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在中華民族史上的起源與發展進程。
古代工藝化學 人類觀察、利用和研究化學變化是從化學工藝開始的。
陶瓷化學 大約170萬年前，中國各地區的先民通過擊石取火、鑽木取火得到火種，慢慢學會瞭用火，並逐步瞭解瞭火的習性。由於偶然中發現火可使黏土發生燒結使之成為堅硬的陶塊塊，導致瞭制陶工藝的誕生。大約距今1萬年前的時候，他們摸索到燒陶的技術，制作出原始陶器。由低級到高級，從新石器時代的後期（距今約5 000年前）到東漢時期先後發展出瞭彩繪紅陶、蛋殼（薄壁）黑陶、白陶、印紋硬陶、青釉硬陶和綠釉陶等多個品種。這是用化學手段制造出來的第一類自然界不存在的物質，為人們提供瞭新的生活用具和建築材料；也為冶煉熔鑄金屬和釀造工藝的出現創造瞭條件。在制陶過程中人們學會瞭淘泥澄濾、制坯成型；創造瞭橫式與豎式的陶窯；探索到提高爐溫和調節爐內氣氛的手段，並開始采集、運用天然礦物顏料。先進的制陶工藝導致瞭中國在漢代時期發明瞭獨特的以瓷土燒造、附著石灰釉的真正瓷器（見陶瓷器）。中國瓷藝發展很快，歷朝各代都是名窯林立，瓷藝與花樣品種不斷推新，唐代、宋代不僅有瞭多種色釉瓷，還有兔毫油滴釉、窯變形成的絢麗彩釉、蔥翠如梅子的青釉、貌似冰裂紋的“開片”瓷釉，更成為瓷藝中的絕技。元代、明代又推出瞭釉上、釉下的彩繪瓷。到清代雍正、乾隆時期，璀璨的五彩瓷、粉彩瓷、琺瑯彩瓷的發明把中國古代瓷藝推到瞭頂峰，達到黃金時代。在外國人心目中精美的瓷器竟成瞭中華文明的象征。在制瓷過程中瓷土與釉料的篩選、溫潤純凈色釉（如白釉、青釉和紅釉）的形成、礦物顏料的精選、加工、制造及釉料、顏料在各種窯火氣氛中的呈色作用客觀上都使古代工匠大大加深瞭對化學變化神奇作用的認識。與制瓷技藝發展的同時，中國制陶技藝並未停滯，仍在推陳出新。南北朝時掌握瞭燒制彩色琉璃建築材料的技術，在此基礎上唐代出現瞭低溫鉛釉的“唐三彩”，它以孔雀石粉、赤鐵礦粉、含鈷軟錳礦粉為呈色劑，造就瞭別致的，以白、綠、黃3色為主的，互相交織浸潤的多彩色釉，且塑藝高超、造型豐富，行銷海內外，至今盛名不衰。宋代時，常州宜興地區又湧現出瞭以當地特有的高鐵紫泥為原料燒造而成的無釉細陶“紫砂陶”，更是品種繁多，形象逼真，尤其是紫砂茶具成為集中國古代詩詞、繪畫、篆刻、書法於一身的藝術精品，且造型別致多姿、耐驟冷驟熱、保溫性能好，所以受到百姓，特別是文人墨客的青睞，也受到中外陶瓷鑒賞傢和收藏傢的鐘愛。它堪稱中國古代陶品化學工藝的頂峰。
冶金化學 繼制陶工藝之後，冶金化學工藝出現。中國大約在距今4 500多年前開始冶煉紅銅和錫青銅，用的是把綠色孔雀石或孔雀石與錫礦石混上木炭一起在陶質器皿中加熱燒煉的方法。到瞭商殷時代青銅（見銅合金）冶煉已達到鼎盛時期。已經冶煉出瞭金屬鉛和錫，可以用三種金屬按一定比例熔合煉制青銅。造型端莊、紋飾精美、重達875千克的“司母戊”大鼎是其代表作（含銅84.8％、錫11.6％、鉛2.8％）。為冶煉金屬，這時有瞭豎爐，利用瞭耐火材料，發明瞭鼓風用的“皮橐”。及至戰國時期，青銅器已大量生產，從過去以生產禮器為主過渡到大量制造兵器、貨幣和一些農具，已初步瞭解到青銅中銅、錫的比例與青銅器性能之間的某些關系，所以《考工記》中有瞭“六齊規則”的記載。中國先民用鐵是從隕鐵開始的。到春秋時期才掌握瞭從赤鐵礦冶煉金屬鐵的工藝。發明時期雖較晚，但因有瞭煉銅的豐富經驗及高大的冶煉爐與先進的鼓風設備，所以進步很快。戰國時期已經同時冶煉出瞭“塊煉鐵”和生鐵，並很快摸索到它們的不同特性和合適用途。塊煉鐵冶煉溫度低、夾雜物多，但含碳量低接近熟鐵，熔點高、質地柔軟而堅韌，所以適於鍛造器物，多用於制造兵器。生鐵熔點高，含硫、磷雜質多，質地硬脆但耐磨，所以適於鑄造器物，多用於制造農具和車具。中國古代的生鐵，從戰國時期到漢代，先後出現瞭4個品種，即白口鐵、灰口鐵、麻口鐵和韌性鑄鐵。韌性鑄鐵的出現表明當時工匠已掌握瞭退火柔化處理技術。中國也較早地掌握瞭多種煉鋼技術，從戰國到南北朝時期，先後發明瞭：①鍛打塊煉鐵煉成滲碳鋼的技藝，並掌握瞭淬火工藝，且最後形成瞭百煉鋼工藝；②炒鋼技藝；③通過生鐵與熟鐵混合加熱的“團鋼”工藝。所以中國當時的煉鋼技藝在中古時曾處於世界前列。此外，中國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初步掌握瞭從丹砂（紅色氧化汞）燒煉水銀（汞）的技藝，並發明瞭鎏金術；東漢發明瞭以黑鉛結銀的“灰吹法”冶銀技術；唐末至宋初時掌握瞭以爐甘石–紅銅合煉生產黃銅的技藝；明代時大概從波斯或印度學到瞭煉鋅術，還作瞭不少改進。
釀酒 中國先民大概在遠古時就已從發黴、發酵的野果和谷物中品嘗到酒香和酒味。在有瞭陶質器皿後，約在距今4 000多年前開始有意識地通過糧食的自然變黴、發酵制作酒漿，以供祭祀和飲用。西周已有瞭系統的經驗，《禮記·月令篇》已記述瞭負責釀酒事宜的官員“大酋”在仲冬釀酒時必須監管好的6個環節，包括原料秫稻、曲糵麥芽、水泉、釀酒陶器、柴火等。及至漢代酒工已從利用麥糵糖化、發酵發展到培養、制作多種優良的釀酒曲種。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曾詳細總結瞭當時北方的12種造酒用曲的制作方法。宋代酵酒技藝又有瞭重大突破：有瞭優良菌種的延續和推廣的經驗；朱翼中所著《北山酒經》更系統地記載瞭南方的各種造曲法；發明瞭在高溫菌紅米黴作用下生成的紅曲；發明瞭酒蒸餾器和蒸餾技術，取得瞭味極濃烈的燒酒。其他的醇造工藝，如作醋、造醬、制酪等也已成熟。總之，在生物化學的早期利用上中國也曾有過重大貢獻。
制糖 中國先民在掌握谷物釀酒的同時也逐步學會瞭以稻米、高粱為原料，煮後加入麥芽經過保溫糖化而制作飴糖，《詩經》中已有記載。唐代四川遂寧地區出現瞭從蔗糖制作結晶冰糖（糖霜）的技藝。明代福建的糖匠更發明瞭利用泥漿吸附作用的蔗糖脫色法，從此雪白的蔗糖問世。
洗染 在中國古代的洗染行業中也不乏化學方法的利用。例如：①靛藍的制取是利用堿性石灰水、酶的作用和日光的氧比化從藍草中將藍苷浸取、沉淀而制成的；染藍過程又利用發酵作用將其先還原為可溶性的靛白。②在提取紅花中的紅色素時利用瞭堿水（石灰水、草灰水）浸取、酸水（醋、烏梅水）沉淀的交替處理，來分離紅花中的黃、紅兩種色素。③曾利用綠礬與五倍子殼、橡栗殼中的單寧質相反應，制作成黑色媒染染料。④在以茜草、紫草染紅時利用瞭明礬的媒染作用，而且顏色更深艷。礬類的廣泛應用也促進瞭綠礬、明礬、黃礬等的化學加工。與染色相關的還有絲麻及織物的漂洗。除瞭最早利用的藜灰（冬灰）外，魏晉時已利用皂莢粉作洗滌劑。唐代又將皂莢粉與米粉、香料混合制成“澡豆”。魏晉時還發明瞭用豬胰、面粉與皂莢粉混合制成的豬胰澡豆。唐代時它發展成為由面粉、豆粉與眾多中草藥白芷、白術等與豬胰合搗成的合膏。及至元代便正式成為豬胰與堿合煉成的中國傳統“胰子”（肥皂）瞭，它所含的多種消化酶，可分解脂肪、蛋白質造成的污漬。
煉丹術 古代煉丹術可視為化學的原始形式。中國煉丹術自漢初肇興到清代基本消亡。那些虔誠的方士以制造令人長生不死的金丹神藥為主旨。這種虛妄的夢想雖以破滅告終，但他們曾涉水攀山，尋訪百藥；登臨深山高嶺修壇建爐，在煙塵毒氣中奮鬥瞭1 800餘年，雖於長生羽化勞而無功，但卻豐富瞭中國的醫藥寶庫。他們切實地操作瞭原始的化學實驗，觀察瞭眾多的化學現象，合成瞭一系列重要而純凈的無機制劑，如靈砂（硫汞還丹，HgS）、朱粉(HgO)、粉霜(HgCl2)、輕粉(Hg2Cl2)、鉛丹(Pb3O4)、黃丹(PbO)、鉛霜（醋酸鉛）、玄黃(HgO–PbO)、砒霜(As2O3)、雄黃與雌黃(As4S4與As2S3)、各種礬等；並不斷改進瞭升煉水銀的方法。這些制劑在宋代就廣泛被本草學傢臨床試驗，至明代很多成為瘍科聖藥的主要成分。丹爐升煉丹藥的化學方法也被繼承下來。方士們也曾試煉人工金銀，在失敗中卻創造瞭雄黃金（砷黃銅）、丹陽銀（砷白銅）、銅（鋅黃銅）、白錫銀（錫汞合金）等重要合銀，並最早試驗瞭膽水煉銅（見膽銅法），為古代冶金學作出瞭貢獻。至唐代，他們更從合煉硝黃的爆燃事故中總結瞭教訓，並進而導致瞭黑火藥的發明，成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見煉金術。
中國長期處於中央集權與皇權專制交替統治下，生產力發展緩慢，社會停滯不前，文化也相當封閉，知識分子普遍尊儒讀經，追求科舉仕途，輕視雜技百藝。即使到瞭19世紀，也沒有從自身內部發生歐洲近世的那種社會大變革；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和思辨方法又缺乏希臘自然哲學的科學傳統，所以中國古代創造瞭那麼多的先進化學工藝，接觸過瞭那麼豐富的化學變化，卻從來沒有把它當成一項專門的學問來進行嚴肅的、合乎邏輯的理論探討。
近代化學的傳入 19世紀40年代，帝國主義列強終於用堅船利炮轟開瞭中華帝國的門戶。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之後，中國面臨幾千年沒有遭遇過的大變局，有識之士開始感到中國再也不能閉關鎖國，墨守祖法。清廷中的一部分上層人物如奕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人士發動瞭一場旨在求強求富的“自強運動”，核心就是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因此一批軍工和工礦企業次第興建，而亟待懂得近代科技的人才。另一方面，西方基督教的佈道事業也正處於高漲時期，眾多新教佈道組織紛紛趁中國開放門戶之機，向中國內地滲透。他們多主張在佈道的同時嘗試辦學、行醫、辦報或翻譯學術著作來宣傳近代科學技術，使中國百姓更多地瞭解西方文明。這種想法正與洋務派人士的願望不謀而合。近代化學的傳入就是從化學著作的翻譯與近代化學教育的興辦開始的。初時，開展這兩項活動的中心，一個是上海江南制造局（見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另一個是京師同文館。
1865年清政府籌辦上海江南制造局。該局於1867年開始籌劃翻譯西方科學技術書籍。次年正式成立翻譯館，由華人徐壽、華蘅芳、徐建寅等與外國傳教士偉烈亞力（英）、瑪高溫（美）、傅蘭雅（英）等合作，以口述和筆述相結合的特殊方法翻譯出版西方的科技著作。1868年3月和7月傅蘭雅又兩度向英國公司訂購瞭10餘種化學書，並購辦瞭全套化學實驗儀器和化學藥品，準備翻譯化學書籍。1868～1880年間他們先後翻譯出的與化學相關的書籍有《金石識別》（礦物學手冊）、《化學鑒原》（無機化學）、《化學鑒原續編》（有機化學）、《化學鑒補編》（無機化學）、《化學分原》（分析化學）、《化學考質》（定性分析）、《化學求數》（定量分析）、《物體遇熱改易記》（物理化學）等，比較系統地介紹瞭近代化學。在化工、冶金化學方面，他們譯有《造硫強水法》、《垸髹（漆器）致美》、《制玻璃法》、《制肥皂法》、《電氣鍍金法》、《化學工藝》和《冶金錄》、《造鐵全法》、《寶藏興焉》、《銀礦指南》等。傅蘭雅還編輯出版瞭一份中文科技刊物《格致匯編》，它是中國最早的一種近代科技刊物，創刊於1876年，1892年停刊，涉及化學的內容極多。上述化學譯本的原著學術水平不齊，有的是科普性的，相當於中等學校的教材，內容也稍嫌陳舊；有的則是剛剛出版的當代名傢的權威性專著。
1862年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興辦瞭京師同文館。它是一所新式學堂，初時是為瞭培養翻譯，從事洋務交涉，設立瞭英、法、俄、德文館。1867年洋務派領袖恭親王奕䜣力主把它從一所單純的外語學校改造為綜合性的科學學校。1871年成立瞭化學班，化學教習M.A.畢利幹（法）開設化學課程，這是中國近代化學教育的開端。畢利幹翻譯瞭《化學指南》和《化學闡原》（原著與《化學考質》相同），作為同文館使用的教材。同文館的化學教育是開創性的，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因教學質量不高，沒有培養出多少化學專門人才。
在自強運動時期，一些軍事學校和專科技術學校也曾開設化學課，如天津水師學堂、廣州西藝學堂。
在英國駐上海領事W.H.麥華陀倡議，徐壽、傅蘭雅大力籌劃、主持下於1875年在上海建成格致書院。它是一個兼有博物館、圖書館和學校性質的新式機構。1878年在那裡建成瞭中國最大的化學實驗室。徐壽還曾力主將它辦成培養專門科技人才和從事科學研究的學校，但由於風氣未開，應考者寥寥無幾，計劃終未實現。但後來在王韜主持下，設立瞭四季考課（名列前茅者贈以獎金），對普及科技、鼓勵科技學習之風都很有成績，影響頗大。但當時化學在社會上知之者仍甚少。
自強運動期間，清政府於1871～1887年、福州船政學堂於1877～1886年都曾派遣學生分別赴美、英、法留學，但受較系統化學訓練者僅三五人，而且以學習化學制造和礦務管理為主。
1876年山東登州文會館、1890年上海聖約翰學院、蘇州博文學院、杭州育英書院、南京匯文書院都先後開設瞭化學課。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後來成為清末學制改革後新設的某些中等學堂的化學教師。
近代化學的奠基 甲午戰爭(1894～1895)後，引起中國全民族的震動和覺醒，朝野上下要求革新的呼聲強烈。1898年戊戌變法達到高潮，嚴復更發出瞭科學救國的吶喊。迫於國內外各種勢力的壓力，1901年清政府中的頑固守舊派被迫同意施行新政。1904年1月正式頒佈的《奏定學堂章程》(1903年送呈，史稱“癸卯學制”)是中國教育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亦即廢除八股文，遞減腐朽的科舉考試制度（至1905年又宣佈完全廢除科舉制），確立西方教育制度（“癸卯學制”基本上是模仿日本）。按此學制，將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的新學制分為三段七級。七級包括蒙學堂、尋常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等學堂、高等學堂預科、大學堂及通儒院。從此科學教育才真正納入中國教育體制。小學主課有格致（自然科學常識），中學開設理化課程，大學堂預科中打算進入大學堂格致（理）、工、醫、農本科者則必修化學。大學格致科設化學門。從此化學教育不再是少數熱心者的愛好，而成為國傢的事業。
清末民初，大多數的省立學堂都開設瞭化學課。師資聘自日、美、英或國內教會學校的一些畢業生，或從日本留學回國者。師資力量薄弱，水平不高，實驗室更處在初建狀態。
1908年美國政府決定部分退還庚子賠款，指定用於發展文化教育事業。軍機大臣兼領學部的張之洞決定以此款選派人才留學美國，先後於1909、1910年兩度進行考送。1911年初則在北京清華園設立瞭清華學堂（1912年改名留美預備學校），每年改從各省選拔一些中學畢業生在此經短期時修後赴美國留學深造。民國以後許多省都有瞭高等學堂，各省教育廳也都定期考送一些優秀學生公費出國留學。到1924年北洋政府則將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在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建立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從此每年公開考試選拔來自全國各高等學校的優秀學生出國深造。總之，大批選送留學生出國深造的舉措為中國發展科學事業，培養高級科技人才又邁出瞭關鍵性的一步。中國早期的化學教育傢丁緒賢、張子高、任鴻雋、王璡、邱宗嶽等就是1909～1915年間被選送出國留學的。
1910年京師大學堂的格致科率先設立瞭化學門，1919年改稱化學系，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化學系。隨後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東南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四川大學、輔仁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等也先後在1921～1930年建立瞭化學系。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已有較多的獲得博士或碩士學位的、學術造詣較深的留學生歸國在大學任教並開創瞭大學的化學研究，如莊長恭、楊石先、張江樹、曾昭掄、紀育灃、高崇熙、薩本鐵、黃子卿、朱子清、戴安邦、傅鷹、高濟宇、蔡鎦生、吳學周、李方訓、柳大綱、張大煜等，他們開設瞭內容先進的各種化學課程，編寫新教材，創建化學實驗室，選擇研究課題，著手指導研究生，培育出瞭許多化學棟梁之材，為中國的高等化學教育事業奠定瞭基礎。
1928年以後，中國的與化學相關的科學研究機構也逐步建立，重要的有：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1928，上海）、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1928，上海）、北京研究院化學研究所（1924，北京）、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1932，上海）、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1934，北平）、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物化學科（1921，北京）、黃海化學工業社（1922，天津）、中國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1930，四川北碚）、南開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1932，天津）等。很多著名化學傢在這些機構中進行瞭具有開創性的或具有中國特色的、專註中國資源開發的種種研究課題，有的已達到相當先進的水平，如莊長恭、吳學周、趙承嘏、陳克恢、鄭大章、吳憲、張克忠、張洪沅等成績斐然。
從總體上考察，到1937年中國高等院校、科學研究機構的化學研究內容已經涵蓋瞭無機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放射化學、生物化學的各個方面，已為近代化學研究奠定瞭基礎，其中有機化學的研究工作開展最多，成果最豐，水平也較高。但由於實驗室條件較差，經費不足，隊伍也不夠完整、健全，與國際水平還有相當大差距。
這一時期，中國的化學學術團體也紛紛成立。早在1907年，中國在歐洲的留學生便在巴黎成立瞭中國化學會歐洲支會。1915年留美學生在美國組建瞭中國科學社。1922年在北京成立瞭中華化學工業會。1930年在美國成立瞭中國化學工程學會。歷盡艱辛，幾經挫折，直到1932年8月終於在南京成立瞭中國化學會，不久後它就成為中國化學學術團體中群眾性最廣、活動與組織最規范、聲望業績最好的一個。各學會也都主辦瞭學術刊物，其中以化學會主辦的《中國化學會會志》（英文）和《化學》（中文）最傑出。
抗戰時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 1937年7月，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瞭全面的侵華戰爭，不久中國大片地區淪陷，華北至華南的各高等院校紛紛輾轉西遷川滇內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成都的四川大學、燕京大學、華西大學和金陵大學，重慶的中央大學、重慶大學，遵義的浙江大學等形成瞭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幾個化學教育基地，以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為中心。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集中瞭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的絕大部分著名化學教授和專傢學者，加上一些新歸國的年輕教授，陣容空前整齊強大，造就瞭一批批專業人才。各校的化學系助教和畢業生許多在抗日戰爭後出國深造，不少成為國際知名化學傢和中國五六十年代化學領域裡的中堅人物、新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和學科帶頭人。
抗日戰爭期間，高等學校由於經費及實驗設備等物質條件過於艱困，且一度處於幾乎完全被封鎖的條件下，化學研究瀕於停頓，隻有極少數教授仍頑強地堅持，並得到過一定的成果。各化學研究機構則緊密結合前線抗敵的需要，戰時困難中遇到的化學問題以及後方國民經濟的維持而開展以瞭國防化學和內地資源開發、化學工業興建為重點的研究。關於醫藥提取與合成、制備染料、酸堿、酒精、殺蟲劑和造紙、制革等諸方面的研究，占瞭絕大比重。1943年12月侯德榜開創瞭氨堿聯合制堿工藝，新法在川西犍為縣五通橋永利川廠試車成功，成為當時中國化學化工界為化工事業和抗日救國作出瞭傑出貢獻的典范。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1948年間，中國與國際的學術交流增多，送出的留學生也迅速增加，化學隊伍不斷擴大，化學教育也有長足的進步。但由於戰時日寇的瘋狂劫掠和破壞，各校化學系及各類化學研究機構的重建工作十分艱巨，恢復緩慢，加之當時政治腐敗，經濟嚴重通貨膨脹，科研人員和師生的生活動蕩不安，化學研究則進展不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發展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從此中國的教育和科學研究受到政府的重視。經過很短的時間，中國的化學事業就得到穩定並很快發展，逐步地扭轉瞭基礎薄弱、水平落後的局面。
1952年進行瞭全國性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重新組建瞭綜合性的大學化學系、工科大學的化工系、化工學院、師范院校化學系。尤其是新組建的眾多工業學院（如鋼鐵、石油、礦業、地質、軍工等學院）以及醫學院校和農業院校都有與化學密切相關的系或專業。因此化學專業人才的培養有瞭急劇的發展，學科配套，隊伍更加齊整。各綜合性大學化學系的師資力量普遍有所加強，逐步設置瞭化學各分支學科的教研室和專業，組織翻譯、編寫瞭新教材。經過短時期準備後，1953年逐步恢復瞭研究生培養制度，並向蘇聯派遣瞭大批留學生。高等院校的科學研究隨之也開展起來，新建瞭大批實驗室，實驗設備得到改善。各綜合性大學化學系的科學研究以化學基礎理論和應用基礎化學為主。
科學研究體制也有瞭重大發展，出現瞭全國科學研究的統一領導和統籌規劃，得以審時度勢、集思廣益，使全國科學研究機構、高等院校以及廣大科學傢圍繞國傢的經濟、國防建設通力合作又發揮各自的優勢。1949年11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後又陸續分大區成立瞭分院，1956年成立瞭中國科學院的各學部，在國務院領導下制訂瞭12年科學發展規劃。1953～1966年中國科學院組建的與化學密切相關的研究所有：上海藥物研究所、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大連石油研究所、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沈陽金屬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北京化學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北京化工冶金研究所、廣州化學研究所、上海矽酸鹽研究所、成都有機化學研究所、新疆烏魯木齊化學研究所、太原煤炭化學研究所、西寧青海鹽湖研究所、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福州物質結構研究所。各工業部門也建立瞭許多專門的研究機構，如鋼鐵研究院、地質科學院、有色金屬研究院也都包含科研隊伍強大、實驗設備較先進的化學研究部門。
中國的化學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無論是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較大發展。傳統的化學分支學科普遍有瞭發展，內容有瞭很多創新；由於50年代初到中期，又從歐美和蘇聯留學歸來瞭許多化學傢，於是新建瞭許多較新或屬化學前沿的學科，如高分子化學、晶體與結構化學、膠體化學、量子化學、放射化學、儀器分析化學、生物化學、元素有機化學、催化與化學動力學、分子工程學等。
但從1957年以後，全國性政治運動接連不斷，中國的化學研究和化學教育發展的步伐曾受到嚴重幹擾。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則幾乎處於完全停滯的狀態。1949～1978年間，中國的科學研究與國際的接觸和交流（除與蘇聯一度有合作外）基本停頓，也造成瞭很大損失。
1978年科學大會又第三次制訂瞭全國科學發展規劃。這次規劃充分、全面地參考瞭國際科學發展的現狀，以及當時國內的科學現狀，比較重視基礎研究工作，加上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化學科學步入瞭比較正常的發展軌道，在20世紀結束以前有瞭比較顯著的成績。對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有瞭宏觀和微觀的認識：例如對化學中反應的認識在分子反應動力學、分子束技術的應用等方面取得瞭可喜的成績；結構化學也由於引進瞭最現代的測試設備如各種質譜儀、磁共振儀、各種光譜儀、各種分析用色譜儀，並自主研發瞭各種激光脈沖時間分辨裝置，分別在動力學、結構化學、光化學等領域發揮瞭作用；在材料科學方面，無機、有機、高分子材料有很多新的發展，特別是多種光、電、磁功能材料的研究從基礎到應用都有豐碩的成果。新興的納米化學也非常快迅地發展起來，如碳–60、原子簇化學都有可喜的成果；由於計算機技術信息學的發展以及各種結構測定方法的不斷發展，組合化學也以新的姿態出現，在有機合成、藥物化學方面極有前途；尤其值得註意的發展是環境及生態化學的研究，如環境污染、大氣變化、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等的研究及解決都有較好的結果。20世紀對人類生存威脅最大的可能是環境和生態的惡化，中國化學科學發展給予這個領域特別重視。1978年底成立瞭國傢級的環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在70年代成立瞭環境化學及生態學研究所，各地方也多有環境方面的研究機構相繼建立。
中國的化學研究在20世紀國內外都不利的條件下取得的進展是和各時代的化學傢們的堅韌不懈的努力分不開的。到20世紀末，中國的化學科學水平無論從研究到教育到工業各方面都已和發達先進國傢相差無幾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