反抗者舍身取義的英勇無畏精神。
1942年9月和1943年3月，郭沫若又相繼完成瞭描寫元代大理總管段功與梁王女兒阿蓋相愛的悲劇《孔雀膽》和以明末青年愛國詩人夏完淳慷慨殉國事跡為題材的《南冠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戲劇創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沫若擔負著繁重的政治和文化領導工作。同時，他開始著手武則天和蔡文姬的藝術形象塑造。對於如何表現這兩個歷史人物，他早在20年代就曾經醞釀，幾十年的豐富經歷使作者有瞭更多的思考和理解，因此當她們再現於舞臺上時，已不同於原先的設想而被賦予瞭新的生命，劇作也有瞭新的主題。作者在《蔡文姬》序中聲明：“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著重歌頌曹操的愛惜人才。”同時，作者在蔡文姬這個人物身上傾註瞭自己對祖國的深厚感情，把自己的體驗融化在劇作中，曾說：蔡文姬“拋兒別女，一心以國事為重”，與他1937年回國時的“別婦拋雛斷藕絲”的感情是相通的。1959年5月21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蔡文姬》，導演焦菊隱，朱琳飾蔡文姬，刁光覃飾曹操，藍天野飾董祀，朱旭飾左賢王。
1960年初，創作瞭劇本《武則天》。寫武則天“最成熟的時代──即60歲前後的6年”，以平息徐敬業策動叛變作為劇情的中心，塑造瞭一個胸懷大度、才識過人的女政治傢形象。《武則天》是郭沫若最後的一部劇作，1962年7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北京公演，導演焦菊隱、梅阡，朱琳飾武則天，鄭榕飾裴炎，童超飾太子賢，郭莘華飾上官婉兒。
郭沫若一生創作瞭10多部歷史劇，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傾向，就是為革命服務。《棠棣之花》3次隨形勢需要進行修改，是其典型。
郭沫若不僅是歷史劇作傢，而且是史劇創作的理論傢，他有許多精辟見解，如主張“史學傢是發掘歷史的精神，史劇傢是發展歷史精神，歷史研究要‘實事求是’，史劇創作則要‘失事求似’。”根據這一原則，他放棄瞭為屈原作傳的計劃，而用屈原的一天，概括瞭他的一生。《屈原》的成功，正是在“失事求似”這一原則下使創作獲得“自由”的結果和收獲。
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中，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劇作者與被描寫對象的融合。從20年代始，他的劇作都是他的感情迸發的產物，都有他自己的聲音。而《屈原》更是主客一體、高度融合的代表。他的劇作是作者作為政治傢、史學傢、詩人三位一體的產物，有他獨特的個性與特點，是自成一派的歷史劇作傢。
參考書目
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部：《郭沫若劇作全集》，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1982～1983。
卜慶華：《郭沫若評傳》（修訂本），湖南人民出版社，長沙，1986。
龔洛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82～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