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維柯
義大利歷史學傢、法學傢、語言學傢、社會學傢、美學傢。1668年6月23日出生。父親是義大利的一個小城邦那不勒斯的書商，生活很窮困。維柯當過私塾教師，上過羅馬公學。他的專長是法學。1699年任那不勒斯大學的修辭學教授。11735年他得西班牙皇帝查理三世的恩惠，被任為那不勒斯城邦王室的歷史編纂。1744年1月23日逝世。他的主要著作是《新科學》(1725)，全名是《關於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學的一些原則》，全書分5卷：(1)原則的奠定，(2)詩性的智慧，(3)發現真正的荷馬，(4)世界各民族所經歷的歷史過程，(5)各民族復興時人類各種典章制度的復現，附全書結論。全書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人類如何從野蠻的動物狀態逐漸發展成為過著社會生活的文明人。
維柯的基本出發點是共同人性論。他認為各民族在起源和處境方面盡管各不相同，在社會發展上卻都必須表現出某些基本一致性或規律。《新科學》所探求的正是這些規律。
維柯接受瞭古埃及人對於歷史三個時期的劃分，即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和人的時代。最初是神的時代，神和人在地球上雜居在一起。人還是一些兇猛殘酷的野獸，不會說話和思考，都憑著本能過活，到處尋找食物和性交伴侶，沒有婚姻制度，也沒有宗教或任何社會制度。人的體格特別發達，所以叫作“巨人”。據說有一個時期全世界都發生過大洪水，如希伯來人的《聖經》（《創世記》）和中國人的《書經》（《禹貢》）所說的；在世界洪水消退以後，地球上積蓄的水蒸汽有時造成雷鳴電閃，巨人們在深山野林裡初次碰上雷電，不勝驚懼，以為天上有象人一樣發怒咆哮的神，借雷電來向人發出警告。於是就興起憑天象去預測吉兇的占卜術，於是有瞭信仰天神（最初是雷神）和天意或天命的宗教和掌占卜天意的司祭或巫師。這信仰天神的宗教是人類社會的第一個起源。然後男女感到面對著神公開雜交的羞恥，男的就帶女的住到巖洞裡或山寨裡，逐漸有瞭婚姻制和婚姻典禮及傢庭制。正式婚姻典禮便是人類社會的第二個起源。在原始時代，人死後和動物一樣，並不收屍埋葬，任其拋在地面風吹雨打而腐爛，造成環境的污濁；後來感到對不起死者，於是興起瞭埋葬死者的典禮，於是有瞭靈魂不朽的觀念。這便是人類社會的第三個起源（這三大起源相當中國《周禮》中的祭禮、婚禮和葬禮）。這種神的時代也有朝代。古希臘羅馬都有十二天神，維柯認為他們代表著社會發展的十二個階段，例如谷神標志著農業時代，海神標志著航海事業的開始（這正如中國古代史中的有巢氏、燧人氏和神農氏之類）。古代各種神話大半都是圍繞著諸天神而流傳下來的，形成瞭後來文藝的土壤。
英雄的時代在神的時代後期便已開始。“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雷神”，“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海格立斯，天神的兒子”（《新科學》：《要素》23）。海格立斯便是英雄的始祖，是“英雄人物”這個概念或典型的代表。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大力士，人類社會一切征服自然的技能都溯源於他，古希臘在荷馬時代便已轉到英雄時代。《新科學》第三卷題為《發現真正的荷馬》，就力圖證明荷馬是一個英雄型詩人。荷馬所歌頌的是兩種英雄，一種是《伊利昂紀》中的阿基琉斯，代表希臘英雄時代所奉為理想的勇士，另一種是《奧德修紀》中的奧德修斯，代表希臘英雄時代晚期所奉為理想的謀士。當時全民族都是詩人，荷馬隻是其中的一個典型，荷馬史詩並不是某一個詩人或某一時代的產品，而是全體希臘人在長時期中的集體創作。英雄時代的政體是貴族(即英雄)統治，他們的意志和暴力就是法律。這時社會已分成傢長或宗法主和平民兩個階級。平民起初處在“被保護者”或傢奴的地位，不能分享占卜、正式婚姻和政治的權利。他們因此日益不滿，起來鬥爭，終於戰勝貴族而享有主權，平民的民主政體便代替瞭貴族的專制政體。維柯用羅馬史和羅馬法典的具體事例來證明貴族與平民的鬥爭總是以平民的勝利而結束，於是就進入瞭人的時代和文明社會。在歐洲，維柯是階級鬥爭學說的創始人，他的同情總是在平民方面，相信平民終於要勝利。過去人們往往以為階級鬥爭學說始於18世紀一些法國史學傢，其實基佐和梯葉裡等歷史學傢都是從米歇爾所節譯的維柯的《新科學》中竊取一鱗半爪，他們根本不同情平民。階級鬥爭學說實在是維柯對人類思想史首創的一個偉大貢獻。
《新科學》首先是一部法學著作，由於維柯把語言、神話、古史和社會典章制度，政治和經濟，都看成“詩的智慧”的產品，所以全書各卷都涉及文藝和美學方面的一些基本問題。特別值得註意的是維柯對於人類心理功能由形象思維逐漸發展到抽象思維，即由詩的時代發展到哲學的時代的看法，他把原始民族叫作“人類的兒童”，他說：“人最初隻有感受而無知覺，接著用一種受驚不安的心靈去知覺，最後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要素》53）“……哲學把心靈從感官拖出來，而詩的功能卻把整個心靈沉浸在感官裡；哲學飛升到普遍性，而詩卻必須深深地沉沒到個別具體事物裡去。”（《新科學》卷三1：5）原始民族既隻會形象思維而不會抽象思維，所以原始文化，包括宗教、神話、歷史乃至各種典章文物和語言文字無一不是形象思維的產品，因而都帶有詩的性質。
關於形象思維，維柯發現瞭兩條基本規律，頭一條就是以己度物的隱喻:“由於人心的不明確性，每逢它落到無知裡，人就把他自己看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這就是憑自己的切身經驗來衡量自己所不知的外物。例如不知磁石吸鐵而說磁石愛鐵，就是憑人與人相吸引、相親近是由於愛這種切身經驗。維柯就用這個原則來說明語言的起源：“在一切語言裡，大部分涉及無生命事物的表現方式都是從人體及其各部分以及人的感覺和情欲方面借來的隱喻，例如用‘首’指‘頂’或‘初’，用‘眼’指放陽光進來的‘窗孔’……用‘心’指‘中央’之類。天或海‘微笑’，風‘吹’，波浪‘輕聲細語’，受重壓的物體‘呻吟’……在這些例子裡人把自己變成整個世界瞭……”(《詩的邏輯》第二章)不難看出，這是後來德國美學傢們的“移情說”的萌芽，和中國詩論中的“比”“興”也可互相印證。（在談到形象思維和語言的關系時，維柯特別舉中國文字為象形文字的突出的例證，因為埃及的象形文字已成瞭歷史遺跡，隻有中國的象形文字至今還在運用。許慎《說文解字序》中所說的六書之中頭四項“象形”、“諧聲”、“指事”和“會意”都是根據形象思維，都是研究語言學的珍貴資料。充分利用這份遺產，還有待於今後的學者們。）
形象思維的第三條規律便是用具體人物形象來代表同類人物特性的類概念，亦即典型人物性格。
“原始人仿佛是些人類的兒童，由於還不會形
成關於事物的通過理解的類概念，就有一種自然的
需要，要創造出詩的人物性格，這就是形成想象性
的類概念或普遍性，把它作為一種范型或理想的肖
像，以後遇到和它相似的一切個別人物，就把它們
統攝到這個想象的類概念裡去。”維柯舉的例有兒童把一切年長的男人都叫“爸”，一切年長的女人都叫“媽”。埃及人把發明傢都叫赫爾墨斯，希臘把一切勇士都叫阿基琉斯，把一切謀士都叫作奧德修斯(這正如中國人把一切巧匠都叫作魯班，一切神醫都叫作華佗，把一切富於智謀的人都叫作諸葛孔明一樣）。這是研究典型人物性格時所必須註意的一點。
維柯所受的影響：自從新大陸發現之後，世界商業中心由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意大利在經濟方面便日益衰退，加之各城邦互相傾軋，遂陸續招來外國的侵略和統治。維柯時代的那不勒斯小城邦是在西班牙帝國統治之下，羅馬教區封建勢力和外族侵略勢力狼狽為奸，學者們隻要稍觸忌諱，就要受到教廷審判的迫害。維柯自小受的是天主教會的教育，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哲學上他接近新柏拉圖派，在當時法國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和英國培根和霍佈斯的經驗主義的激烈鬥爭中，他一方面承認理性，而另一方面又景仰培根和霍佈斯，受經驗主義的影響更大。他批判瞭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這個基本原則，認為我是由身和心組成的，笛卡兒隻就心一方面找“我在”的理由而忽略瞭身。他自己的基本原則是“真理即事實”。總結真理的是哲學，提供事實根據的是語言學，所以要發現歷史發展的規律就必須有理性與經驗的結合，哲學與語言學的結合，亦即我們所說的史與論的結合。《新科學》所用的方法便是根據語文（語言學）所提供的史料，通過哲學批判，來探討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英國經驗主義的直接後果是自然科學的興起。維柯是西方認真研究社會科學的第一人，所以把他的研究對象叫作“新科學”。
維柯既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又是一個卓越的自由思想者，所以他的體系暴露出不少矛盾。他一方面把天意或神旨看作世界史發展的原始的普遍的動力，另一方面他又反復論證神和宗教都是人類憑想象創造出來，用以維護社會秩序(在這一點上，他可以說是費爾巴哈的先驅）。他把基督教發源的希伯來民族和其他所謂“異教民族”嚴格區別開來，一般隻就異教民族的事例來說明歷史發展，他似在設法回避天主教會的忌諱。他的歷史發展的觀點也暴露出矛盾。他是個歷史循環論者，認為羅馬帝國衰亡以前的蠻族入侵（即民族大遷徙）就是野蠻時代的恢復，要再度復演第一輪那三個時代的過程，如第五卷所說明的。
維柯所發生的影響：維柯本人也是一個詩人，《新科學》既有科學實證，又充滿著激情和幻想，語言有時晦澀甚至雜亂，所以是一部極不易懂的書。盡管經過法國史學傢米歇爾的節譯，和他的意大利門徒克羅齊和詹蒂萊的宣揚，他在19世紀歐洲的影響並不很顯著，我們不敢說德國的赫爾德、歌德和黑格爾，美國的《古代社會》的作者摩爾根乃至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直接受到過維柯的影響。但是現在世界已公認，這些大師都沿著維柯所開創的社會科學中歷史學派的路線而前進。維柯不但開創瞭社會科學，也開創瞭和社會科學密切相關的近代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乃至文藝心理學。克羅齊的《美學，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就是繼承維柯而加以發揮的。在現代西方，維柯的研究已成瞭“熱門”，人們日益認識到《新科學》的重要性。
參考書目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北京，1980。
M. H. Fisch，T.G.Bergin，The Autobiography of G. Vico.
B. Croce， La filosofiadi G. Vico， Bari，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