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種類型法律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
根據地下文化遺存的發現，在西元前21世紀，中國已經形成瞭以夏朝為代表的相對統一的部落國傢，隨之也揭開瞭中國法制歷史的序幕。由於中國古代國情條件的特殊，決定瞭中國法制產生、發展的特殊途徑，並且形成瞭獨樹一幟的傳統，以至被世界公認為具有代表性的法系之一——中華法系。
中國古代法制經過瞭近4 000年沒有中斷的發展過程，這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是僅有有的。
夏代法律，古文獻稱作“禹刑”。從《左傳》所引《夏書》的片斷，如“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可以約略看到夏的一些罪名、刑名和刑罰適用原則。
繼夏而起的是商，商代的法制在古文獻中已有較多的記載，特別是得到瞭甲骨卜辭的確證。
西周時期，除文獻所載的《九刑》、《呂刑》以外，周王頒發的誓、誥、命也是重要的法律形式。周初在“明德慎罰”思想的指導下，形成瞭一整套斷罪量刑的原則，如區分故意與過失、一貫與偶發，罪疑從赦，上下比罪，以及罰贖等。當時，調整民事關系的法律規范和訴訟制度都有所發展，這在銅器銘文中可以找到確切的例證。
春秋戰國時期，通過鑄刑鼎向全社會公佈法律，打破瞭貴族對法律的壟斷權。魏國李悝“集諸國刑典”所著的《法經》六篇，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粗具體系的法典形式。秦商鞅變法時遵奉《法經》，並改法為律，稱為秦律。
秦統治者奉行法傢學說，任法而治。1975年12月出土的睡虎地秦簡，載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和《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各個方面，證實瞭秦“莫不皆有法式”。秦統一六國後，建立起全國統一的法制。
漢代適應新的形勢，在秦律的基礎上制定《九章律》、《傍章律》、《越宮律》、《朝律》，共60章，此外又頒佈科、令，以補充律之不足。近年來漢簡的出土，不僅反映瞭漢承秦制的連續性，而且顯示瞭漢律內容的豐富。
漢初文景二帝廢肉刑，表現瞭古代刑制的進步。至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使儒傢學說成為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自秦以來，法傢學說對法制的支配地位，至此被儒傢思想所代替，歷兩千年而未變。
魏晉南北朝時期，加快瞭法律儒傢化的進程，改革瞭法典的結構，體現瞭各族法文化的融合。因此，魏晉律和北魏律、北齊律在中國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興盛時代，隋唐的法制也達到瞭中國中古法制的最高水平。隋朝的迅速崩潰不在於法制不良，而在於隋統治者破壞瞭自己制定的法制。唐初，鑒於隋末法重刑繁，招致覆亡的教訓，統治者強調持平用法，依律斷罪。以隋《開皇律》為基礎制定的唐律，體系嚴整，內容詳備，其中薈萃瞭歷代律典的精華，是中國封建時代一部成熟的法典。唐永徽三年(652)，在朝廷的主持下，集中律學人才編纂的“律疏”，對律文作瞭精辟的解釋，不僅有助於唐律的適用，也是封建律學的最高成就。由於唐律全面而有效地維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調整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系，因而成為後世封建法律的范本，並為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等東亞及東南亞國傢所取法。
從宋朝起，封建的租佃制得到進一步發展，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從而推動瞭商品經濟的發展。適應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的變化和需求，民事法律以及民事訴訟制度都取得明顯的發展。此外，在加強專制主義集權的基本國策影響下，皇帝頒發的敕令是最常用的法律形式，以至編敕成瞭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與宋對峙的遼、金、西夏的法制，除各有其民族的特點外，也表現出與漢族法文化相互滲透與融合的特點，金章宗時制定的《泰和律義》12篇，篇目一遵唐律。
元初，循用蒙古部落的習慣法和金律，世祖統一後頒佈《至元新格》，英宗時制定《大元通制》。元代沿用宋朝的“行敕”制度，但改敕為條格，因此元代法規多是條格匯編，律令判例混為一體，內容龐雜，結構松散。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重要王朝。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如《大明律集解附例》、《大清律例》，但將唐律12篇改為名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7篇。律外制定瞭具有行政法典性質的會典和調整廣泛的《則例》。由於律文有限，且作為祖宗成法不許擅自修改，遂以條例補充律文的不足。因此明、清兩代，特別是清朝法律的變化，在例而不在律。
綜括中國古代法制可以看出，國傢制定法為法律主要形式。同時，判例法也在法律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秦簡》中的《廷行式》，就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判例法。漢代的“比”，明、清時期的“條例”，都是在個別案例的基礎上，經過總結和綜合分析，上升為一般調整的法律。制定法與判例法的互補，是中國古代法制的特點和優點之一。
中國古代宗法社會的特性，以及大一統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使得從漢武帝時起，儒傢思想被確認為社會統治思想，由此開始瞭引禮入法的歷史行程。儒傢通過天人感應的理論，論證德（禮）主刑輔的合理性；提倡說經解律，引禮入法，使以三綱為核心的禮典法典化，禮法結合由此獲得瞭穩定的形態。禮所具有的“別貴賤”、“序尊卑”的功能和精神威懾力量，影響著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成為調整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國傢之間的關系的重要手段。禮與法的結合，可以有效地推動國傢機器的運轉，成為中華法制文明最本質的特征。
由於中國古代社會是以傢庭為本位的，作為國傢的法律，一貫維持傢庭本位的社會結構，這不僅是國傢穩定的基礎，也是封建自然經濟存在與發展的要求。因此，在封建的法律體系中，調整傢庭關系的倫理立法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除國傢制定法外，流行於社會上的傢法族規，也起著調整倫理關系與族屬成員權利義務關系的作用，二者具有一致性、互補性。
中國古代的立法、司法制度也都具有鮮明的特色和輾轉相承的傳統，體現瞭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早在周朝便形成瞭因時、因勢決定刑罰世輕世重的立法原則。其後進一步發展，出現瞭因俗、因地立法和準禮立法、君命立法。特別是在總結個別案例的基礎上進行的立法，是以經驗為基礎的，具有客觀性和針對性。
中國古代法制史以系統性、完整性和完備性著稱，並在相當長的時期居於世界法制發展前列。但封閉的經濟環境和政治環境，使它具有保守性、孤立性，以致當西方世界發生瞭資產階級革命，建立瞭民主與法治國傢後，它卻仍然在封建的法制樊籬內踱步。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國，終於成瞭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的對象。
1840年的鴉片戰爭，轟開瞭清朝閉關鎖國的國門，從此西方法文化輸入中國，為中國固有法制的改革提供瞭理論導向。而清朝統治集團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迫下，已經不能照舊統治下去，因而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提出瞭變法新政和預備立憲，並把修律提上瞭議事日程。在沈傢本、伍廷芳主持下的修律，依照西方大陸法系，分別起草瞭刑律、民律、商律、訴訟律、法院編制法，從而構建起新型的法律體系（見清末修律）。雖然晚清修律具有超前的、脫離實際的弊病，同時保留某些封建法律的遺痕，但終究是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開端，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民國時期的法制建設，基本上是以清末修訂的新律作為歷史基礎的。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瞭清朝，建立瞭民國，制定瞭《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一系列建立民國機構、改革社會陋習的立法。但是，南京臨時政府隻存在瞭短短的3個月，便被北洋軍閥竊取瞭領導權，建立瞭軍閥專政的北京政府。
北洋軍閥統治期間，頒佈瞭以軍事專政為特點的一系列立法，隻是在司法實踐中所適用的大理院判例和解釋例，表現出瞭某種資產階級法治的色彩。在北洋軍閥肆意毀法的過程中，孫中山舉起瞭護法旗幟，發動第二次護法戰爭。一方面，這說明瞭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民眾與北洋軍閥集團的對立、鬥爭，是民國政治歷史的重心所在；另一方面，也表現瞭資產階級民主派隻能以臨時約法作為號召群眾、組織群眾的旗幟，再也提不出更為激進的鬥爭綱領。這時，一些站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傢們，在思索、探尋著超越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新出路。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和1917年發生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先進的思想傢們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來研究中國的問題，尋求改造中國的方案。從此，中國近代法制文明的歷史，進入瞭一個新紀元。
1927年國民黨在北伐勝利後建立瞭南京國民政府，並在傳承清末、北洋政府法制的基礎上，進行立法建制。南京政府的法律體系，由成文法和判例、解釋例兩部分組成。成文法包括憲法、民法（包括商事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和行政法。至於判例和解釋例，則援用北洋政府大理院判例、解釋例，並作瞭大量增加，是一種靈活的法律形式和成文法的重要補充。
以《六法全書》為代表的南京政府的法律體系，曾以資產階級法制原則相標榜。但最高立法權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控制，以反共和反民主為目的的特別法，經常取代普通法，直接服務於國民黨的獨裁與內戰政策；在一般法院系統外，還建立特種刑事法庭和秘密審判制度，以維護地主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
1927～1949年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建立瞭人民民主法制。它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傢觀和法律觀為指導思想，是體現工農大眾意志和利益的創造，並以服務於革命戰爭需要為中心任務。由於根據地分散，雖各個根據地立法的指導思想和政策根據是統一的，但立法內容卻具有相對獨立性。又由於根據地開辟在農村，因此土地立法具有突出的地位。人民民主法制經歷瞭由不成熟、不完整到比較成熟、比較完整的發展過程，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法制建設，提供瞭重要的歷史經驗。
總括近4 000年的中國法制史，可以看出它不僅起源早，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居於世界先進地位，中華法文化曾經滋潤過相鄰的廣大地區。在中國法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瞭法制興則國興、法制廢則國危，政治開明、法制發展，以法治國、援法斷罪，禮樂刑政綜合為治，治法治人同時並重等歷史經驗，表現瞭中華民族深厚的法文化積淀。至於保留下來的浩瀚的法制文獻資料，不愧為世界法文化寶庫中的瑰寶。1840年以後，中國法制開始瞭艱難的轉型，盡管道路曲折，但終究取得瞭成功，這體現瞭法制歷史發展的規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