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期刊。月刊。中國作傢協會機關刊物之一。《人民文學》雜誌社編輯、出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創刊最早、影響最大、以發表創作為主的全國性文學刊物。
《人民文學》創刊於1949年10月25日，毛澤東為創刊號題瞭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第一屆主編茅盾在《發刊詞》中指出：《人民文學》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各種文學樣式，反映新中國的成長，表現和讚揚人民大眾在革命鬥爭和生產建設中的偉大業績，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以發揮其教育人民的偉大效能。”同時，《人民文學》還要在“培養群眾中新的文學力量”、“建設科學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等項工作中起到與其所處地位相應的積極作用。它的歷屆主編、副主編和編輯委員會，都是由卓有貢獻與威望的作傢、詩人、評論傢與編輯擔任和組成的。從1949至1966年，先後擔任過主編、副主編的有茅盾、艾青、丁玲、邵荃麟、嚴文井、秦兆陽、葛洛、張天翼、陳白塵、韋君宜、李季等；先後擔任過編委的有何其芳、趙樹理、周立波、沙汀、袁水拍、胡風、吳組緗、艾蕪、魏巍、謝冰心等。
《人民文學》擔負著緊密聯系和廣泛團結全國作傢、發現和重點扶持文學新人的使命，承擔著切實推舉和及時展示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最新成果、以高質量並有特色的作品滿足人民群眾諸多方面精神需求的任務。它以發表短篇小說為主，也為中篇小說和長篇選段提供適當篇幅；同時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兼顧文學性強的戲劇、電影、曲藝等作品，並以一定篇幅或辟《創作談》等欄目，發表文學評論。在它的總體面貌上和發展過程中，顯現瞭中國文學創作各個時期的最高水平，同時也反映瞭中國當代文學歷史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征。
建國初期，活躍於民族、民主革命歷史時期的作傢，投入瞭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生活。他們描繪“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力作，文藝界領導人的重要文章，大多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茅盾、葉聖陶、胡喬木、周揚等人的文學評論，推動著新文學的健康發展。沙汀、艾蕪、舒群、周立波、劉白羽、馬烽、西戎等人的短篇小說，夏衍、老舍的話劇，臧克傢、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的詩歌，或展現革命鬥爭歷史和保衛勝利果實的壯麗畫卷，或歌贊勞動群眾開始主宰自己命運的時代變革。其中，丁玲的《“糧秣主任”》、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秦兆陽的《農村散記》、康濯的《春種秋收》等短篇小說，張天翼的兒童文學《羅文應的故事》，老舍的《從三藩市到天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散文，曹禺的話劇《明朗的天》，趙樹理的長篇小說《三裡灣》，阮章競的詩等，深受好評。這一時期，文壇湧現一批和新中國一起成長的新作者。他們中許多人的處女作或成名作，大多發表於《人民文學》。劉紹棠、白樺、王願堅、李準、林斤瀾、劉真、蕭平、王蒙、瑪拉沁夫、陳登科、聞捷、邵燕祥、李瑛、公劉、柯巖等人的作品，或煥發新生活蓬勃的朝氣，或蘊涵對歷史與未來的思索，顯示瞭建國後第一代青年作傢與詩人茁壯的生機和雄厚的潛力。
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在“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方針指引下，文壇一度呈現繁榮景象。《人民文學》及時發表一些尖銳地觸及時弊、大膽進行探索的創新之作，促進瞭文藝思想的活躍和解放，推動瞭文藝創作的進一步發展。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篇，勇敢揭示社會矛盾，奮力沖擊陳舊觀念，引起瞭巨大的社會反響。與此同時，王汶石的《風雪之夜》，蕭平的《三月雪》，駱賓基的《父女倆》，張弦的《上海姑娘》，孫犁的《鐵木前傳》，艾蕪的《雨》，李國文的《改選》，宗璞的《紅豆》等一批題材與風格新穎別致的小說，都曾令人耳目一新。
1957年秋後，“左”傾思潮逐漸發展，創作之路日漸狹窄，《人民文學》也深受影響。但久經磨煉和日臻成熟的作傢，仍在執著現實主義的藝術追求。趙樹理的《“鍛煉鍛煉”》、王願堅的《普通勞動者》、茹志鵑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傢》、馬烽的《我的第一個上級》、冰心的《回國以前》、李準的《李雙雙小傳》、巴金的《軍長的心》等短篇和周立波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趙樹理的傳記《實幹傢潘永福》，郭小川的抒情詩《望星空》，郭沫若的歷史劇《武則天》，陳白塵等人的電影劇本《魯迅傳》，曹禺等人的歷史劇《膽劍篇》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陰陽五行》等，都具有較高的認識價值和美學價值。
1961年以後，文藝政策得到瞭一定調整，文學園地又呈現新的繁榮。《人民文學》突出顯示瞭這一時期的創作特色，所發作品題材風格大見寬廣：小說如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賴大嫂》、劉真的《長長的流水》，報告文學如徐遲的《祁連山下》、黃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散文創作如秦牧的《土地》、楊朔的《茶花賦》、劉白羽的《長江三日》、吳伯簫的《記一輛紡車》、冰心的《櫻花贊》、方紀的《揮手之間》、沈從文的《過節與觀燈》以及何為、袁鷹、曹靖華、朱光潛等人的篇章，也都別有情味。1962年5月，毛澤東應《人民文學》之請，首次發表他的舊作《詞六首》。
1963年秋後，“左”傾思潮重新加劇，《人民文學》再次受到很大局限。雖通過開辟“新花朵”、“故事會”等欄目，在發現與培養文學新人方面取得瞭一定成效，但1964年後的版面上卻難於列出引人註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文學》被迫停刊。1976年1月復刊時，雖發表瞭蔣子龍的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那樣得人心的作品，卻終遭壓制。
江青反革命集團滅亡之後，《人民文學》獲得新生。1977至1983年6月，先後由張光年、李季出任主編，副主編為葛洛、李清泉、劉劍青，擔任編委的有王蒙、孫犁、沙汀、嚴文井、張天翼、草明、賀敬之、唐弢、袁鷹、曹靖華、謝冰心、魏巍。新生的《人民文學》，為新時期文學的勃興與壯大，起到瞭重要作用。1977年11月，《人民文學》及時發表瞭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率先舉起恢復和發揚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的旗幟。12月，文藝界以《人民文學》名義召開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開始瞭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鬥爭。1978年1月，《人民文學》刊出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月和9月相繼發表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
為促進短篇小說創作進一步提高與發展，從1978年至1982年，《人民文學》接受中國作傢協會委托，連續主辦瞭五次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人民文學》所發作品占獲獎數量第一位。歷屆獲獎反響巨大的作品，如劉心武的《班主任》、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徐懷中的《西線軼事》，都出自《人民文學》。獲獎作品中，有老作傢的新成果，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馬烽的《結婚現場會》等；有中年作傢的力作，如王願堅的《足跡》、宗璞的《弦上的夢》、陸文夫的《獻身》、茹志鵑的《剪輯錯瞭的故事》、張弦的《記憶》、李國文的《月食》、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王蒙的《春之聲》、劉厚明的《黑箭》等；更多是新人手筆，如張承志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何士光的《鄉場上》、柯雲路的《三千萬》、張抗抗的《夏》、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這些作品切中現實社會課題，傳達人民心底呼聲，凝聚對歷史的沉思和對未來的熱望；或濃墨重彩，慷慨激昂；或淡遠幽雅，蘊藉深沉，無不飽含求實的向上的革新精神。
在1977～1980和1981～1982兩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獎中，《人民文學》所發作品，如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劉賓雁的《人妖之間》、柯巖的《船長》等，都是頗有激情和深度的力作。此外，《人民文學》還匯集選發瞭各種體裁的優秀篇章。巴金的《望著總理的遺像》、丁玲的《杜晚香》等，情深辭美，真誠感人。艾青的《光的贊歌》等詩篇，打動瞭千百萬讀者的心弦。曹禺的新編歷史劇《王昭君》、老舍的遺作長篇片段《正紅旗下》、魏巍的長篇《東方》選段、姚雪垠的長篇《李自成》選段等作品，都能給人以高度的藝術享受。
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學》主編，劉劍青、周明、崔道怡、王朝垠為副主編，嚴文井為顧問，組成瞭年輕化的新編委會。新編委會的其他成員有張志民、茹志鵑、袁鷹、徐遲、徐懷中、諶容、黃宗英、謝永旺、蔣子龍、葛洛。新編委會在告讀者的《不僅僅是為瞭文學》中表示：“我們希望奉獻給讀者一期期夠水平的、賞心悅目的文學刊物，我們更希望奉獻給讀者的是億萬人民的心聲和時代的壯麗而又斑駁的畫卷”。《人民文學》正為實現這一願望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