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戲曲傢。字勤之，號棘津，別號鬱藍生，浙江餘姚人。諸生，工古文詞。他出身官宦世傢，曾祖呂本是嘉靖時的宰輔。祖母孫鐶“好儲書，於古今劇戲，靡不購存，故勤之汎瀾極博”。（王驥德《曲律》卷4）其父呂允昌，字玉繩，號薑山，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官宣城司理、吏部主事和河南參議，他嗜書成癖，特別喜歡小說戲曲，為瞭使《牡丹亭》便於用吳音歌唱，他按昆腔的格律對它進行瞭改編。呂天成在其傢庭的陶冶下，從小就對戲曲產生濃厚的興趣。他還得到外舅祖孫鑛和表伯父孫如法的傳授，，尤精於四聲陰陽之學。後師事沈璟，與王驥德訂交，互相砥礪研習，使其曲學益加精進。
呂天成20歲開始從事戲曲創作，著有傳奇雜劇作品不下數十種，除《齊東絕倒》尚存於《盛明雜劇》中，其他均已散佚。他的戲曲作品始尚藻麗，後趨本色，音律精嚴，才情秀爽，為當時曲傢所稱頌。他又校正過南戲和傳奇《拜月亭記》、《荊釵記》、《牧羊記》、《白兔記》、《殺狗記》、《千金記》、《香囊記》、《紫釵記》、《還魂記》、《南柯夢》、《邯鄲夢》、《義俠記》、《紅拂記》、《虎符記》、《浣紗記》等28種；理論著作有《曲品》兩卷。此外，他還著有小說《繡榻野史》、《閑情別傳》以及《青紅絕句》一卷。
《曲品》主要是評論傳奇作傢和作品的專著。初稿寫於萬歷三十年(1602)；萬歷三十八年(1610)，在王驥德的建議下，對舊稿加以更訂，完成現在常見的通行本《曲品》；萬歷四十一年(1613)，又在此基礎上作瞭一次增補。增補本《曲品》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楊志鴻過錄。《曲品·自序》雲：“仿鐘嶸《詩品》、庾肩吾《書品》、謝赫《畫品》例，各著論評，析為上、下二卷，上卷品作舊傳奇者及作新傳奇者，下卷品各傳奇。其未考姓字者，且以傳奇附；其不入格者，擯不錄。”所謂“作舊傳奇者”，指元末至明初的南戲和傳奇作者；“作新傳奇者”則指嘉靖、萬歷年間諸作者。凡是嘉靖以前的作者和作品，分為神、妙、能、具四品；以後的作者和作品，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再分上中下三等。又附論作南劇者2人及作散曲者25人。萬歷三十八年(1610)的通行本，記載戲曲作者90人，散曲作者25人，傳奇作品192種。萬歷四十一年(1613)的增補本，戲曲作者增至95人，傳奇作品增至212種（在釋曲部分尚有南戲、傳奇和雜劇35種未統計在內），散曲除個別作者更動外，人數仍依舊。這些傳奇作品僅20種作品見於永樂大典戲文目錄、高儒《百川書志》、徐渭《南詞敘錄》和晁瑮《寶文堂書目》，其餘192種均是首次著錄。
《曲品》不僅保存瞭眾多的傳奇作傢和戲曲目錄資料，其中不少論述和評語，不乏真知灼見，尤其是關於劇本創作方面的見解，直到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呂天成認為題材要奇，但強調“事真，故奇”（顧大典《義乳記》），這在當時是很有針對性的。他又指出傳奇並非“信史”，可以“有意駕虛，不必與事實合”，人物和情節允許通過“傳奇法”進行藝術虛構，但必須合乎情理。又如，明代萬歷以前的曲論講結構時，隻側重於散曲和戲曲曲文的謀篇佈局，而呂天成則註意聯系舞臺演出實踐，他認為汪廷訥的《三祝記》，“摭事甚侈，而詞亦富贍；若演行，猶須一刪”。他批評湯顯祖的《紫簫記》“太曼衍”，不適合在場上搬演，“留此清唱可耳”。因此，他主張情節要刪繁就簡；人物要重點突出，主次分明；事件安排要曲折巧妙，前後呼應。他厭惡傳奇創作中的因襲現象，強調創新，反對落套。對許潮的《泰和記》和沈璟的《博笑記》等作品敢於突破傳奇體制的革新精神，予以肯定。對當時劇壇上爭論的一些重大問題也極為關註，並提出瞭很中肯的意見。如嘉靖、萬歷年間，許多曲論傢就“本色”和“當行”問題展開瞭熱烈的辯論，呂天成認為他們並未把這兩者的概念和關系解釋得清楚透砌。他說：“當行兼論作法，本色隻指填詞。當行不在組織餖飣學問，此中自有關節局概，一毫增損不得；若組織，正以蠹當行。本色不在摹勒傢常語言，此中別有機神情趣，一毫妝點不來；若摹勒，正以蝕本色。今人不能融會此旨，傳奇之派，遂判而為二：一則工藻繢少擬當行，一則襲樸淡以充本色。甲鄙乙為寡文，此嗤彼為喪質。殊不知果屬當行，則句調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則境態必是當行。今人竊其似而相敵也，而吾則兩收之。”（《曲品》卷上）這裡呂天成認為“當行”和“本色”既有聯系，又有所區別，絕不可混為一談。對湯顯祖和沈璟的不同創作主張，呂天成不持門戶之見，黨同伐異，而把他們的作品並列為上上品，給予極高的評價：“予謂：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間應有此兩項人物。不有光祿（沈璟），詞硎不新；不有奉常（湯顯祖），詞髓孰抉？”他認為應當互相結合，取長補短，“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雙美者乎？”這個見解為後來的曲論傢們所接受。
在著錄和評論明代傳奇的論著中，除徐渭的《南詞敘錄》（成書於嘉靖三十八年）外，以《曲品》的年代最早，搜羅最富，對後世影響較大。但《曲品》畢竟是300年前的論著，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王驥德就曾經指出：“勤之《曲品》所載，蒐羅頗博，而門戶太多。”又說：“復於諸人，概飾四六美辭，如鄉會舉主批評舉子卷牘，人人珠玉，略無甄別。蓋勤之雅欲獎飾此道，誇炫一時，故多和光之論。”（《曲律》卷4）這個批評無疑是正確的。
《曲品》的明刻本已散佚。現通行的幾種刊本，均出自劉世珩傳鈔曾習經所見的清鈔本，不僅“字晦句，層出迭見”，而且劉世珩、王國維和吳梅等人又據己見增訂校補，致使面目失真。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乾隆楊志鴻鈔本《曲品》，既可訂正通行諸本的簡脫和誤，又增補不少新的材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