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傢。字伯敬，號退穀，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縣）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曾任工部主事，後官至福建提學僉事。又辭官歸傢，晚年入寺院。其為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謝人事，研讀史書。他與同裏譚元春共選《唐詩歸》和《古詩歸》(見《詩歸》)，名揚一時，形成“竟陵派”，世稱“鐘譚”。
鐘惺詩文主張有三。其一：反對擬古文風。他對明中葉以後盛行文壇的擬古主張加以批駁，指出“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鐘惺《詩歸序》）。他認為“七子”模擬古人詞句，隻不過是“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同前)。因而力求改變這種文風，提出“勢有窮而必變”的變革主張（《問山亭詩序》）。其二：主張詩人應抒寫“性靈”(或“靈心”)。這種“性靈”或“靈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詩歸序》）。即要在古人詩詞的精神中去尋求性靈。但是，他認為這種古人的真詩精神是“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於是他自己的作品極力追求孤僻情懷，“別趣理奇”，即所謂“孤懷”、“孤詣”。且誇耀說：“我輩文字到極無煙火處。”（《答同年尹孔昭書》）其三：倡導幽深孤峭的風格。《明史·文苑傳》載：“自宏道矯王、李詩之弊，倡以清真，惺復矯其弊，變而為幽深孤峭。”鐘惺認為公安派末端文風“裡俗”、淺率，企圖以“幽深孤峭”的風格加以匡救。但他卻走入瞭另一形式主義極端，往往隻顧及字句，忘卻篇章，追求奇字險韻，造成一種艱澀隱晦的風格，以致有些詩句語意不暢，令人費解，如“樹無黃一葉，雲有白孤村”（《晝泊》）等。鐘、譚以這種主張為標準評選《詩歸》。他們所選唐詩，專取清瘦淡遠一格，眾所推重的李白《古風》、杜甫《秋興》等名篇都不選入，試圖以幽冷來洗“七子”的絢爛，足可見其主張的長、短，利、弊。鐘惺的詩，由於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狹窄，題材局促，缺乏深厚廣闊的社會內容。不過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遺餘力，有些五古遊覽詩作寫得還相當好。如《經觀音巖》、《舟晚》等，雖有雕鏤之嫌，然寄情繪景，時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臺》、《巴東道中示弟恮》，手眼別出，可見清思。另外，有些詩作對社會現實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體》12首，寫及瞭“官錢曾未漏漁蠻”的賦稅嚴重情況。
鐘惺記敘、議論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雋永之作。寫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記》，以生動細膩筆觸描繪瞭唐代大詩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帶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寫對杜甫的敬仰之情，並寄寓自己的情懷。清溪碧潭，移步換景，體現瞭竟陵派“孤行靜寄”的情懷和個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風格。此外《遊五夷山記》也是此類作品。他的敘議小品《夏梅說》，巧妙地從時令變化，引出賞梅、詠梅人的冷熱，進而揭示人情世態的寒暖；對“趨梅於冬春冰雪者”的趨炎附勢風氣給予嘲諷和批判，構思立意較為新奇。文藝短論《題魯文恪詩選後》（之二）主張詩文創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反對“多多益善”粗制濫造。並將文章分為三等：“選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
總之，鐘惺詩文主張反擬古，主性靈，有積極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風，對傳統散文有所突破，與公安派一樣，對晚明小品文的大量產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其狹窄的題材及情懷，艱澀幽冷的語言及文風，無疑也束縛瞭他在創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將“公安”、“竟陵”之作列為禁書，詆毀排擊甚烈。
鐘惺著作有《隱秀軒集》，其中詩10集，16卷；文23集，35卷。詩按四至七言及古、近體排列，文以賦、序、記、傳、論、疏、題跋、贊等分集編排。其他著作有《如面潭》18卷，《詩經圖史合考》20卷，《毛詩解》（無卷數），《鐘評左傳》30卷，《五經纂註》5卷，《史懷》17卷。鐘惺與譚元春合編《詩歸》51卷，其中古詩15卷，唐詩36卷。又有《合刻五傢言》(無卷數)，《名媛詩歸》36卷，《周文歸》20卷，《宋文歸》20卷等。又與譚元春合編《明詩歸》10卷，補遺1卷；合評《詩刪》10卷。此外尚有署名鐘惺評點、批註演義小說，一般認為多系別人偽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