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法國文學的重要潮流，對於後來的法國文學影響深遠，不但直接影響帕爾納斯派，而且也影響象徵主義和現代法國文學。
19世紀30年代以後，法國浪漫主義文學逐漸演變為不同的傾向，其中一種傾向就是所謂“社會小說”。喬治·桑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小說和雨果的《悲慘世界》等，都是這種“社會小說”的代表作。與此同時，出現瞭與“社會小說”對立的傾向，它反對文學為現實生活所限制，反對文學藝術反映社會問題，反對文學藝術有“實用”的目的。這一種種傾向成為“為藝術而藝術”的潮流，在19世紀末葉的法國文學上曾經占過短時期的優勢。
1832年浪漫主義詩人戈蒂耶在他的長詩《阿貝杜斯》的序言中宣稱：“一件東西一成瞭有用的東西，它立刻成為不美的東西。它進入瞭實際生活，它從詩變成瞭散文，從自由變成瞭奴隸。”1834年5月，戈蒂耶為他的小說《模斑小姐》寫瞭一篇長序。他認為：“隻有毫無用處的東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東西都是醜的，因為那是某種實際需要的表現，而人的實際需要，正如人的可憐的畸形的天性一樣，是卑污的、可厭的。”這篇序文在當時產生瞭很大的影響，被認為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宣言。
戈蒂耶為藝術而藝術美學觀點的具體實踐是他的詩集《琺瑯與玉雕》(1852)。這部詩集為帕爾納斯派詩人奉為藝術典范。1875年，在這部詩集重版時，戈蒂耶在集中增加瞭一首結論式的詩，題為《藝術》，大意如此：人間的一切都是過目煙雲，曇花一現，隻有藝術是永恒的；連天上的神明都會滅亡，可是高妙的詩句永垂千古，比青銅更為堅硬。
“為藝術而藝術”的詩歌要求形式上的整齊完美；用嚴格的、古典詩的格律，經過細磨細琢、雕詞鑿句的一番功夫，表現客觀事物的外形美；詩人在作品中不能流露自已一絲一毫的感情。
“為藝術而藝術”的倡導者戈蒂耶是公認的帕爾納斯派的前驅。帕爾納斯派的主要詩人邦維爾在他的《法國詩歌格律簡論》(1872)中，勒孔特·德·李勒1887年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說《雨果頌》中，都發揮瞭“為藝術而藝術”這一中心思想。直到20世紀30年代，後期象征派詩人瓦萊裡在他關於詩歌的言論中，還提出詩歌藝術的目的在於它本身，而不在任何其他作用，所以他說：“一句詩並沒有別人強加於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