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傢、政論傢和文藝理論傢。生於法國東部的貝桑松，卒於巴黎。他的父親是拿破崙部下的將軍，母親信奉舊教，擁護王室。他11歲時隨母親回到巴黎生活，由於母親的影響，他在青年時代曾一度同情保王黨。
雨果從小愛好文學，喜歡創作。1819年，創辦刊物物《文學保守者》，在一年零三個月中共出版瞭30期。1822年發表《頌歌和雜詠》，翌年再版時改名為《頌歌集》，這些詩作在形式上拘泥於古典主義詩歌的格律，但是歌頌王室和天主教，因而獲得瞭路易十八賞賜的年俸。以後他連續發表瞭情節恐怖的小說《冰島的漢》（1923），在《頌歌集》的基礎上擴充而成的《頌歌與民謠集》（1826），以及描寫18世紀末法國殖民地黑人暴動事件的小說《佈格·雅加爾》（1826），表明他在當時日趨高漲的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已經開始向反對復辟王朝和偽古典主義的方向轉變。
1827年，雨果發表劇本《克倫威爾》，在同時發表的《〈克倫威爾〉序》中抨擊瞭古典主義戲劇隻寫“崇高文雅”等清規戒律，力圖擴大藝術表現的范圍，強調自然中的一切都可成為藝術題材，並且根據基督教宣揚的善與惡是構成人的本性的兩種要素的觀點，提出瞭將滑稽醜怪與崇高優美進行對照的原則，反映瞭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這篇序言成為浪漫主義文學流派的宣言，雨果也因此被公認為浪漫主義運動的領袖。他在1830年上演的劇作《艾那尼》中，敘述瞭16世紀西班牙的一個貴族出身的強盜為父復仇，與國王和公爵爭奪美女素兒，最後悲慘死去的故事。劇本具有強烈的反封建傾向，受到市民觀眾的熱烈歡迎。劇作打破瞭古典主義在悲喜劇之間設立的界限，采用瞭喬裝、密室、毒藥等種種奇情劇的手法，因而在上演時曾引起觀眾之間的爭鬥，被視為浪漫主義戰勝偽古典主義的標志。
圖1 巴黎雨果紀念館
圖2 雨果自繪的《歷代傳說》封面
雨果早期的小說《一個死囚的末日》（1829）呼籲廢除死刑，已經流露出他的人道主義思想。長篇歷史小說《巴黎聖母院》（1830）敘述瞭一個發生在15世紀的巴黎的故事。小說猛烈抨擊瞭教會的虛偽和黑暗、司法制度的不公和殘酷，在藝術上則集中體現瞭雨果的“美醜對照”的原則：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羅洛心如蛇蠍，而外形醜陋的敲鐘人卡西莫多則心地善良，人物性格的誇張充分顯示瞭浪漫主義的色彩。隨後發表的小說《窮漢克洛德》（1834）以真人真事為題材，譴責司法制度的不公，表現瞭他對勞苦大眾的同情。
雨果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發表的詩作有同情和支持希臘民族解放鬥爭、富於異國情調的《東方集》（1829），描寫傢庭生活和內心感情、對貧苦受難者表示同情和憐憫的《秋葉集》（1831），歡呼七月革命和歌唱愛情的《黃昏歌集》（1835），諷刺富有階級、宣揚慈善主義的《心聲集》（1837），以及試圖在精神上引導民眾的《光與影集》（1840），這些詩集的內容涉及政治、哲理、祖國、傢庭、愛情和情感等種種題材，同時也註重對詩句形式和語言的革新，逐漸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
與此同時，雨果還發表瞭一系列浪漫主義的戲劇，例如《瑪麗蓉·德·洛爾墨》（1831）歌頌瞭平民出身的青年狄傑和妓女瑪麗蓉的愛情；《國王取樂》（1832）寫平民姑娘愛上瞭喬裝的國王，劇本由於揭露瞭16世紀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的荒淫無恥，隻演瞭第一場就被禁止；《瑪麗·都鐸》（1833）中的王後愛上瞭寵臣，而《呂伊·佈拉斯》（1838）裡與王後相愛的竟是一個仆人，呂伊·佈拉斯受主人、大臣堂·薩留斯特的指使，冒充貴族到王宮裡去騙取王後的愛情，不料與王後一見鐘情。後來他當上瞭首相，在王後的支持下決心革新政治，但是當他知道自己不過是主人的工具之後，就憤而殺死瞭堂·薩留斯特，自己也服毒死在王後的懷抱裡。下等人能夠登上政治舞臺，而且在國事會議上義正詞嚴地譴責王公貴族，表明雨果具有民主主義思想。但是像《呂克萊斯·波爾吉》（1833）和《安日羅》（1835）等劇本的情節都太不真實，加上雨果往往用詩體寫作，缺乏舞臺的藝術效果。1843年，他取材於中世紀德國的劇本《城堡裡的伯爵》由於情節離奇和人物怪誕而上演失敗，宣告瞭浪漫主義戲劇的結束。
隨著七月王朝金融資產階級統治的鞏固，雨果采取瞭與現實妥協的態度，一度活躍於政治舞臺，將近10年沒有發表作品。1841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1845年被國王路易·菲力普授予“法蘭西世卿”的稱號，但是他始終在君主立憲制度與共和政體之間搖擺不定。在1848年總統選舉中支持路易·拿破侖·波拿巴，後來又成為國民議會中左派的領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恢復帝制，雨果發表宣言試圖反抗，失敗後被迫流亡國外達19年之久。在流亡期間寫出瞭《小拿破侖》（1852）等揭露和嘲罵拿破侖三世的小冊子，同時緊密配合現實的政治鬥爭，發表瞭辛辣諷刺拿破侖三世背信棄義的《懲罰集》（1853）、題材多樣的《靜觀集》（1856）和大型史詩《歷代傳說》（1859）等氣勢恢弘、感情奔放的動人詩篇。雨果改抒個人之情為抒民族之情、抒愛國之情，吹響瞭反對專制統治、歌頌光明和進步的鬥爭號角，同時使用富有表現力的跨行，大膽地改變瞭音節的頓挫，使這些感情奔放、想象奇特、色彩瑰麗、形象豐富的詩篇成為浪漫主義詩歌的傑作，雨果也因此而成為傑出的民主鬥士和法蘭西不朽的民族詩人。
雨果以詩人的目光去觀察世界，他的小說充滿瞭豐富的想象和強烈的感情，具有浪漫主義的特色。但他同時抱有濟世救民的理想，在流亡期間尤其著力揭露不公正社會現實。長篇小說《悲慘世界》（1862）就是通過許多現實主義的場面和細節，描寫瞭主人公冉阿讓等窮苦人民的悲慘遭遇，對社會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提出瞭強烈抗議，宣揚瞭仁慈博愛可以杜絕罪惡和拯救人類的人道主義思想，堪稱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范。雨果的其他小說也是如此，例如《海上勞工》（1866）寫漁民吉利亞特戰勝瞭海上的狂風惡浪和暗礁，但是在發現未婚妻愛上瞭青年牧師之後，為瞭成全別人的幸福而在大海裡結束瞭自己的生命，小說以此歌頌瞭勞動者的堅強意志和犧牲精神。《笑面人》（1869）取材於17和18世紀之交的英國，通過貴族後裔關伯倫的悲慘遭遇，將封建貴族的醜惡與勞動人民的善良進行瞭鮮明的對比。這些作品雖然受到人道主義思想的局限，但是內容豐富、情節感人，蘊涵著向非正義宣戰的浪漫主義激情，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圖3 《悲慘世界》插圖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拿破侖三世垮臺，雨果回國時受到巴黎人民的熱烈歡迎。他立即投入瞭保衛祖國的戰鬥，發表演說，探望傷員，捐款購買大炮。當巴黎公社被鎮壓的時候，他挺身而出，呼籲赦免公社社員，並把自己在佈魯塞爾的住宅作為他們的避難所。同時發表瞭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九三年》（1874），小說宣揚瞭“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的人道主義”、“在人世的一切問題之上，還有人心的無限仁慈”的觀點，這種觀點與他對革命鬥爭者的形象描繪有著明顯的矛盾，但是在當時巴黎公社起義被殘酷鎮壓、公社社員們面臨死亡威脅的形勢下，應該說仍然具有進步的意義。
雨果晚年仍堅持創作，完成瞭詩集《做祖父的藝術》（1877）、《歷代傳說》的二、三集（1877、1883）等作品。他去世後，法國政府和人民為他舉行瞭隆重的國葬，將他安葬在偉人公墓。
雨果是舉世聞名的大作傢，他的許多小說都被搬上銀幕，產生瞭廣泛的影響。《悲慘世界》早在中國“五四”時期就有瞭中譯本，現在他的作品大都已譯成中文，由柳鳴九主編的《雨果文集》（20卷）也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