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末清初思想傢。湖南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中年別號賣薑翁、壺子、一壺道人等。晚年隱居湘西蒸左石船山，自署船山老農，船山遺老、船山病叟等，學者稱船山先生。
生平與著述 出身於沒落地主知識分子傢庭。自幼遍讀群經，14歲入縣學。青年時代，一方面留戀科舉仕途，另一方面立志匡時救國，組織“行社”、“匡社”。崇禎十五年(1642)，在武昌考中舉人。翌年張獻忠農民軍入衡陽，邀王夫之加盟，他佯裝傷病相拒。清軍入關後，上書明朝湖北巡撫，力主聯合農民軍共同抵抗清軍。順治四年(1647)，清軍攻陷衡陽，王夫之的父親、叔父、二兄在戰亂中蒙難。次年，他與好友管嗣襲等在衡山舉兵抗清，後失敗投奔南明。此期間他結識瞭方以智等。嗣後被任命為行人司行人，為彈劾權奸事，險遭殘害，經農民軍領袖高一功營救脫險，逃歸湖南，入隱耶薑山。順治九年，李定國率大西農民軍收復衡陽，又派人招請王夫之，他托辭未就。從此隱居湘南一帶，經歷瞭3年流亡生活。他更名改姓，假扮瑤人，隱居荒山破廟中。其後移居常寧西莊源，以教書為生，其間撰成《周易外傳》、《老子衍》兩部著作。51歲時自題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71歲時自題墓志銘：“抱劉越石之孤忠”，“希張橫渠之正學”。
王夫之博通經學、小學、子學、史學、文學、政法、倫理等諸學，兼通天文、歷數、醫理、兵法及至卜筮、星象之學，且留心當時已傳入的西學。其著述傳世的有73種，401卷，散佚的約20種。主要哲學著作有《周易外傳》、《周易內傳》、《尚書引義》、《張子正蒙註》、《讀四書大全說》、《詩廣傳》、《思問錄》、《老子衍》、《莊子通》、《相宗絡索》、《黃書》、《噩夢》、《續春秋左氏傳博議》、《春秋世論》、《讀通鑒論》、《宋論》等。
王夫之的著作生前皆未刊行，辭世後，其子王敔選刻的10餘種也流佈甚少。鴉片戰爭後，王夫之的著作受到重視，被匯編成《船山遺書》多次出梓，流傳海內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的著作出版、佚文的收集刊印得到重視。
圖1 衡陽王夫之故居
圖2 衡陽王夫之墓
“太虛一實”的本體論 王夫之繼承張載的“氣”論，認為宇宙除“氣”以外，更無他物。“太虛，一實者也”，即“氣”是一種實體，“氣”之“實”又是“實有”的，“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在理氣關系上，他認為“理依於氣”，“氣”是“實有”的體，“理”是“氣”的規定、規律。他強調講心、性、天、理等問題必須從“實有”之“氣”出發，否則就是空無一物的妄論。在道器關系上，王夫之認為“無其器則無其道”，道在器中，實存的隻是器，“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道不是單獨的實存，而是通過實有之器體現的，“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
“太虛本動，天地日新”的動靜觀 王夫之提出“物動而已”，宇宙萬物是動以入動，沒有停止、間斷，在這種不間斷的動中，世界生生不息。與傳統儒傢、道傢重“靜”說不同，他強調“動”是“恒”，“靜由動得”，“靜”是相對於“動”而言的，一切無不在動。他發展瞭張載的氣化論思想，強調“天地之化日新”，事物是“推故而別致其新”而“實有”的。事物是生生日新的存在。他進一步認為“物動”而“日新”的內在機理在於二氣“必相反而相為仇”，同時“相反而固會其通”。王夫之認為陰陽二氣之相反又相通，是一致的。他認為合分相即。一方面，在其分處即有合；另一方面，在其合處已有分。他還認為陰陽是相分的，但又是恒通的，分中有合。二者不是對立相迫的，而是即分即合的，此即是“恒常”。
“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的知識論 王夫之改造瞭佛教哲學的“能”、“所”概念。“所”指知識活動的對象，是實有其體的，“能”則是知識活動主體功能，是實有其用的，二者的關系是“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客觀世界是知識活動對象，知識活動對象是知識活動的前提。在知行關系問題上，王夫之認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中有知而知可以相對獨立，不與行相比肩。他從現實經驗層面上強調“行”的重要性。同時他又認為“知行相資以為用”，在知行的邏輯關系上，強調知行是互為條件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他還指出：“知之盡，則實踐之。”認為人的知識活動就其本質而言是能“竭天”即窮盡對事物的認識的。人的知識活動是主體的能動，在“實踐”中“知行相資”，由“知行相資”可以達至“知之盡”，知之盡還要實踐之。
“理勢合一”的歷史觀 王夫之認為歷史的發展“隻在勢之必然處見理”，是有自己的法則和必然性、規律性的。“勢”是一定如此，不可逆轉的趨勢，“理”是規律性。他認為“理”與“勢”是不可分的，二者相輔相成，是“理成勢”、“勢成理”的關系。他認為社會歷史是十分復雜的，但是“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別不盡然之實”，就能夠把握歷史發展的“理”、“勢”。在歷史發展的“理勢合一”理解中，王夫之尤其強調在“民心之大同”處見“理”、“勢”。他繼承發展先秦儒傢的民本思想，認為民之“視聽”、“聰明”、“好惡”、“德怨”、“莫不有理”，民心民意即是歷史的“理”、“勢”所在。在這個意義上他說“即民以見天”，“舉天而屬之民”。即民即天，民是歷史“理”、“勢”的載體。他繼而提出“重民”、“畏民”的主張。
“有欲斯有理”的倫理思想 王夫之認為“性者生理也”，人的生命生活本身就是性之所在，包括人的生理、心理欲望等，人之性是不能拋開“飲食起居、見聞言動”來談的。他認為人之“所欲斯有理”，物質生活、飲食、男女之屬是“人之所大共”。他認為人的道德義理與物質欲望不可以分為兩截，必須“珍生”、“貴義”相一致，義與生的任何斷裂，都不是真實的“性”。王夫之還認為人之性是“日生日成”的，是生動、具體的，不可僵死地對待，遠古之時的人之性與當今之時的人之性有不同的歷史內容。王夫之的理欲一致的思想，具有啟蒙思想的特點。
“內極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學思想王夫之認為美“雖有在心、在物之分”，是才情與物理的統一，詩藝之人要發明才情以內極之，又要用於外物之理，使二者融於一爐，渾然一體，從而“體物而得神”。王夫之的才情與物景相交融的美學思想，影響瞭晚清王國維。關於藝術創造問題，他主張“即目”、“直尋”，強調即物以直截感悟，反對“以名言之理相求”。
王夫之的思想是他所處的“天崩地解”時代的思想集大成，具有豐富的內容、邃遠的深度和鮮亮的時代氣息。他的學說對後世產生瞭很大的影響。譚嗣同詩贊曰：“萬物招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他稱王夫之是五百年來真正通天地人之故的第一人。章太炎則頌曰：“當清之季，卓然能興起頑儒，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一傢而已。”