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清代鴉片戰爭前後主張無限發行不兌現紙幣的主要人物。初名仲鎏，字子兼，一字亮生，江蘇吳縣人。著有《壑舟園初稿》、《壑舟園次稿》、《錢幣芻言》等書。他的貨幣主張主要載於《錢幣芻言》一書中。該書初名《鈔幣芻言》，於1828年寫成，1831年刊印；後又修改增訂，因其內容“兼及錢法”，故更名，並於1837年和《錢幣芻言續刻》、《錢幣芻言再續》一起刊印。
當時由於封建社會危機加加深，清王朝財政日益拮據，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傢向中國大量走私進口鴉片，使得白銀大量外流，造成瞭銀荒，在銀錢比價上出現瞭愈益嚴重的銀貴錢賤現象。這不僅給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瞭困難，也加劇瞭清王朝的財政危機。王瑬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提出瞭一個為清王朝搜刮民財，以增加財政收入的貨幣主張。他主張禁止使用白銀為貨幣，發行從一貫到千貫不兌現紙幣；禁止民間使用銅器（樂器、鎖鈕除外），鑄造不足值的當十、當百大錢。
“足君尤先”的財政觀點是王瑬貨幣方案的出發點。王瑬認為儒傢傳統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隻適合於“三代”以上的過瞭時的觀點。“三代”以下，則應是“足君尤先”。為瞭“足君”，就要由君“操錢幣之權”，發行不兌現紙幣，以“操不涸之財源”（《錢幣芻言·錢鈔議一》）。發行瞭不兌現的紙幣，財政就充裕瞭，可以官加俸、吏增祿、減田賦、輕關稅，鰥寡孤獨有所養，並可以興水利、墾荒田、積義倉、修學校，不但可以“足君”、“富國”，而且可以“富民”，“可以正人之心”（《錢幣芻言續刻·擬富國富民第一策》）。他把發行不兌現紙幣當作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
王瑬根本否認貨幣具有內在的價值，根本抹殺金屬幣和紙幣的區別。他認為貨幣的價值是由國傢的權勢創造出來的，“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錢幣芻言·錢鈔議一》），因此，封建國傢可以任意發行紙幣，紙幣的購買力和發行數量無關。無限制地發行紙幣也不會造成物價上漲和發鈔失敗。同時他還認為發行紙幣國傢不需要有準備金，“民間所有之銀，即國傢用鈔之本”（《錢幣芻言·錢鈔議五》）。王瑬雖然極力抹殺金屬幣和紙幣的區別，但他還是千方百計地為封建王朝搜刮白銀獻計。他主張通過發鈔“盡易天下百姓傢之銀”，使“天下之銀必悉入內庫”（《錢幣芻言續刻·與包慎伯明府論鈔幣書》）。
當時的銀荒和銀貴錢賤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傢的鴉片輸入，使得白銀外流造成的。王瑬不贊成禁煙，而是認為隻要按照他的主張發行不兌現的紙幣，外國就會因得不到白銀，“無所利而自止”（《錢幣芻言·錢鈔議一》）。他甚至認為即使白銀外流也不可怕，因為，“中國所以懼銀入於外洋者，慮銀少而不足用耳。銀既不為幣，縱使盡入外洋，亦與中國無損”（《錢幣芻言續刻·與包慎伯明府論鈔幣書》）。王瑬的貨幣方案是一個屈服於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貨幣方案。
由於王瑬的發鈔主張是一種以增加清王朝的財政收入為目的的搜刮民財的主張，所以受到當時的統治者的重視。但是，同時也遭到瞭包世臣、魏源等有識之士的反對。許楣更寫出專書《鈔幣論》，對《錢幣芻言》進行瞭系統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