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說。
作者的生平和其他創作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一字粒民；因其書齋署“文木山房”，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又因自故居安徽全椒移居南京，故又自稱秦淮寓客。他的祖上定居安徽全椒縣以前，原居江蘇六合。曾祖吳國對，是順治十五年(1658)的探花，與詩人王士禛同榜，官至翰林院侍讀，提督順天學政。祖父一輩吳晟是康熙丙辰(1676)進士，吳昺昺是康熙辛未(1691)榜眼。吳敬梓的親祖父吳旦以監生考授州同知。60年間，他們一傢有進士、舉人等功名以及出仕的官員十四、五人，貢生、秀才之類還不計在內。吳敬梓的傢庭可說是科甲鼎盛的縉紳世傢。
吳敬梓的生父名雯延，吳敬梓是他的三個兒子中最小的一個。他被過繼給長房吳霖起為嗣。霖起是康熙丙寅(1686)的拔貢，曾任江蘇贛榆縣教諭，就在吳敬梓考取秀才的雍正元年(1723)死去，其時吳敬梓23歲。
吳霖起死後，近房中不少人覬覦遺產，吳敬梓是嗣子，便給瞭他們以可乘之隙，於是發生瞭吳敬梓《移傢賦》中所說的“兄弟參商，宗族詬誶”的爭產糾紛，乃至發生瞭親族沖入傢中攫奪財產的事件。吳敬梓的堂兄吳檠在《為敏軒三十初度作》一詩中，曾追記其事。這件事不僅刺激瞭吳敬梓，使他看清瞭封建社會傢族倫理道德的醜惡本質，認識瞭那些衣冠楚楚的縉紳人物的虛偽面目，使他和那些倚仗祖業和門第做寄生蟲的庸俗人物分道揚鑣。作為縉紳階級的叛逆，他首先揮霍遺產，30歲以前，就將田產房產都消耗光瞭。結果“田廬盡賣，鄉裡傳為子弟戒”（《減字木蘭花》的註腳）。在傢鄉輿論的壓力下，他再也不願在全椒生活下去，終於在33歲時移傢南京，開始瞭他的賣文生涯。36歲那年，曾被薦應博學鴻詞之試，但隻參加瞭省裡的預試，就托病辭去瞭征辟，甘願過素約貧困的生活，一直到最後客死在揚州旅次。《儒林外史》的寫作年代難以確定，但至少下半部是在吳敬梓定居南京、辭去征辟以後陸續寫成的。此外，吳敬梓一生還寫瞭不少詩、詞、文、賦，部分結集在今存的《文木山房集》中。他晚年也曾治經，著有《詩說》7卷，今佚。但那些作品的價值和影響，都遠遠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比。
《儒林外史》的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 《儒林外史》表面上寫明代生活，實際上展示瞭一幅18世紀中國社會的風俗畫。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狀態為中心，從揭露科舉制度以及在這個制度奴役下的士人醜惡的靈魂入手，進而諷刺瞭封建官吏的昏聵無能，地主豪紳的貪吝刻薄，附庸風雅的名士的虛偽卑劣，以及整個封建禮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藥，乃至城鄉下層人民都在這種社會秩序下靈魂被歪曲得不成樣子。吳敬梓揭發瞭這些醜惡的人物和他們的關系，並通過具有說服力的藝術形象揭露瞭造成這些人物的社會制度，因而他的諷刺就給瞭封建社會以有力一擊。小說也宣泄瞭作者對善良人物的誠摯深厚的愛心，表明瞭藝術傢善善惡惡、愛憎分明的態度。
抨擊腐蝕士人靈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會批判的主要方面。小說一開始就給讀者展現瞭兩個被科舉制度塑捏得既可憐又可笑的人物──周進和范進。周進應考到60歲，胡子已經花白瞭，還是一個老童生，隻得到薛傢集去教村塾，受盡瞭新進秀才梅玖的奚落和舉人王惠的卑視，最後連個教書的飯碗也保不住瞭。因此，當他由於偶然的機會，去參觀省城的貢院時，半生蘊蓄的辛酸逼使他不由得“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蘇醒後滿地打滾，放聲大哭。可是當他一旦中瞭舉，聯捷成進士，做瞭國子監習業以後，曾經奚落過他的梅秀才便冒認自己是他的學生，他早年寫在村塾中的對聯也成瞭“周大老爺的親筆”，必須揭下來裱好；這個當年受人鄙視的窮老頭子就被用金字寫成的長生牌位供起來瞭。
吳敬梓墨跡
周進的故事側重於寫這個人物發科前後的命運，范進的故事除瞭描敘他本人的前後遭遇外，更著力於描寫他命運的轉變中圍繞在他周圍的人物的色相。作者在更大的范圍裡揭示瞭科舉制度對社會各色人等的毒害。20歲起應考不舉的范進，垂老才因周進的賞識，考取秀才並中瞭舉，他的妻子、母親、丈人胡屠戶、鄉紳張靜齋，以及鄰裡鄉黨，立刻由憎厭一變而為諂諛。世態炎涼在這裡被作傢刻畫得淋漓盡致，並且揭露瞭那些把八股文視為學問的精華、把科舉制度當作道德規范的代表人物的本相。而這些道德傢的操守，也隻是打秋風、通關節、魚肉人民、武斷鄉曲，而且愈貪酷，也就飛黃騰達得愈快。吳敬梓把那些科舉出身的上層人物刻畫得入木三分，通過對科舉制度的抨擊，揭出瞭這個烏煙瘴氣的社會的痼疾之所在。
在科舉制度的魔影下，那些科場敗北，撈不到功名，從而也無法進入仕途的人，其所以要作詩，刻詩集，結詩社，擺酒宴，寫鬥方，充當名士，目的也無非是想取得和科舉出身相等的社會聲價。書中，頭巾店老板兼做名士的景蘭江，議論醫生兼名士的趙雪齋時，就曾經說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那個不曉得有趙雪齋先生？隻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
作品揭示附庸風雅的名士之泛濫，也是這個腐朽的社會制度在士人精神狀態上的一個重要反映。上至塚宰子弟胡三公子，也因“死知府不如活老鼠”，要擠進名士堆中去繃場面；狗屁不通的舉人衛體善、貢生隨岑庵，都要拖著八股腔，去做些“且夫”、“嘗謂”之類的歪詩。下而至於頭巾店老板景蘭江，為做詩把本錢做得精光；鹽務裡的巡商支劍峰，也戴著頭巾，吃醉瞭酒滿街吟詩，被府裡二爺一條鏈子鎖瞭去；乃至於乳臭未幹的牛浦郎，也要冒充老名士牛佈衣去闖江湖；妓院老板王義安、測字先生卜言志、刻字匠郭鐵筆，上述所有這些各色各樣的人物，他們都要想方設法地混到名士的行列中去。
吳敬梓不是一味憤世嫉俗的冷酷的作傢。他在鞭撻這些社會寄生蟲、揭露這個社會之所以有如此卑下的精神狀態的底蘊的同時，對社會下層的善良人物寄以深摯的同情和愛心。在《儒林外史》中，和尖刻的諷刺相輔，作者用酣暢飽滿的抒情詩的筆調，歌頌瞭許多正直仁善的人物，傾註瞭對他們深摯的愛，如甘露寺老僧對旅居無依的牛佈衣的照料和慰藉，以及為他料理喪事的情景；牛浦郎的祖父牛老兒和親傢卜老的相恤相助的情誼；鮑文卿對落魄的倪霜峰的照顧和對倪廷璽的收養，等等，作者都將深厚的同情，寄托在樸素無華的白描中，表彰瞭這些善良的靈魂的美德。這種對下層人民的優良品德的如此深情的描繪，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也不多見。其中更令人感動的是描寫向鼎和鮑文卿這對地位迥異的正直人物的道義之交的數回，這些充滿激情的場面，是《儒林外史》精采而有魅力的篇章。這種對善良人物的熱烈的愛慕，透露瞭作者對生活的真摯的愛的本性。
《儒林外史》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它既正面控訴瞭封建禮教和道學的虛偽，也隱隱透露瞭清代文字獄的殘酷；既刻畫瞭統治制度的腐朽，也寫出瞭城鄉風俗的頹敗。吳敬梓比他的同時代人更清醒、更深刻地認識到這個社會不可容忍的弊害，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提出改革這些弊害的方案。他隻能提出要求知識分子講究文行出處，提倡以禮、樂、兵、農來濟世，而在整個社會制度沒有產生革命性的變革的歷史條件下，他的主張顯然是辦不到的。這個致命的弱點，反映在他的小說中，就出現瞭他所蓄意創造的那些理想人物的軟弱無力。小說後半部的那些正面人物如虞博士、莊征君等，都是形象不豐腴、沒有生命力的人物。小說中祭太伯祠的場面、郭孝子的故事、蕭雲仙的故事、湯鎮臺的故事等宣示禮、樂、兵、農的情節，便隻能靠傳聞，靠傳統故事，靠缺乏生活的虛構敷衍成篇。這些是小說的敗筆，以至人們懷疑是否是後人竄入的。但小說中主要的篇幅，那些吳敬梓有豐富生活基礎和卓越的藝術認識的部分，特別是諷刺藝術的成就，使《儒林外史》成為中國古典諷刺文學的傑作。
吳敬梓是刻畫人物性格的巨匠，隻消三言兩語，人物形象便勾勒出來瞭，他們內心的隱秘全部揭開瞭。作傢在描畫他們片刻活動時，已經將人物的歷史、他們生活的全部本質攝取在內瞭。臥閑草堂本所附的評語說：“慎勿讀《儒林外史》，讀竟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關於書中的人物，據吳敬梓的姻戚晚輩金和的跋文說，大都是當時實有的人物，“或象形諧聲，或庾詞隱語，全書載筆，言皆有物，絕無鑿空而談者。若以雍乾間諸傢文集細繹而參稽之，往往十得八九。”金和指出杜少卿即作者的自況，馬純上即馮萃中，遲衡山即樊南仲，牛佈衣即朱草衣等20多個例子。這當然不是毫無根據的，藝術傢肯定要從現實中擷取素材，以他所熟悉的真實人物為模特兒的；但吳敬梓絕不是單純地記錄真人真事，他將自己的生活經驗所凝成的藝術認識熔鑄在人物身上，使他們具有獨創的個性，成瞭能概括廣泛社會關系的形象；並通過人物的交際，呈現出整個社會生活的圖景，並對所呈現的生活作出評價。在中國古典小說作傢中，象吳敬梓這樣帶著高度自覺的目的性，用藝術創作來“指摘時弊”的也罕有其匹。《儒林外史》的藝術效果，是吳敬梓的理想、他的創作動機的直接的實現。
《儒林外史》並沒有一個或幾個貫穿全書的主角，也沒有起訖完整的情節。“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很近於當代文學理論所說的“生活流”式的作品。小說開頭用“楔子”標舉瞭一個不慕榮利、不隨俗俱流的理想人物王冕，接著使“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同前），最後以四個市井奇人的故事作結，其規制也如中國古代史書中的列傳的擴大化。由於吳敬梓塑造人物性格的卓越能力，他通過人物之間的輻射，前後人物和事件的呼應，呈現瞭紛沓的生活的本源狀態，揭示瞭社會關系的本質，從而使《儒林外史》成為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
《儒林外史》的影響和版本 《儒林外史》是中國敘事文學中諷刺藝術的高峰，它開創瞭一個以小說直接評價現實生活的范例。它的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處於崩潰期的19世紀後半葉尤其顯著。晚清的長篇小說，凡稍能吸引讀者註意的，沒有一種不受它的影響。清末的小說，如《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等文學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品，縱使所反映的現實生活的角度和藝術成就不同，都可以視為它的餘脈。《儒林外史》和比它稍晚的《紅樓夢》，標志瞭中國長篇小說從內容到形式的成熟。《儒林外史》擺脫瞭傳統小說才子佳人的香艷俗套，全書沒有一個愛情故事，隻依靠對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真實的藝術塑造，取得巨大的生命力。
《儒林外史》歷來有50回、55回、56回等歧說。吳敬梓的友人程晉芳的《文木先生傳》中說，原稿50回，金和的跋文中說它本來是55回，並說最早的刻本是金兆燕乾隆間任揚州教授時所刻。但金刻本至今未見，是否55回，沒有實證可以斷定。現存最早刻本是嘉慶八年(1803)臥閑草堂本，刻書已在作者逝世後50年，為56回本。此後比較有名的，有同治十三年(1874)的齊省堂本和同年的《申報》館活字本，都出於臥閑草堂本的56回本。迄今可據的材料，還不能證實原作為50回或55回，隻能根據現存最早的版本認為全書應為56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