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魏詩人。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
生平 阮籍4歲喪父，傢境清苦，勤學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曾登廣武城，觀楚、漢古戰場，慨歎“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當時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鬥，政局十分險惡。曹爽曾召阮籍為參軍，他託病辭官歸裏。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專朝政。司馬氏殺戮異己，被株連者者很多。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傾向於曹魏皇室，對司馬氏集團懷有不滿，但同時又感到世事已不可為，於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鐘會是司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問阮籍對時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辦法獲免。司馬昭本人也曾數次同他談話，試探他的政見，他總是以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來應付過去，使司馬昭不得不說“阮嗣宗至慎”。司馬昭還想與阮籍聯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無法進行。不過在有些情況下，阮籍迫於司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應酬敷衍。他接受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後做過司馬氏父子三人的從事中郎，當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後人稱之為“阮步兵”。他還被迫為司馬昭自封晉公、備九錫寫過“勸進文”。因此，司馬氏對他采取容忍態度，對他放浪佯狂、違背禮法的各種行為不加追究，最後得以終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莊。這一方面是鑒於當時險惡的政治情勢，他需要采取謙退沖虛的處世態度，道傢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瞭當時盛行的玄學的影響。阮籍也是魏晉玄學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寫過兩篇著名的論文《通老論》、《達莊論》。不過阮籍並非純宗道傢，他對儒學也並不一概排斥，如他在《樂論》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禮作樂對於“移風易俗”的必要性，認為“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
阮籍像 南朝墓磚畫
賦、文創作 阮籍作品今存賦6篇、散文較完整的9篇、詩90餘首。他的賦都是短篇小賦，或詠物，或述志，內容不一。《清思賦》中說“清虛廖廓，則神物來集；飄颻恍惚，則洞幽貫冥；冰心玉質，則激潔思存；恬淡無慾，則泰志適情”，寫出瞭超凡絕塵的“清思”境界。《首陽山賦》頌贊瞭伯夷、叔齊重視名節、清虛自守的精神，賦末說“托言於夷、齊，其思長，其旨遠”，顯示瞭作者與古人冥合的意思。《鴆賦》以鴆被犬所害為題材，寄寓瞭作者自身在現實生活中的懼禍心情。《獼猴賦》則以獼猴作為鵠的，批判瞭社會上的勢利小人，此賦明顯帶有諷刺“禮法之士”的意味。以上兩篇詠物賦，篇帙短小，語言簡潔明練，而且全篇用托喻寫法，意象生動，現實針對性又強，是阮籍賦中的佳作。
阮籍的論說文，都是闡述其哲學觀念的，比較全面地反映瞭他的思想，如《通老論》、《達莊論》、《通易論》、《樂論》等。這些論說文，都是采用“答客問”的辯難式寫法，主人公則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讀者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為自己塑造的玄學傢形象。文章註重結構上的邏輯層次，一般都首尾照應，論證逐層深入，善於作抽象的、本質的分析，體現瞭魏晉時期思辯方式的進步。它們的語言風格比較樸素凝重，不尚華飾，稍有駢化的痕跡。
《大人先生傳》是阮籍今存最長的作品，4000餘字。據《晉書·阮籍傳》載，這篇作品作於阮籍遊蘇門山見仙人孫登之後。所謂“大人”即仙人，用司馬相如《大人賦》意。文體與他的論說文近似，也采取辯難的方式展開，不過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為“與自然齊光”、“變化神微”的“大人先生”瞭。文章一方面闡發瞭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對世俗庸人作瞭譏諷，特別是在第一段與“君子”的對話中，其思想鋒芒之銳利，是阮籍著作中僅見的。從藝術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特別是“虱處裩中”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動，寓理深刻，顯然是受瞭《莊子》文風的影響。在這段故事之末，作者寫道：“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裩之中乎!”強烈表達瞭對“禮法君子”的憎惡。在語言運用上，此文音節整齊，而且基本都用韻，時見對偶文句，有的地方鋪排較多，接近於賦的風格。
詠懷詩 阮籍的詩歌代表瞭他的主要文學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詠懷詩》82首。此外還有四言《詠懷詩》，今存13首。這些詩的具體寫作時間及背景已難確考，一般認為它們不是一時之作，而是包括瞭平生不同時期的作品，總題為“詠懷”。《詠懷詩》全都是抒情述懷作品。由於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中，加上他獨特的性格和處世態度，使他的詩歌面貌很有個人特色。《文選》李善註引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指出瞭它在內容上以感嘆身世為主，也包含著譏刺時事的成分，在表現方式上則曲折隱晦。
《詠懷詩》中的身世之感，可分兩個方面。一是自述生平經歷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現懼禍憂生心情。這兩方面有時分寫，有時合說，並無定規。主要寫生平經歷志向的，如第5首敘述“平生少年時”放志遊樂情形，以及事後自悔歲月蹉跎的苦惱。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曾以顏回、閔子騫自期，但後來則又自己覺得榮名皆空、萬念俱灰。又如第29首述“昔餘遊大梁”情狀，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學擊劍”等事，都可歸入此類。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寫詩人求仙及隱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歟上世士”，略同於遊仙詩或招隱詩，反映瞭阮籍要堅持志節、不想同流合污的內心願望，表現瞭他對解脫矛盾苦悶途徑的尋求，基本上也可算在這一類裡。主要寫懼禍憂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詩人徹夜不寐，對著清風、明月起坐彈琴，耳中傳來孤鴻悲鳴，不禁使他“憂思獨傷心”。第3首“嘉樹下成蹊”就比較明白地說出瞭在秋冬萬物凋零時節中“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的沉重心情。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長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榮丘墓”等，都有較明顯的憂生情緒。在詩歌中嗟嘆人生不永，《古詩》和建安詩歌中就有不少。謝靈運就曾說曹植“頗有憂生之嗟”（《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阮籍父親阮瑀也好作這一類詩。不過到阮籍的時代，政治形勢更為險惡，他結合著自己的身世，不論在思想深度和表現技巧上又都有所發展。
“譏刺時事”，是阮籍詩中相當“隱避”因而頗難坐實的內容。前人曾在這方面下過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說紛紜而大部分還難作定論。隻有少部分篇章，能夠體味出確有涉於時事，或者蘊含著對某種事實的看法。如第31首“駕言發魏都”，是寫戰國時梁惠王耽樂而軍敗身亡事的，陳沆以為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賢講武，……不亡於敵國，則亡於權奸，豈非百世殷鑒哉！”（《詩比興箋》）其說近是。不過詩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還應包括整個魏末時期。又如第67首“洪生資制度”，是寫“洪生”即鴻儒的，詩中說他們憑借著禮樂制度和次序紀綱，擺出道貌岸然姿態，但他們的言論行為，都是虛偽的，末二句說“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表示瞭詩人對這些“禮法之士”的批判態度。
《詠懷詩》在藝術上具有很大魅力。它的風格渾樸、灑脫、含蓄。形成這種風格的原因是，詩人在寫作時不去刻意雕琢煅煉，而是憑著自己的感情所至，來驅遣才力，自然成文。這就是劉勰所說的“阮籍使氣以命詩”（《文心雕龍·才略》）。另外，這種風格的形成，與描寫上的不拘執實事、多用比興也有關系。阮籍詩中的比興，運用極為普遍，幾乎無篇不比興。比興的素材很廣泛，包括歷史故事、典籍載記、神話傳說，直到眼前景物，信手拈來，皆成文章。如第2首“二妃遊江濱”，通篇以鄭交甫遇二妃的傳說作譬，抒發詩人與某友人“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的感慨。第6首“昔聞東陵瓜”，又以漢代召平行跡為喻，烘托出詩人“佈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的胸臆。第21首“於心懷寸陰”，又寫沖天的玄鶴不與鵪鶉遊於中庭，來表示詩人不屑與禮法之士為伍的決心。諸如此類的比興，使詩篇呈現出一種才藻艷逸的風貌。又由於阮詩的比興在意念上往往不是很切近的，而是比較悠遠、曠放，給讀者以較為寬廣的聯想餘地，這就增強瞭詩篇“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鐘嶸《詩品》上）的含蓄效果。
影響及作品流傳 阮籍這樣的文人，在封建時代裡有一定代表性。他的《詠懷詩》繼承瞭建安詩歌的傳統，在五言詩的領域裡作瞭新的開拓，並形成瞭獨特的藝術風格，受到後世的廣泛重視。文學史上有不少詩人都仿效作《詠懷詩》。陶淵明、庾信、陳子昂、李白等優秀詩人，都從阮籍的詩歌作品中汲取養料，從而豐富瞭他們的詩歌風格。
阮籍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過他的作品散失的並不多，以詩歌為例，《晉書·阮籍傳》說他“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看來全部流傳瞭下來。明代曾出現多種輯本，張溥輯《阮步兵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傢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瞭《阮籍集》。註本有近人黃節的《阮步兵詠懷詩註》，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