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中國西漢哲學傢、教育傢。廣川（今河北省景縣）人。漢景帝時為博士，授徒講學，採用老學生帶新學生的方式。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應召對策，系統地提出加強中央集權制的主張。遣為江都王相，又調任膠西王相，因恐久職獲罪，病免歸歸傢，著書講學以終。有關董仲舒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著錄123篇，大部分已亡佚。今存由後人輯錄的《春秋繁露》82篇，《漢書·董仲舒傳》載有《對賢良文學策》，其他散見於《史記·儒林傳》、《漢書》的《五行志》、《藝文志》、《食貨志》、《匈奴傳》。
董仲舒適應漢武帝時代政治上統一的需要，把戰國以來的各傢學說以及儒傢各派，在《春秋》公羊學的名義下融匯起來，建立瞭“天人感應”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理論依據。在教育方面，他總結瞭秦王朝滅亡的教訓，繼承和發展瞭儒傢思想，為漢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瞭理論基礎。班固說：“推明孔氏，抑黜百傢，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董仲舒認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於天”，故權力隻宜獨攬而不容分割。封建大一統是天地不變的原則。“天不變，道亦不變。”但他指出，政令的統一必須以思想學術的統一為前提。因為儒傢最重視正名定分，最合於封建中央集權政體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張以儒傢思想作為統一思想學術的準繩，他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這一“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的政策建議，被漢武帝采納，就開瞭中國封建社會以儒術為“正統”的先河。
董仲舒一方面認定帝王“受命於天”，另一方面又借假天威，諫勸帝王治國理民要“承天意以從事”。“天道”表現為陰陽，陽主生，陰主殺，陽為主，陰為輔。因此，帝王按“天道”的法則來統治人民，就應當以德教為主，刑罰為輔。“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他又從“天人合一”的思想出發，認為人性也是由“天”決定的，提出“性三品”說，把人性分為三等：“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聖人之性”生來就超過善。“鬥筲之性”生來無善質，後天又無成善的可能。“中民之性”是絕大多數人的“性”（故又稱“萬民之性”或“民性”）。董仲舒認為：“民性”生來有善質而又未能善。因為“民性”先天含有陰陽兩氣：陰表現為“貪”，“貪”是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情欲，其勢“如水之走下”，是產生一切罪惡的根源；陽表現為“仁”，“仁”是一種善質，但它還不是道德觀念，隻是後天成善的根據。因此，董仲舒認為，“民性”在後天有或成善，或成惡兩種可能性。要使“民性”成善，就必須節制其情欲，而情欲的節制，則全賴於帝王對他們進行教化。通過教化，使人民“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又是“天意”決定的。“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五紀”，即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規范。他重視仁和義，尤其強調義的重要性。他說“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也就是說“愛人”必先“正我”。他把“利”看作是“義”的大敵。“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為義者，利敗之也”。因此，要“正我”“為義”，就要不為利欲所驅，做到“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果人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就能各安於自己所處的地位，不相互爭利，國傢也就可以安定。董仲舒這一套從天道到人性，從人性到道德的教化理論，目的是要統治者對人民灌輸封建道德，加強精神上的統治，從思想上消滅“犯上作亂”的根源。他說“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止”。
董仲舒還認為，吏為“民之師帥”，教化的統治術能否推行，關鍵在各級官吏。他要求選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獨任執法之吏”，他更反對當時“任子”和“訾選”的入仕制度。他認為選用官吏應以“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為原則。隻有賢能的官吏才能擔當起教化人民的職責。於是他又提出瞭察舉和興辦太學這兩項政策建議。他向漢武帝建議，規定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們管轄的地區內，貢舉賢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錄用。貢舉賢能者賞，貢舉不肖者罰。這樣，諸列侯和郡守就會盡心訪求賢才，天下的賢才也就能為朝廷所用。
董仲舒認為，朝廷求得賢才最根本、最可靠的辦法，是興辦太學，通過教育培養賢士。他對漢武帝說，平日不培養士，而想求得賢士，就像玉不經過雕琢而要求玉有文彩一樣；培養賢士沒有比辦太學更為重要的瞭。太學設在國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轄之下，聘請高明的教師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地考問他們，以發展他們的才能，這樣，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瞭。正由於太學培養出來的人才，受過系統的儒傢經典的教育，選派他們擔任各級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傢的一套統治術去教化萬民。所以董仲舒認為，太學是培養人才的場所，也是推行教化統治術的一項根本性措施。“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議興辦太學，培養既忠君又善於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為瞭維護和加強封建中央集權制。他把春秋戰國以來所形成的私傢養士的風氣，發展成由封建國傢統一的養士制度，對中國古代教育是有貢獻的。此後，太學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學府之一。
參考書目
《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