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的基本創作方法之一，與現實主義同為文學藝術上的兩大主要思潮。作為創作方法，浪漫主義在反映客觀現實上側重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常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像和誇張的手法來塑造形象。浪漫主義的創作傾向由來已久，早在人類的文學藝術處於口頭創作時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帶有浪漫主義的因素和特色。但這時的浪漫主義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覺為人們掌握的創作方法。浪漫主義作為一種主要文藝思潮，從18世紀後半葉至19世紀上半葉盛行於歐洲並表現於文文化和藝術的各個部門。
浪漫主義運動是法國大革命、歐洲民主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時期的產物。它反映瞭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對個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對封建領主和基督教會聯合統治的反抗，也是文藝上對法國新古典主義的反抗。啟蒙運動在政治上為法國革命作瞭思想準備，在文藝上也為歐洲各國浪漫主義運動作瞭思想準備。但是，法國革命勝利後所確立的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卻宣告瞭啟蒙運動理想的破滅。“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約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恩格斯)席卷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正是當時社會各階層對法國革命的後果以及啟蒙思想傢提出的“理性王國”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種反映。
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興起，也同這一時期流行的德國古典哲學（包括美學）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具有密切的聯系。德國古典哲學本身就是哲學領域裡的浪漫主義運動，它奠定瞭文藝領域裡的浪漫主義運動的理論基礎。德國古典哲學的基調是唯心主義，它誇大主觀的作用，強調天才、靈感和主觀能動性，或者把客觀精神提到派生物質世界的地位，強調人是自在自為的、絕對的、自由的。這些哲學觀點反映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與日益發展的自由競爭相適應的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的要求。它一方面提高瞭人的尊嚴感，喚起瞭民族的覺醒，促進瞭對美、崇高、悲劇、創作自由、天才等美學范疇的重視和研究，對浪漫主義文學起瞭積極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宣揚宗教和神秘主義，把“自我”提到高於一切的地位，對浪漫主義文學也產生瞭消極的影響。同時在歐洲各國啟蒙運動中傳播甚廣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使一些浪漫主義作傢揭露私有制的罪惡，同情勞苦大眾，幻想一個沒有剝削、壓迫的自由平等社會。這對浪漫主義運動也起瞭一些積極的影響。
“浪漫主義”(romanticism) 一詞來源於中世紀用各國由拉丁文演變的方言（roman） 所寫的“浪漫傳奇”（romance） ，即中古歐洲盛行的英雄史詩和騎士傳奇、抒情詩。後來浪漫主義運動開始奉這些富於幻想、傳奇色彩的文學題材和風格形式為典范。18世紀啟蒙主義作傢開始打破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反對盲目摹仿希臘、羅馬，於是產生瞭盧梭的《新愛洛綺絲》那樣信任感情自由、個性解放的作品。18世紀後期在英國出現的感傷主義詩歌和小說，為農村破產唱挽歌，詛咒城市腐化的習俗，歌頌大自然的幽美風景。德國也掀起瞭狂飆突進運動，繼承和發展瞭法國啟蒙運動的戰鬥傳統，響應盧梭“回到自然”的口號，和英國感傷主義結合起來，產生瞭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和《威廉·邁斯特的漫遊時代》之類富於浪漫主義激情的作品。與古典主義相對立的浪漫主義這一概念，便是歌德和席勒首次提出來的。席勒在《論素樸的與感傷的詩》(1796)一文中，從歷史發展的觀點，探討瞭古典主義（“素樸的詩”）與浪漫主義（“感傷的詩”）的起源和區別，認為古典主義是“盡可能完滿的對現實的摹仿”，而浪漫主義則是“把現實提升到理想，或者說，理想的表現”。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從此浪漫主義就形成瞭一次遍及歐洲的有綱領、有理論基礎的文學運動。
作為一個具有共同社會歷史背景和哲學理論基礎的文藝流派，歐洲浪漫主義文學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浪漫主義的一個最突出、最本質的特征是它的主觀性，即偏重於表現主觀理想，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黑格爾曾指出：“浪漫型藝術的真正內容是絕對的內心生活，相應的形式是精神的主體性，亦即主體對自己的獨立自由的認識。”浪漫派作傢由於對現實的強烈不滿，把精神生活看作是同卑俗的物質實踐活動相對抗的唯一崇高價值，因而著重描寫作傢的個人主觀世界，對景物的內心反應和感受。他們感到古典主義所宣揚的理性對文藝創作是一種束縛，於是強調創作自由，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的地位。他們認為“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華茲華斯)，“詩歌是想象和激情的語言”（哈茲裡特），“藝術不是對現實的描繪，而是對理想真理的探索”（喬治·桑）。因此，他們的主要成就在抒情詩和自傳體小說方面。
其次，浪漫主義文學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對大自然的歌頌和對城市文明的詛咒。由於對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和城市工業化的厭惡，浪漫主義作傢響應盧梭的“回到自然”的口號，著力描繪自然景物，抒發作傢對大自然的感受。在他們的筆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醜惡、庸俗卑下形成鮮明的對照，借以抒發作傢憤世嫉俗的情感和寄托對自由的理想，例如拜倫的《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普希金的《茨岡》、《致大海》等。浪漫主義作傢對自然的崇拜也和當時流行的泛神論有密切的聯系。他們往往把大自然看作一種無處不在的神，突出人與自然在感情上的共鳴，使景物擬人化或作為精神境界的某種象征。
浪漫主義作傢在接受傳統方面，特別重視中世紀民間文學，提出瞭“回到中世紀”的口號。在德國和英國，浪漫主義運動都從收集中世紀民間文學開始。由於中世紀民間文學不受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的束縛，具有想象豐富、情感真摯、表達方式自由以及語言通俗的特點，所以浪漫派作傢把它作為自己創作的借鑒和楷模。此外，對中世紀的崇拜也還有民族因素和民主因素在內，因為民間文學作為各國文學自己的民族傳統，有助於喚起民族的覺醒，又為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由於浪漫派作傢的倡導，民間文學對革新當時文學的內容和形式都起瞭重大作用。
在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上，浪漫主義作傢喜歡運用誇張的手法，追求強烈的美醜對比和出奇制勝的藝術效果。與古典主義文學追求靜穆、素樸、和諧、完整的審美理想相反，浪漫主義文學強調從生活的瞬息萬變、精神的動蕩不安以及富於特征性和神秘意蘊的各種奇特現象中揭示美。德國早期浪漫主義者諾瓦利斯在他的《片斷》(1798)中宣稱：“善於用愉快的形象來使我們感到驚奇，善於這樣來表現某種事物，使它在我們面前顯得既奇特，又熟悉，令人喜愛，這便是浪漫主義的詩學。”英國湖畔詩人華茲華斯也強調浪漫主義的創作原則要求在所描寫的“事件和情節上加上一種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東西在不平常的狀態下呈現在心靈面前”（《抒情歌謠集》序言）。這樣，大膽的幻想，異常的情節，鮮明誇張的人物形象，神話色彩以及奇特的異域情調和平凡的日常景象的交織、對照，在詩歌格律方面的舒展、自由，富於音樂性，就構成瞭浪漫主義文學常具的特征。
由於各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和文化歷史傳統不同，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在各國發展的情況也不盡相同。在德國，浪漫主義運動發展較早，較突出。由於德國經濟落後，封建勢力頑強，資產階級軟弱，哲學傢和詩人隻能在精神世界中探索個性解放的途徑，卻喪失瞭狂飆突進文學中那種戰鬥的、反封建的精神。他們對法國革命後果的失望和對社會現實的厭惡表現為緬懷過去，歌頌封建的、教會的中古時代。因此，德國浪漫運動的唯心主義和宗教神秘色彩比較濃厚。以施萊格爾兄弟、諾瓦利斯、蒂克為代表的早期浪漫派（或稱“耶拿派”），依據費希特、謝林的唯心主義哲學，提出瞭要求個性解放、強調創作自由、反對傳統束縛的浪漫主義美學理論，主張打破各門藝術界限。由於拿破侖占領期間德國民族意識的覺醒，以阿爾尼姆、佈倫坦諾等為代表的中期浪漫派把註意力轉向德國民間文學。他們深入民間收集民歌和童話，整理出版，給德國詩歌註入瞭新的血液，對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起瞭積極的影響。沙米索、霍夫曼等後期浪漫派作傢的創作加強瞭對社會現實的諷刺、揭露，顯示出與浪漫主義風格相結合的現實主義因素。此後德國浪漫運動日漸衰落，海涅在《論浪漫派》(1836)等著作中宣告瞭浪漫主義在德國文學中的統治地位的結束。
英國浪漫主義運動興起於18世紀末，更多註重社會問題。英國第一代浪漫主義作傢的主要代表是“湖畔詩人”華茲華斯、柯爾律治和騷塞。由於英國早就發生過資產階級革命和產業革命，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弊病較早顯露出來。“湖畔派”厭惡資本主義文明，否定技術進步，妄圖用中世紀宗法制生活方式來抵制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和冷酷的金錢關系。他們致力於描寫遠離現實鬥爭的題材，謳歌宗法式的農村生活和自然風景，詛咒城市文明，緬懷封建的中古。華茲華斯和柯爾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謠集》(1798)，集中體現瞭湖畔派的美學綱領，鮮明地提出瞭與古典主義規范相對立的浪漫主義創作原則。他們主張詩歌不僅要寫偉大的歷史事件，也要寫下層人們的日常生活，揭示人們的內心世界；註重發展民間詩歌的藝術傳統，用民間日常生活的語言來代替“詩的詞藻”，強調發揮詩人的想象力。他們的這些主張和勇於創新的創作實踐，對英國浪漫主義運動的蓬勃開展和詩歌的改革起瞭很大作用。在19世紀初期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影響和推動下，繼湖畔派詩人而起的第二代英國浪漫派詩人如拜倫、雪萊、濟慈都強烈要求擺脫封建教會勢力，表現出爭取自由和進步的民主傾向。在藝術上，他們完成瞭由湖畔派開始的對詩歌的革新，豐富和發展瞭詩歌的形式和格律，增強瞭詩歌形象的絢麗色彩和語言的音樂性。他們詩歌中的主人公顯出強烈的反叛精神和復雜的心理矛盾，時而憤世嫉俗，與舊世界勢不兩立；時而又消極失望，陷入“與世界和解”的溫情幻夢。“拜倫式的英雄”一度風靡歐洲文壇，對各國浪漫派產生瞭巨大影響。與此同時，瓦爾特·司各特在敘事文學方面做出瞭卓越貢獻，把歷史真實與大膽想象有機結合起來，創始瞭歐洲歷史小說。
在英國和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下，法國浪漫主義形成於1820年左右。但由於它更直接、更深刻地經受瞭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和革命後社會的思想激蕩，表現出更鮮明的革新精神和政治色彩。法國浪漫主義早期的代表作傢是夏多佈裡昂和斯塔爾夫人。前者較守舊，在《基督教真諦》（1802）等論著中，宣揚隻有基督教才能促進真實詩歌的發展。小說《阿達拉》中體現瞭這一消極思想，創造瞭“世紀病”的病態形象，對後起的拉馬丁、維尼等浪漫派作傢影響甚大。斯塔爾夫人在當時較為進步，她在《論文學》（1800）、《論德國》(1810)等論著中，猛烈抨擊矯揉造作的沙龍文學和束縛創作個性的古典主義規范，主張在文學批評中用歷史比較的方法來代替古典主義文學法則。她要求文學紮根於本民族的土壤，“用我們自己的感情來感動我們自己”，從而奠定瞭法國浪漫主義的理論基礎。這個時期，浪漫主義抒情詩取得瞭卓越成就，出現瞭拉馬丁的《沉思集》(1820)、雨果的《頌詩集》（1822）、維尼的《詩集》(1822)、《古今詩稿》(1826)等優秀作品。斯丹達爾發表瞭《拉辛和莎士比亞》(1823～1825)，抨擊新古典主義詩人拉辛，推崇莎士比亞，曾被看作浪漫派的宣言。接著雨果發表《克倫威爾》的序言(1827)，全面提出浪漫型戲劇綱領，對長期統治戲劇領域的古典主義清規戒律進行猛烈抨擊，要求擴大藝術表現的范圍，並提出符合自然法則的美醜對照原則。《序言》成瞭團結法國浪漫派文學力量、同古典主義傳統公開決裂的宣言書。1830年雨果以反封建暴君為主題的劇本《愛爾那尼》首次公演，劇本序言響亮地提出“浪漫主義，歸根結底是文學中的自由主義”的著名論點，引起瞭浪漫主義者與新古典主義者的激烈論爭。戲劇演出的巨大成功，標志著歐洲文壇上浪漫主義對新古典主義的勝利。30至50年代，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在詩歌、小說、戲劇等領域繼續取得進展，出現瞭繆塞剖析“世紀病”的自傳體小說，喬治·桑宣傳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社會小說，雨果洋溢著社會激情、音調雄健的抒情詩集和具有鮮明反封建教會傾向的歷史小說《巴黎聖母院》等優秀作品。
在德、英、法首先興起的浪漫主義文學迅速傳播到歐洲各國，終於形成瞭波瀾壯闊的全歐性文學思潮。在南歐和東歐，浪漫主義的興起與19世紀初蓬勃開展的民族復興、民族解放運動有密切聯系，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和鮮明的民族色彩。意大利的曼佐尼、萊奧帕爾迪等的創作，取材本國的歷史和民間傳說，謳歌愛國主義，維護民族尊嚴，熱情抒發人民渴望祖國獨立、統一、自由的理想。在東歐，出現瞭以革命詩人密茨凱維奇和裴多菲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他們的詩歌不但具有鮮明的愛國民主思想傾向，而且富於民族特色和民間文學色彩，生活氣息濃厚，抒情性強，在歐洲浪漫主義文學中別開生面。
在俄國，1812年反拿破侖侵略戰爭的勝利促進瞭民族意識的高漲，十二月黨人的起義揭開瞭俄國反對專制農奴制度的解放運動的序幕。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瞭俄國浪漫主義文學，並在西歐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和推動下，在20、30年代的文壇上占據瞭主導地位。早期浪漫派詩人茹科夫斯基打破古典主義的僵死規范，革新詩歌的形式和格律，創作瞭一系列情感真摯、想象豐富、音調優美的抒情詩和敘事詩，對俄國詩歌的革新和浪漫主義文學的興起發揮瞭重大作用。十二月黨詩人和普希金把俄國浪漫主義文學引上瞭為人民解放運動服務的道路，創作瞭大量富於革命激情和愛國、民主情緒的政治抒情詩。他們的創作從民歌吸取營養，常借歷史人物和民間傳奇抒發自己的激情，謳歌反專制、爭自由的理想。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都深受拜倫的影響，在《高加索的俘虜》(1820～1821)、《茨岡》(1824)、《童僧》(1839)和《惡魔》（1829～1841）等敘事詩中采用西歐浪漫派的“回到自然”的主題和極度誇張、對比的手法，用瑰麗的異域情調和自然景色、山民的純樸性格和自由生活來對照腐朽的城市文明，批判貴族資產階級的虛偽自私的道德觀念，贊頌惡魔式的孤傲性格和叛逆精神。40、50年代，隨著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和俄國解放運動進入以平民知識分子為主導的新階段，浪漫主義作傢的理想日益顯出它的空幻性，以果戈理為代表的批判現實主義(“自然派”) 逐步取代浪漫主義而成為俄國文學中的主要潮流。別林斯基在肯定俄國文學中浪漫主義的積極成果的同時，批判瞭以馬爾林斯基、別涅季克托夫等為代表的內容虛幻反動、形式矯揉造作的偽浪漫主義詩歌和小說，堅決捍衛瞭新起的“自然派”作傢以揭露農奴制黑暗現實為主要特色的現實主義文學。
19世紀中期以後，隨著勞資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和西歐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革命性日趨消亡，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逐步取代浪漫主義文學，成為歐洲的主要文學思潮。歐洲各國浪漫主義發展到後期，逐漸出現創作方法上的分歧，從而產生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交叉或結合的現象（如梅裡美、巴爾紮克、雨果、霍夫曼、果戈理等的創作）。後期浪漫主義的另一演變是單純追求文學作品形式上的完整和美而喪失積極的思想內容，這一傾向在法國發展為“為藝術而藝術”的帕爾納斯派詩歌。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歐洲一些國傢流行的所謂“新浪漫主義”，便是唯美主義、象征主義、頹廢主義與浪漫主義逃避現實、粉飾現實的消極傳統特點在新條件下的混合與發展。普列漢諾夫曾在《藝術與社會生活》等論著中，對後期浪漫主義的這種蛻變予以尖銳、深刻的分析批判。
但是，浪漫主義作為文學的一種基本創作方法，並未喪失其生命力。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新高漲的到來，在俄國柯羅連科、高爾基等進步作傢的創作中表現出積極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傾向。高爾基的《鷹之歌》、《海燕之歌》等作品，運用浪漫主義的比喻、象征等手法，鮮明地反映瞭勞動群眾日益高漲的革命情緒，洋溢著無產階級的戰鬥激情。十月革命以後的蘇聯文學雖然規定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基本的創作方法，仍要求以革命浪漫主義作為它的有機組成部分。高爾基指出：“革命浪漫主義實質上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化名，它的使命不僅是批判地描寫過去的殘餘，而主要的是幫助確定今天的革命成果，闡明社會主義未來的崇高目標。”
在文學史上，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作為兩種基本創作方法，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一切真正的藝術都必然既要反映客觀現實，又要表現主觀理想。在這個意義上，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都是藝術在本質上不可缺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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